刘星:马锡五审判方式的“可能”的运行逻辑:法律与文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60 次 更新时间:2015-03-08 14:5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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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星 (进入专栏)  

   摘要:关于马锡五审判方式的研究,可再推进。从法律与文学的角度切入,通过关于“马锡五审判”的文学作品中具体事件情节的叙述,分析该审判方式的“可能”面对的微观环境,进一步探索该审判方式“可能”的一种运行逻辑,这成为再推进的一个策略。此再推进的目的,一方面,是丰富对其可操作性的理解,另一方面,在于拓展对这种审判方式“可能”所应对的深层法理问题和所试图解决的基层司法关键环节的理解。文学作品提供的“事件情节”不应用作原事实,但只要展现了真实世界中的“可能”,对法学研究便存启发,此缘于法律思考不可能拒绝“未来可能出现的问题”。

   关键字:马锡五审判方式;法律与文学;刘巧儿故事;运行逻辑;基层司法

   你是从群众泥土里长出的一棵树,群众泥土是你智慧的源泉……能深入、能显出;既细致、又自然。[1]

一、问题

   对马锡五审判方式,已有研究颇丰富。[2]而近年实践中,一些地方法院以遵循马锡五审判方式为要旨,展开司法“创新”,[3]如推行基层民事审判大陪审制模式,增加陪审员人数并增加其在合议庭中的决定权重,[4]此更刺激了学界相关研究的兴奋。显然,在马锡五审判方式上,理论本身的研究、理论与实践的互动、理论试图对实践的或赞许或批评持续不断,说明此方式的确重要。

   相关研究涉及几种主要思路:第一,实质公正论,即认为马锡五审判方式重纠纷解决结果的是与非,而对程序正义大致忽略;[5]第二,环境决定论,即相信此审判方式是当时各种社会条件的产物,带有浓重的时代印记;[6]第三,文化承继论,即指出此审判方式是我国传统纠纷解决模式的一种延续;[7]第四,政法策略论,即将马锡五审判方式与政党的政治目的勾连起来,视其为政党全面政治战略的一部分。[8]毋庸置疑,相关研究十分有益,因运用多种理论框架,从不同角度侧重深入,澄清了关于此审判方式的若干内涵、利弊所在、其与周边语境的相互关联、其与历史传统的呼应关系,以及其与政治设想的内在契合,但如果马锡五审判方式的基本特征像普遍认定的,为“座谈而非坐堂”、“倾听群众意见”和“审判调解结合”,[9]则上述几种主要思路存在某些疑问。

   以实质公正论看,这种思路暗含了“程序正义不可或缺”的法治现代性逻辑,依职业化、专业化的司法范式来审视马锡五审判方式,却须面对如下困惑:其一,民事诉讼简易程序、小额诉讼简便方式、诉前司法确认及刑事和解已成为当下我国制度所接受,甚至被视为现代司法一部分的重要内容,其显然不能被认为是带有标准程序正义的主要元素,类似的调解制度,随时间推移,也已成为现代司法程序的坚固环节,将其视为标准程序正义的成员亦是不易;其二,历来被看作标准程序正义的美国刑事诉讼制度,其诉辩交易机制恐已超越了“审判调解结合”的想象,虽令我们至今避而远之,可我们却极少致以微词。概言之,实质公正论似有“政治正确”的程序正义固执倾向。

   就环境决定论言,其逻辑指向了“何种制度取决于何种环境”,另暗含了“时代变迁故此审判方式应归属历史”的结论,但却难以解释如下问题:首先,在当时社会环境条件下,从陕甘宁边区甚至更广范围的抗日根据地看,马锡五审判方式据以产生的陇东农村地区,并非是唯一,尽管无完全相同,然而类似环境条件的农村地区均存在,为何马锡五审判方式却独创于陇东农村地区?其次,更广泛看,如果环境极为重要,是关键要素,为何环境迥异的某些西方国家如美国同样发展出了庭前调解制度?另外,英语国家为何早已出现了陪审团制度,此制度中,越是重要的案件,无论刑事还是民事,越是需要作为陪审团成员的普通人士提出案件是与非的最终定性意见,法官不仅“倾听”更是必须接受,这与“倾听群众意见”相比似有过之无不及?可发觉,环境决定论似依赖了略显含糊的因果制约预设。

   从文化承继论说,其判断依据以“传统总是相传”为指引,却须面对如下一些追问:其一,同是我国的其他地区,如当时的某些城市,为何没有繁衍出与马锡五审判方式相近的司法机制,反之则重视现代程序主义意蕴的司法机制?其二,包含“倾听群众意见”的马锡五审判方式常被定义为“群众路线”,如被传诵的毛泽东题记“马锡五同志:一刻也不离开群众”,[10]其为何显然无法在文化传统中发现任何踪迹?故可认为,文化承继论似有“传统不易改变”的强式历史决定论的陈迹。

   再看政法策略论,该论强调了政治对司法的制约和推动,并以政党发动群众参与司法过程以支持政党政治为思考核心,但同样须面对一些追问:首先,让群众来审判对立面,甚至调动群众审判自己的纠纷而无须法官包括马锡五式的司法人员来主导,是否更能获得群众主体性自觉的激励,以实现政党政治的群众动员?一般看,民众似更期待自治而非他引,[11]在审判方面或许并不例外;其次,马锡五审判方式产生于战争年代,如为更有效地展开政治,政党完全可取消司法而将一切纳入政治管制,如此似更适合政治策略,事实上,后来甚至和平时期的政党政治都曾认为“司法成为政治附庸”均属多余,[12]既如此,当时为何让显然带有一般司法定义的内容的马锡五审判方式得以存续,直至大加赞扬?故亦可认为,政法策略论似有“政治至上(在中国)”的强式政治决定论的旧痕。

   当然,关于马锡五审判方式,争论广泛,[13]上述思路亦相互批评,另有竭力支持今天推行者,[14]也由此引发了一种妥协意味的“其精神可继承、需继承”的观点。因种种原因,不少研究总乐意如此概括地宣称。[15]但众所周知,提及“精神如何”,随之而来的问题则是某种具体司法方法既可称为符合精神又可称为背离精神,因此,“精神继承”往往可成为一种策略托词,进而成为“我行我素且自我保护”的盾牌,结果则为或导致新的争论,或无声无息地“去除”马锡五审判方式。如纠纷解决中,坚持程序正义,严格执行职业化、专业化的诉讼操作,却同时强调审判人员态度温和地对待当事人,且认真听取当事人的陈述主张并关注(仅是关注)社会的普遍意见,这是否可归入“精神继承”?显然,其既可谓之“新形势发扬”,也可谓之“行之故我”,存“去除”之蕴或至少使“精神继承”形同虚设。

   在本文看来,以往研究存在的疑问,或许缘于对一个焦点即马锡五审判方式的运行逻辑缺乏清晰的把握及理解。本文所称运行逻辑,指规律往复的机制。这种机制,可谓之必须依赖细节清晰即一切均能“沙盘操作”的场景而明确。对观察者而言,这是指,只有知晓一种审判方式如何能像亲历诉讼以展开、推进、收结,其路线图如何能细致描绘,之中规律往复的机制方可准确定位、干净剥离。或许未能以这种运行逻辑的理解作为基础,故以往研究似抽象的普遍性探讨,且如前面所分析,极易遭遇反例进而出现上述疑问。如此,首先进入细节,并深入辨析这种运行逻辑,或许能有助于疑问的清澄。其实,马锡五审判方式的各种研究,对法学而言,主要在于司法实践意图,即当下及未来是否可在纠纷解决中以“看得见”的方式借鉴、模拟、改善。就此论,疑问之所以存在,亦缘于“看得见”的实践预期制约着研究的理论能力,换言之,人们易以法律活动细节营造的可能性,审视相关学术思考的意义。故运行逻辑的微观讨论已成必要。

   这并非说,自研究始,没有关于马锡五审判方式的具体运行描绘。人们熟知,早在1944年,《解放日报》即以“马锡五同志的审判方式”为题发表评论,提及此审判方式如何操作,并附典型案件以作经验说明;[16]稍后,《新华日报》以“一桩抢婚案”为题发表评论,[17]亦类似提及和说明。[18]再后的若干史料记载、法律史研究,均或多或少表现了相似陈述,而个别学者的研究更似有具体说明之意向。[19]但所涉陈述常是一般概说,联系若干案例亦常是简略说明,出于各种原因,没有同时或可能也无意从细节上勾画以仔细推敲。正缘此,相关信息难免措辞含糊,或一带而过或粗略言之,也使日后“微观复盘”成为困难。我们知道这种审判方式的概略含义、基本情形,却不知当细节上的争论出现后,究竟会发生什么,亦不知争论的逻辑会步入纠纷解决微观活动的哪一方向,具体机制如何衔接,尤其在具体案件中。也由此,以往研究的疑问呈现便在情理之中。故需开辟新的研究路径。

二、材料

   本文尝试结合关于马锡五审判方式的文学作品,作为讨论视角。目前看,相关文学作品,主要有20世纪40年代的袁静所著秦腔《刘巧儿告状》、韩起祥所著说书《刘巧团圆》,50年代的评剧《刘巧儿》及由其改编的60年代电影《刘巧儿》,另有1996年电视剧《岁月不流逝》,[20]2009年电视剧《苍天》。之中,与马锡五审判方式联系最密切者,为《刘巧儿告状》、《刘巧团圆》和《苍天》。之所以从关于马锡五审判方式的文学作品进入,是因为其大体以原事件的基本情形为依据,却侧重细致的司法故事叙述,而最重要的是,其多结合颇经典、本身便富戏剧性并有足够吸引力的真实“封捧儿案”或称“刘巧儿故事”而展开,由此,丰富了马锡五审判方式操作过程的细节构造,展现了具体的关于纠纷及司法解决的事件复杂、矛盾发展及各种情节的可能走向和选择,令人可仔细察看、检验马锡五审判方式的“沙盘模型”,进一步,使该审判方式运行逻辑的微观讨论得以可能。

   从文学作品进入,当然具有风险。此缘于文学作品如常识所认为,总包含虚构、想象成分,其所建构的人物、事件、情节等,常可能留有作者主观世界的印记。而针对上述作品,在相关的文学研究中,已有学者指出这点,即尽管以原事件基本情形为依据,但作为丰富故事具体内容的某些素材具有“推测成分”,[21]甚至某些原有的事件被略作修改(参见后文)。韩起祥也曾谦逊提到,有些事实不了解且故事编述有缺点,望人们提意见以改进。[22]这意味着,文学进入或可能与法学学术期待的“原事务真实”相去较远,据此展开的讨论,可能根基滑动。但本文借助文学作品,并不意在考证“法律历史”中的微观细节,并以其为“真实”的踪迹;本文同时认为,就马锡五审判方式而言,将文学作品与相关史料相互印证以求微观细节的可能真实,也属一厢情愿,因为,其完全可能存在循环论证,即文学作品的真实,依赖相关史料的印证,而后者真实,又依赖前者的印证。本文如此借助,与之有别,意在获得与“事物真实”相似的一种可能性,这是指,如果在文学作品中看到的事件、情节等故事发展逻辑在现实中有可能存在,此便是重要的。这缘于一个普遍易接受的理论预设:现实中的未来,总存在许多可能,而法学学术,并不拒绝相反恰是欢迎这些可能的研究。[23]故从文学作品进入,对本文来说并无前述风险。进一步,也正是以此为由,本文所讨论的相关“具体运行逻辑”,为一种“可能”的,但又富启发。

   本文集中参用袁静所著秦腔《刘巧儿告状》、韩起祥所著说书《刘巧团圆》,[24]偶尔涉及其他。之所以集中参用两者,乃基于如下理由。

第一,时间上,其最接近马锡五审判方式产生的年代,即20世纪40年代初期。另地域上,两文学作品作者均在当地创作,袁静为当时陇东中学教员,[25]韩起祥为当时常行走于陕甘宁边区各地区的民间说书人,[26]两人颇熟悉该审判方式“原产地”的人情、风土、习俗,并尤为享有极丰富的关于该审判方式的各种信息,如袁静创作时,曾亲访马锡五,后者告知“天上无云不下雨,地上无媒不成亲”等民谚,袁静将此用于作品,并使作品在当时当地颇具亲和力。[27]据此可说,两作品中的故事叙述和该审判方式的勾画描绘,甚贴近当时相关文化环境和情绪氛围。此理由,并非意指两作品“更可能是真实的反映”,而是意味着,在《刘巧儿告状》和《刘巧团圆》中,或可得到马锡五审判方式的“可能”的运行逻辑的同情式体会。[28]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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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清华法学》201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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