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星:判决书"附带"——以中国基层司法"法官后语"实践为主线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85 次 更新时间:2015-03-06 22:5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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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星 (进入专栏)  

   摘要: 判决书"附带",尤其是中国基层司法实践中的"法官后语",折射了关于判决书定义、功能,及法官角色和更宏大的司法的理论复杂,需深入辨析。而历史化地理解问题,并引入微观司法需求互动和宏观社会需求互动的概念,可深入洞察其关键,并获得关于判决书"附带"至司法等系列问题的"社会约定"的思考路径。由此推进,重视并积极回应被司法者和广泛司法关注者对司法的愿景,符合司法政治学的正当性理念,亦对中国现代正规司法建设有益。

   关键词: 附带|法官后语|需求互动|社会约定

一、问题和思路

   对判决书"附带",历来存争论;而作为或许称为"新事物"的中国"法官后语",刺激并拓展了其争论空间。[1]现代司法理念,及以"群众路线"、"审判为民"、"解决问题"等为关键词的政法司法理念,是目前审判实践的主要思想背景。在此背景下,相关争论变得更富吸引力且有建设性。当正规的法律教育不断展开,职业法律人的数量不断增加,尤其是司法群体日益专业化,而中国继续处于转型时期,尤其是被司法者及广大司法关注者继续以自己的意愿、设想,包括憧憬,来面对司法,争论只能且必须存在和深入。

   现有争论已富有启发。相关学术探讨,涉及了判决书"附带"的多样性,如西方国家的"法官异议"、中国古代的"判劝结合"、当代中国的"法条附设"和"权利告知"(告知申请执行权等),甚至"法官不同意见",另有"法官后语";此外,涉及了"附带"产生的缘由、其本身可能的意义,并涉及了更广泛的判决书功能、法官角色定位等问题。[2]现有争论,增进了人们对判决书"附带",尤其是"法官后语"的理解,亦为中国司法实践提供了参考和智识。

   但现有争论表现了不足,需要且可能继续深入。第一,在考察"附带"产生的缘由及"附带"的意义时,这些争论,未涉及司法者认为和被司法者需求之间微观互动的辩证关系,尤其未觉察被司法者如何尝试定义司法,即提出"司法应怎样",如司法除理性裁判外还应表现协调、关爱等,而这种尝试或提出意味着,"司法"本身,或许不应由司法者及法学家单边定义。[3]第二,虽然涉及了判决书"附带"的多样性,甚至丰富了其历史故事,但这些争论,常假定判决书"附带"--首先是判决书--本质主义的定义,即不知不觉预设了判决书及其"附带"本身即如何,大体未发觉其中"历史化理解、定义"的重要;而"历史化"意味着,判决书及其"附带",首先是在历史变迁中调整自己的定义,并不遵从本质主义的人为定义。第三,尽管涉及了判决书功能,但这些争论,类似地预设了判决书功能只能怎样,而未深入(尽管少许)考虑其多样,特别是心系、抚慰被司法者,及与被司法者形成相互理解的局面等方面的丰富性,进一步,未深入觉察各类阅读者对判决书功能形成的广泛社会化愿景。第四,在法官角色理论上,这些争论,通常未深入考察(仅偶尔触及)法官角色扮演和其他社会角色扮演之间互动的可能性,特别是其中暗含的互助机制,而是如预设判决书及其"附带"本质上即如何一样,预设了一种"法官角色定型化"的概念--其仅为理性裁判的"人物";如此,限制了法官角色理论的理解空间,及其中隐含的社会需求问题,进而限制了关于判决书及其"附带"的更富想象力的理解空间。

   本文尝试推进争论。

   但首先要提到,尝试推进,不在于就判决书及其"附带"、判决书功能、法官角色等问题而言,本文试图论证一切是历史滑动的,没有大体一致的关于定义或限定的社会理解,这种论证,对法律问题通常没有意义。其实,本文标题写出判决书"附带",本身已意味着,认同某种关于判决书及其"附带"的定义或限定,如当代的一般理解。尝试推进,是期待切开复杂的历史、现实层面,在变迁和各种互动关系的背景中,分析某个对象,如关于判决书及其"附带"的一个现有概念,如何具有自己的边界,进一步,认识此边界可能带来的局限,从而分析新的概念理解如何可能益于实践。这意味着,可能的真实及建设性方案在于概念和实践之间的互动。

   其次要提到,本文以中国基层司法"法官后语"为主线,是因为,"法官后语"不仅引起了广泛争论,具有实践的生命力,以后可能继续演进,更重要的,其在今天形成了一个深入洞察宏大司法问题的适恰窗口。一方面,其属"附设",不与判决书裁判内容一体,[4]此表明在撰写并交付被司法者时,司法者已尊重当下关于判决书的专业化职业化的理性观念,并不试图、也不大可能冲破现代司法关于判决书已形成的行业传统。[5]而对中国现有正规化司法事业发展的尊重,乃至整体意义的坚守,在今天显得日益重要;卷入全球化并进入城市化旅程的当代中国,已不可能回避现代司法正规化的意义和召唤。另一方面,其常推出乃至适时变化,甚至不断丰富,[6]表明司法者已意识并参与到现代司法理念和复杂的当代中国审判需求的相互纠结过程中,进一步,表明运用某种方式以调整司法策略亦为应有之义。而让司法发挥真实有益的作用,不拘泥于正规司法的想象,且通过解决现实问题使被司法者或广泛司法关注者获得欣慰,进而赢得其认同和支持,亦为中国司法职业得以发展的前提条件。"法官后语"实践,反映了上述两个方面的复杂关联,并展现了中国基层司法者对两者的平衡把握意识。之中,透露的一个信息,则是一般司法理论的"教义"和另类司法实践的"自在",即自我生发及自我强化的"自在",其间究竟存在何种辩证的博弈关系,而这种关系,又包含了何种深意?

   以中国基层司法"法官后语"为本文写作主线,另外的理由在于,相对其他"附带",如"法条附设"、"权利告知",包括"法官不同意见",其内容和意向更多面,也由此更侧重了"伦理教化"、"善劝提议"、"情感渲染"等心灵调动对理性裁判的协调意义,展现了与判决书主体部分更丰富的互动关联,即司法文书应展现更丰富的公共治理及社会关爱的内容,以延伸理性裁判的适应能力与亲和能量。[7]从当代学术谱系看,其不仅推进了实用主义法学的现实效果的理念,即强调问题的解决,[8]而且--此更重要--凸现了法律与文学的情怀融合的姿态,即不仅重叙事内容,也重叙事形式(文学化的感染),以后者推动前者。[9]以往研究争论的焦点之一亦在此。而恰是这一协调意义,及更丰富的互动关联,或许可引发对判决书功能、法官角色乃至更宏大的何为司法的广泛深入反思。显然,对中国基层法官而言,无人不知,教化是伦理书籍及伦理工作者的任务,善劝是普教读物及社会工作者的任务,打动是文艺作品及文艺工作者的任务。但其撰写的"法官后语"为何还会"节外生枝"?其为何还会"客串他角儿"?更重要的,其中有些法官似乎认为,司法文本及法官职责本身不应自我局限,文本及职责的内在要求本身即应展示丰富性。同样明显的,他们知道,运用法律及理性地判断纠纷是判决书的目标,法官的职责首先在于裁判,延续至今,正式制度及法律教育,亦在不断强化这种观念及秉承。他们亦明白,运用经验并实用地理解纠纷是司法文书的另一目标,法官的任务其次在于化解;延续至今,社会压力、"案结事了"的要求,及能动司法的概念宣扬和制度倡导,[10]同时在继续催促这种意识及惯习。但为何在相当一些"法官后语"中,特别是认真、充满情感且措辞用心的,可读出中国基层法官对司法文本多重功能发挥,及法官多重角色担当的自觉认同?[11]在此,一个深入学理问题显然需认真对待:在理性司法和实用司法之外,是否存在同样魅力的路标?

   本文讨论将尽力附着在经验材料上展开。所以贴近经验材料,因为,单纯理论分析易遗漏、遮蔽、压抑、抹煞材料本身的信息丰富,无形中易阻碍未来讨论的思考张力。而贴近经验材料,另意味着,以往研究虽然注意了经验样本,常以经验材料为开始,但其总易概括言之,未细致分辨,且总易疏忽"法官后语"样本与其他经验材料(即社会各种生活现实)的关系。而在各种经验材料的关系中,或许孕育了新的理论分析的可能。但本文不意在实证研究,如调查、统计、分类,或试图挖掘新的材料,以证明实然命题。这些当然重要,亦可拓展理论分析的背景视野,然而原有资料已需深入、重新理解,在我看,已具备理论提升的可能性。就此言,本文使用的经验材料大体已被他人使用。对经验材料的新理解,及从中展开理论推进,是本文意欲突破所在。

   本文基本观点是,判决书"附带",不免需面对司法者和被司法者包括广泛的司法关注者的相互博弈,更重要的,相互理解及合作(主要指司法者一方自觉),而"法官后语"可成为范例,之中我们需觉察判决书"附带"无法人为地被束缚,亦无需如此。从这出发,本文认为,判决书存在通常理解的模式,但这种模式,是由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约定而成,非本质化的概念,从社会约定的角度宽容判决书特别是"附带"的模式,远比特定精英群体"顶层设计"来得更有益。进一步,本文主张,社会约定的概念,使判决书"附带"、判决书功能和法官角色等理论需在微观司法语境的需求互动和宏观社会语境的需求互动的考量中,不断修正、推进;以此为要,需深入思考、辨析并认真对待被司法者和社会中广泛的司法关注者的期待,以开启司法过程"社会契约式"正当性的理论反省,而这些,又提示从新的角度挖掘司法政治学的问题理解。

二、"法官后语"如何作为"附带"

   目前看,"法官后语"样本十分丰富,但主要侧重三类。第一类用伦理内容支持法律内容,以使伦理理解支撑法律理解。第二类用伦理内容补充法律内容,在法律内容无法或难以触及的地方,让伦理内容发挥功能。第三类则通过富情感、文学化的叙述,给予慰籍,并使法律内容经生动而获得亲近。[12]

   关于一桩遗弃老人的刑事自诉案,云南昆明市官渡区法院在裁定书后面"附注"写道:

   人人都要经历生老病死,谁不喜欢年轻,谁愿意承受岁月无情的变迁?赡养父母,天经地义。即将成为老人的你,同样需要子女的赡养,相信老人所需要的不仅是几十元钱、几十斤大米,更需要的是儿女的一声呼唤、一句慰语、一个关怀。望善待古稀老人的殷殷期盼,扶老以颐享天年。[13]

   这段"后语"可分属第一类。其显然意在陈述素朴的伦常义理,从亲情、生命延续和情感需要的角度,增加法律裁定正文对案件被告人的效果,将法律理解续展为道德理解。换言之,在法院看,裁定书的效力不容置疑,但裁定书负载的社会内涵同样重要,通过"后语",即附带的书面文字表达,将此内涵清晰传递是不容忽视的。可觉察,法律裁判正式内容对被司法者的道德思想和预期会产生影响,也可能唤醒被司法者的伦理自觉,但这有时可能较有限,通常亦微弱;如果法院希望在影响和唤醒方面增加可能性,"后语"的撰写,势必成为一个较佳选择。因为,裁判书的正式行文,要求准确、直接,以法律叙述行规要求的方式表达国家强制的意志,从阅读吸引力的层面看,其自然不能和委婉倾吐的"后语"相提并论,即对被司法者而言,前者的阅读激励成本明显高于后者。

   同样可分属第一类的样本还有一些,如"父母的养育之情是一份沉甸甸的恩情,是我们穷尽一生也难以偿还的恩情";[14]"婚姻大事理应三思而行,慎重为之,切莫草率行事,遗憾终生"。[15]

   关于第二类样本,可注意河南洛阳市涧西区法院撰写的一段"法官后语"。其写道:

原告少年丧父,被告中年丧偶,实为人间悲剧。本案双方当事人因此而遭遇的不幸是令人同情的,但又为继承死者遗产而引发纠纷,使本来就已受到伤害的心灵雪上加霜,甚感遗憾! 法律虽然可以公正地处理当事人之间的继承纠纷,但金钱毕竟无法代替亲情。死者已去矣,余者尚生存,亲者为死者之财而起纷争,死者在九泉之下能瞑目乎?愿双方摒弃前嫌,互敬互爱,(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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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法学》201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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