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行之:无政治改革的推进,周永康案无意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584 次 更新时间:2015-03-04 10:3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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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行之 (进入专栏)  

  

   1.把结论写在前面

   最终如何处理周永康案,目前还看不来端倪。无论怎样处理,周永康案都将成为影响中国历史的重大事件。这里所说的“影响”,不是指党内党外的政治震荡,也不是指权力机器内部的人事更迭,而是指:它将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决定着中国的政治走向,决定着中国在世界政治版图中的位置,决定着大国关系和世界政治格局。处理得好,中国也许会在经年堆积起来的政治废墟中涅槃重生,融入到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所秉持的价值体系当中;处理得不好,则有可能继续沉沦,在对“特色”的坚持中进而成为对内对外意义上的非正常国家。

   2.我们目前所处的位置

   那么,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呢?我们不做就事论事的推论,而是从常识入手,在“国家类型”或者曰“国家政府的权力谱系”当中,具体看一下我们所处的位置。

   世界上有很多种国家类型,分别被冠以不同的名称,譬如民主主义的,权威主义的,极权主义的……不管有多少名称,实际上都可以简略地归为两类:民主国家和非民主国家,其政府也可以区分为民主政府和非民主政府。

   民主政府还可以细分为民主制和有限民主制,我把前者称之为完善的民主制,将后者称之为不完善的民主制。完善民主制的国家特征是:两党或多党,普选,切实保护个人自由,朝向社会和经济平等的垂直流动,宪法对政府有具体的限制和制约,权力制衡机制,新闻出版自由,公职敞开招聘,对结社不加限制。不完善民主制的国家特征是:一党独大,限制候选人的普选,缺乏权力制衡机制,有限的个人自由,一定程度的新闻自由,部分社会和经济平等,宪法对政府有限的制约,部分开放公职,允许某些政治团体存在。

   非民主政府同样分为两类:权威主义政府和极权主义政府,也可以表述为权威主义国家和极权主义国家。权威主义的国家特征是:一党或无党,个人决定或政党决定的领导权,完全没有权力制衡机制,等额选举,对个人自由不稳定的宽容,宪法对政府极少或者没有限制,对社会间歇性的管制,军队直接影响政府,政府决定经济体制和经济结构,政府控制新闻。极权主义国家特征是:一党制,个人或政党决定的领导权,人民有一定程度的选举权但仅限于赞成政党候选人,缺乏宪政,极其有限的政治自由,国家决定社会结构,政府牢固控制经济,政府控制大众传媒。在上述极权主义之外,还有一种被称之为绝对极权主义的国家,特征是:绝对一党制,人民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人民没有个人自由,政府高悬于社会之上,控制新闻媒体,被强制的经济和社会分层,政府完全控制经济,严格的思想控制,个人良知泯灭。

   众所周知,由于个体差异,人们对时间、空间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同样,在判定一个国家是民主主义的、权威主义的还是极权主义的,也会有很大不同。然而这不影响人类在大致相同的价值基点上对自身位置进行确认,这是因为名称仅只是概念符号,而概念是从人的生存经历中得来的,是不可改变的——譬如,我们都经历过中国人所经历的,这种经历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刻骨铭心的,没有任何人可以改写镌刻在我们内心深处的记忆——正是这种确认,使我们从周永康案中看到了它之所以产生的必然性缘由,看到了促使它产生的国家特征和政府特征,在这种条件下,名称实际上已经不那么重要了。

   一个国家历史和政治、经济、文化结构决定那个国家的国家形态和政府形态,而不是什么别的东西。具体到我们的话题,是中国独有的历史,是中国独有的政治、经济、文化结构,决定了周永康案的必然发生。来源于历史的中国政治文化是有毒的,其政治、经济、文化架构是扭曲的变形的,这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两者互为因果——扭曲变形的政治、经济、文化结构决定了中国必然连续不断发生周永康案之类带有黑暗性质的政治事件,此类政治事件也说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结构之严重的扭曲变形。

   于是出现了“如何处理周永康案”的问题。

   有两种选择,一是在某种政治强制状态下,不触动政治、经济、文化架构,只是将其视为偶然发生的腐败案件,让人民在浅层次的反腐败幻象中陶醉,施行绵延数千年的法家路线——表现为高度体现国家意志、将人民排除在政治过程之外的酷法统治——将他们引入到对新皇的崇拜与效忠之中;二是在一定程度的政治自由的氛围中(哪怕仅仅是上世纪八十年代那种极为有限的政治自由),还给人民思想的权利,释放人民的政治智慧,以普世的自由、民主的方式而不是以“具有中国特色”的不允许民意进入的方式,审视这个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形态和架构,按照人民的意愿,刻不容缓地对所谓特色制度和特色体制进行深刻的反思、变革和改造——即本文标题所谓全面推进政治改革。

   两种选择,两种结果。

   3.周永康案不能就案说案

   尽管在如何处理周永康案上目前还看不出端倪,然而依据历史记忆,依据我们卑微生存中的过往经验,依据被置身于政治过程之外的当下处境,我的直觉是,做前一种选择的可能性会更大一些,即便是在看到高层发出“依法治国”的宣示之后也是如此。如果真的是这样,对案件的审理和解说必定会以“可控”作为第一位的政治原则,仅只是就案说案,只在反腐败层面浅尝辄止,那就意味着必定会有很多不能规避、不能切割的问题被刻意规避和切割,而这些问题又如此重要,重要到让“腐败”这个词都失去分量,重要到所谓“周永康案”有意义或者没有意义,重要到关乎中国的未来政治走向,关乎到——就像我开头所说——这个国家正常还是不正常,甚至重要到这个关乎这个国家得以涅槃重生,还是在一片岑寂中走向沉沦死亡。

   这些问题是——

   如果如官方所说周永康是一个阴谋家和腐败分子,那么,他是怎样攫取国家权力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是什么样的制度、体制、机制把他送到了如此令人惊叹的权力高位?在这个制度、体制、机制中,国家权力的来源究竟是什么?是人民经由选举权表达的同意,还是更大权力带有黑箱政治色彩的私相授予?人民的意志和愿望为什么无法进入国家政治过程?中国何时可以将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宫廷政治转变为开放的民主政治?我们应当从周永康案中追究怎样的制度责任、体制责任和机制责任?

   周永康是偶然出现的个体,还是制度性麇集起来的团伙中的一员?有没有同级别或者比他更高级别的人用同样的手段攫取了国家权力?有没有人仍然人模狗样地一边接受膜拜一边还在巧取豪夺?除了周永康之外,还有没有人让子女亲属盘踞在国家最重要的经济命脉部门,通过所谓“国企”的方式垄断资源、垄断经营,在金融、电力,通讯、水利、交通、矿产领域疯狂饕餮和掠夺社会财富和民脂民膏?关于“500户”的传闻究竟是真是假?《纽约时报》披露的家族财富真的是“西方敌对势力”编造的虚假新闻吗?如果剔除了周永康仍旧不能阻止利益集团的其他成员继续为非作歹,如果人民面前仍旧虎狼当道,如果人民仍旧被掠夺,如果社会仍旧喑哑,如果思想仍旧被视为洪水猛兽,如果政治、道德、人性仍旧继续溃烂并无可抑止地向全身蔓延,又该怎么解释作为局部事件的周永康案与全局性的中国政治结构、政治形态的关系呢?

   周永康以“维稳”之名肆无忌惮地破坏法治,恣意侵犯公民权利,仅只是他的个人行为吗?如果没有一整套严格的制度保证和机制遮护,如果没有集团式的国家级政治运作,周永康个人能做到喑哑所有社会声音、禁绝任何思想流动,以封建时代“文字狱”的方式打击和迫害行使思想权利的民众吗?赋予这个人国家权力的更大的权力者当时在干什么?如果周永康个人就有那么大的能量,我们又如何评价在他上台之前和下台之后几近相同的社会政治形态呢?在一个因为统计地震遇难孩子人数和姓名就可以受到指控的国家,在一个因为为举牌要求政府官员公布财产就被以寻衅滋事罪遭到逮捕的国家,在一个因为对不合理制度、体制、机制发表几句非议就会被“喝茶”的国家,仅只是周永康一个人在用国家暴力践踏人权吗?究竟谁才是这个国家的主人?又是谁在以国家的名义消解和褫夺了公民的权利?就连国家主席、党的总书记想要挪动一下脚步都不得不将个人生死毁誉置之度外,究竟是什么样的黑暗势力拥有如此强大的胁迫力量?

   上述所有问题,中国人民都需要一个说法。

   周永康案的发生,使这种需要变得急不可迫了。

   你再也不能回避了,没有退路了。

   4. 特殊利益集团是国家和人民的共同敌人

   是的,中国人民需要一个说法,需要一个回答,人民在等待。

   但是,让谁来回答呢?倘若仍旧缘木求鱼,让作为掠夺集团的豺狼、老虎来做回答,人民将得到什么,已经被惨痛的历史一再证明过了,我们看得到大地上流淌的鲜血和游荡的冤魂,林昭是也,张志新是也,被以各种奇怪的方式剥夺话语权的知识分子精英是也,被碾压在推土机下面的村支书是也,被枪毙的小贩夏俊峰是也……这就是说,我们不可能从他们那里得到回答,他们给我们的唯一回答,只能是政府暴力,犹如我们目前随处可见、已经见怪不怪的征地强拆一样,死人都已经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何况“说法”乎!

   有些事情需要换位思考。特殊政治利益集团已经把中国政治弄得如此肮脏腐烂,中国的大好河山已经被他们掠夺得如此贫瘠破败,中国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已经如此形单影只,他们除了用一个又一个叠加的谎言继续欺骗和蒙蔽民众之外,除了成瘾性地强化使用国家暴力压制民众意愿和利益诉求之外,还能做什么?如果是我,也会做同样的选择,原因很简单,作为当事人,他们比任何局外人都深知,哪怕后退一步都将遭受灭顶之灾,咆哮的民意是不可能放过他们的,必将像惊涛骇浪一样把所有腌臜与丑陋荡涤一空……如此跌宕激越的政治前景,即便是稍微的想象也让他们胆战心惊,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又怎么可能会给你什么“说法”呢?永远不会。

   想起了小人物杨佳的话:“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你一个说法。”杨佳的这个说法未必不是一个说法。这个说法在观念意义上的合理性在于,每一个个体,不管他的地位多么卑微,都是这个国家的主人,与所谓的官二代、富二代没有任何区别,他们有权利审视这个国家的事物,有权利就重大政治问题说出自己的见解,有权利理直气壮地要求政府履行对人民的义务与责任。这当然很难,甚至可以说难于上青天——在讨要说法的过程中,你非常有可能流淌鲜血,也非常有可能成为冤魂,犹如在此之前仆倒的那些人一样。然而,既然你认为这些问题至关重要,既然你认为只有做出回答才能确证你自己是值得骄傲的天地之灵,付出鲜血乃至于生命又何足道哉!?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放弃这种做人的权利,那个裹挟着国家权力的特殊利益集团,还敢不给你一个说法吗?换一句话说,如果上述所有这些不容切割、不容规避的问题在“可控”的意旨下仍然遭到了切割,遭到了规避,那么,你除了必须给他们一个说法之外,难道还有别的什么事情可做吗?!

   这就是本文标题所表达的,如果没有政治改革的全面推进,周永康案无意义,它充其量是一部似曾相识、反复上演的政治滑稽戏,对中国的现在和未来无意义,对置身于国家政治过程之外的中国人民更没有意义。好在历史进入到了一个重要的关节点。我这里所说的“关节点”,不是指通常意义上的那种所谓“历史关头”,而是强调一种愈见明显的现实政治情态。

这种政治态势分为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特殊利益集团大比例地裹挟了国家政治权力、经济权力与文化权力,已经很难把他们与国家区分开来了。他们的经济掠夺越来越具有国家特征。为了保证这种掠夺持续进行,他们对人民越来越频繁动用国家暴力。我们当然可以不把他们视为整体意义上的国家,然而不能不承认,人民在伸张自己的权利时,遭遇的往往是以“国家”面目出现的政治力量的阻滞和镇压,他们就像寄居蟹一样钻进了“国家”的躯壳,并且以此对人民耀武扬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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