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朋:协商合作型信任:一种契合现代社会需求的信任图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47 次 更新时间:2015-03-04 09:5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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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朋  

    

   【内容提要】 如同对人类历史有不同的划分一样,信任在人们的认知结构中也有不同的判断。习俗型信任和契约型信任是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中的两种信任形态。现代社会需要的则是协商合作型信任。在协商合作型信任的基本框架下,主客体互信是前提,理性协商是基础,倡导合作是灵魂。这种信任形态具有显见的时代价值。它契合现代社会发展的客观需求,能降低社会治理的运行成本,激发社会成员的互惠意识。因而,是一种契合现代社会需求的信任形态。

   【关 键 词】习俗型信任/契约型信任/协商合作型信任/社会治理

    

   当前中国正处于转型社会、风险社会和网络社会同步来临的特殊时期。然而,在人们分享随经济快速发展而带来的物质回馈时,一道厚重的“社会墙”却横跨在人们面前。无数事实表明,这堵墙源于不信任的堆置而成。这堵墙不仅存在于政府与公众之间,而且也侵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近年来,不断飙升的群体性事件、不断凸显的社会焦虑、不断弥漫的恐慌乃至愤懑都在一定程度上发出警示:必须正视日渐严重的信任磨损

   信任无疑是历史的产物。在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中,不同的发展阶段会有不同的信任形态与之对应。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当前信任缺损的情况下,理性的态度不仅仅在于正视信任匮乏的现实,更在于探寻适合现代社会需求的信任图景。

    

   一、传统信任的衰落及协商合作型信任的兴起

   如同对人类历史有不同的划分一样,信任在人们的认知结构中也有不同的判断。在传统社会逐渐走向现代社会的过程中,信任也从习俗型信任走向契约型信任、合作型信任。

   (一)信任的历史型态

   张康之教授将信任置身于历史坐标,清晰地描述了信任的不同形态。在他看来,“在对信任问题的研究中,我们根据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的基本历史形态以及熟人社会和陌生人社会的交往和人际历史形态,把信任区分为习俗型信任、契约型信任和合作型信任。在农业社会和熟人社会中,人们之间的信任基本上属于一种习俗型的信任,在工业社会和陌生人社会中,发展出了一种契约型信任,而在走向后工业社会这种新的陌生人社会的过程中,正在生成一种合作型信任。”①

   生长于农业社会的习俗型信任是信任的第一个历史形态。相比较而言,传统的农业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在这种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不是出于算计,而是出于相互熟知的本能反应。因此,相对而言,其人际关系是自由、简单的,密度也较小,可以称之为是一种“自由的稀薄人际关系”。“自由的稀薄人际关系”不仅容易减轻信息传递的成本,而且还会降低信息传递过程中失真的可能。尽管如此,这种社会形态对信任的渴求还是强烈的。但是,建立在“自由的稀薄人际关系”基础之上的信任不是出于理性算计和功利目的所需,而是出于对习俗的本能反应。用费孝通先生的话讲就是,“乡土社会里从熟悉得到信任。……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时的可靠性。”②也就是说,这种信任源于人与人之间的直观体认,并不是依据某种成文的规则、制度而成。

   从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再迈向后工业社会是人类历史发展中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进程。在这个过程中,伴随工业社会的来临,传统农业社会中的“自由的稀薄人际关系”不断被稀释,基于血缘和地缘关系建构起来的链接纽带开始走向瓦解,“熟人社会”走向“陌生人社会”。在这个“陌生人社会”里,社会交往维系于中介的传递,有的甚至需要寄托于法律、规章乃至物质因素的刺激。“由于人们之间是一种既发生联系又陌生的关系,因而不再像熟人圈子中那样拥有自由;由于人们不是因为天然的需求而聚居在一起,而是因为生产和生活的社会压力而居住在一起,而且聚居的密度极大,所以,他们之间心理排斥的力量远远大于心理吸引的力量,他们更多地倾向于把一切人视为陌生人。这样一来,他们处于任何一种社会群体之中而建立起来的人际关系都需要通过成文的规则来加以确定。”③如果说农业社会是建立在彼此不容分辩、不假思索的基础上建构信任,那么陌生人社会实际上是缺乏信任的。但是,缺乏信任的社会是不可持续的,是难以为继的。于是,一种契约型信任形态开始出现。顾名思义,契约型信任的核心和关键在于契约和理性算计。一定意义上讲,正是因为人们缺乏本能的信任,才需要契约来推动人们建构信任。

   虽然契约型信任本质上是一种信任,但是由于它倾向于注重理性、权衡等因素而抽象掉了非理性因素,因而一定程度上讲,契约型信任又是一种具有积极意义的不信任。比如,在人际关系很复杂的工业社会,契约型信任能够发挥作用,显然是建立在理性算计的基础之上,因而工具色彩比较浓厚。而一旦成为工具,就会演化出人们的行动策略:对自己有利的就采取信任的行为,对自己不利的就采取怀疑的行为。

   如果从“传统”与“现代”的角度看,习俗型信任和契约型信任可以简约地划归为传统信任和现代信任的分析理路。当然,如果将契约型信任归结为现代信任,也只能是看作现代信任的一个类型,而不能代表其全部。因为,真正契合现代社会需求的信任形态乃是协商合作型信任。

   (二)协商合作型信任的成长

   在吉登斯看来,“信任是‘信念’的一种形式,在其中对可能出现的结果所持有的信心表现为对某事物的信奉,而不只是认知意义上的理解。”④质言之,信任可以看作是“关于期望他人行为的信念”,是一种具有明显的“期望—回报”的信念或关系建构。如果只有“期望”而没有“回报”,信任将得不到体现。这恰恰是契约型信任的内在阙如。更为重要的是,契约型信任的社会基础也在发生变化:人类正在慢慢步入后工业社会。

   后工业社会的社会交往关系,既不同于农业社会的那种“自由的稀薄人际关系”,也迥异于工业社会的“陌生人”关系,而是一种网络关系形态。“这种人际关系冲破了格式化的状态,是一种重归自由的人际关系。就这种人际关系是自由的而言,使人们在交往活动中的行为选择机会和选择能力都得到了提升。就这种人际关系是稠密的而言,促使人们必须以开放的心态面对他人,必须在与他人的交往中共存,如果封闭自己的话,甚至连生存下去的可能性也没有。这样一来,只有人与人的合作才是唯一的出路。”⑤基于此,协商合作型信任成为承托人们希冀的信任形态。

   作为一种现代信任形态,协商合作型信任有其深厚的现实背景。如前所述,与习俗型信任对应的是传统社会。在传统社会,国家与社会高度融为一体。在这里,“一切私人领域都有政治性质,或者说都是政治领域;换句话说,政治也是私人领域的特性。”⑥高度浑然一体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使社会不具备自主性,没有制约和抗衡国家的任何能力与机会,国家也无需考虑社会的回应和要求,只需按照自身的行动逻辑来实现政治共同体的秩序构建和需求满足。与此相对应,处于依附地位的公众也就只能期盼“高高在上”的国家给其赐之“阳光和雨水”。可想而知,建立在这种背景中的信任和忠诚绝非是出于对国家的义务,而是出于对私人的情感。可以清晰地看出,这种信任属于典型的传统人格信任,是传统信任形态的基本面貌。

   “国家—社会”高度一体化的关系形态虽然维系了一定程度的社会发展,但是终究因与历史发展潮流不相符合而不得不解构。这就是近现代以来,商品经济尤其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以一种客观情势撼动了“国家—社会”高度一体化的关系格局,从根本上推动了社会自主性的逐渐成长。作为一种高度重视人的主体地位和积极性的经济形态,商品经济尤其是市场经济开启了一种全新的社会运行规则,它不仅改变了社会生产生活和利益满足的方式,而且还从深层次上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观念和行为取向。一种富有自主性的社会开始成长起来。

   逐渐成长起来的自主性社会表明,“中国社会转型在解体集权政治模式,促进权力规范化的同时,社会逐渐摆脱了国家和政府的限制日益自主起来,其活力被激发,中国式的公众社会正在被催生。这意味着,国家不能像以往那样随意宰制社会,而开始变为社会决定和制约的对象;社会发展将主要依据其内在规律展开,并越来越成为评价国家的重要力量;公众获得了独立性和自主性,越来越成为判定政府的关键因素。进一步看,正是社会转型改变了公众的需求结构,进而改变着他们信任的逻辑。”⑦这一切都说明传统的治理逻辑开始被现代治理逻辑所取代。

   这一深刻变化也预设着信任形态的现代性成长。这种现代性的信任正是协商合作型信任。与习俗型信任、契约型信任不同,协商合作型信任并不属于工具理性,而具有实质理性。诸多实践表明,它不仅能应对社会成员对物质利益刺激的追求,而且能满足信任主体的情感需要。它是理性与情感的统一。

    

   二、协商合作型信任的基本架构

   当现代社会的信任形态定位于协商合作型信任以后,问题就在于如何科学、合理地架构协商合作型信任。从实践来看,协商合作型信任的基本架构维系于主体、客体和过程三大层面。

   (一)前提:主客体互信

   当前有一种不容忽视的讨论基调在阻碍着人们对信任的理性认知:只要谈及信任就似乎言不由衷的指称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在一些人看来,信任建构主要就是要激发并通过制度化的机制维持公众对政府的相信、信赖和托付。很显然,这是一种片面的思维方式。以至于在日常生活中,一个非常不甚自然的情形是,人们大多希望政府要主动合作、要主动释信,而对公众是否愿意、是否能够释信并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

   检索学术文献会发现一个很令人回味的现象:在有关讨论信任、合作的研究中,人们将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了政府如何释放信任、如何建构互动,而对于与政府紧密相关、直接相对应的公众是否也能释放信任进而促进互动则不甚关心。然而试想,在仅仅要求政府能够让公众信任而不管公众能否让政府信任的情况下,真正有助于现代社会生活的信任模式何以建立起来?

   虽然当前很多研究和客观事实都客观表明,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的信任度不容乐观甚至可以说相当低。以至于在诸多活动中,政府处于极度尴尬的境地:面对一些质疑,政府不管如何解释,哪怕是真实的,公众也不相信,如果是假的,公众则更不相信了。所以,很多人心存疑虑地感慨,为什么老百姓总是成了“老不信”呢?这固然是说明信任结构中政府遭受质疑、信任度低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实际上,与之相对应的还有一个问题尚未引起人们应有的关注,那就是公众也没有表现出应该让政府对其持以足够的信任。实际上,为数不少的案例表明,现代社会化生活需要的不仅仅是政府能够让公众树立起对它的信任,同样也需要公众建构起政府对他的信任,二者缺一不可。

2011年4月,笔者亲身参与处理了一起能对此作出很好说明的医疗事故。这起医疗事故缘起于患者刘师傅在江苏省Y市人民医院就诊过程中的一次不愉快经历。当时刘师傅由于车祸导致大腿骨折来到Y市人民医院看专家。陈姓医生给其做了一些检查,并建议其住院治疗。虽然是交通事故,且责任全在对方机动车,但是囿于对方经济支付能力极度有限,难以拿出足够的治疗费。而刘师傅从一家效益不好的企业退休后经济也很拮据,既要承担儿子的大学费用,又要照顾长期卧病在床的老伴儿。在这种无比纠结的情况下,H区人社局和卫生局出面协调,最终让医院先治病再付费。对于这种处理方式,双方当事人都很认可,并承诺治疗完毕后一定会积极配合做好后续补交治疗费用等事宜。然而,情况并没有这么简单。治疗康复以后,当医院找到刘师傅和机动车主要求其补交治疗费用时,刘师傅一再推辞,(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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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理论与改革》2014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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