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十洲:穹顶之下的“全民总动员”——从公共叙事看柴静的《穹顶之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22 次 更新时间:2015-03-02 09:5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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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十洲  

  

   柴静重装归来,发布《穹顶之下》,宛如引爆了一枚舆论核弹,蘑菇云在网上盘旋。与海水涨潮一般的刷屏、“震撼”和赞叹相比,出现的一些批评尽管完全不构成比例,但这并不能成为被无视的理由,因为言论质量与人数多寡没有必然联系。其中,有一个看上去很科学的质疑是,柴静不该加入私人故事和个人情感,即常被指责的“煽情”、“夹带私货”。

   那么,是该,还是不该呢?这取决于《穹顶之下》到底是一个什么事,以及需要放在一个什么样的框架下来看。那句话糙理不糙的俗语“狗眼看人低”即是在方法论意义上逆向强调了框架的重要性,什么样的对象,自然就需要什么样的眼光,否则,便可能造成张冠李戴、驴唇不对马嘴的荒唐,提出一些自爆智短的所谓“质疑”。

   在我看来,《穹顶之下》很难用传统的眼光来归类,与其说是一次“调查报道”,不如说是一次公益演讲,与其说是一次“雾霾科普”,不如说是一次公共动员,不仅旨在解释问题,更在于倡导行动以解决问题。“雾霾是什么?它从哪儿来?我们怎么办?”是柴静在103分钟的演讲中要试图回答的三个问题,而第三个问题才是关键中的关键,它既是行动的靶心,也决定了《穹顶之下》的叙事轴心——“全民总动员”。

   既然是要“动员”,那目标决定策略,除了刨根究底的问题调查、科学解释和理性说服,就少不了情感力量巧妙而有感染力的运用,而最自然的方式就是从当事者自己的故事和切身的感受讲起,以唤起人们“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情感共鸣、同理心和责任感,这是任何有效的行动的前提,同时,时机的选择也很重要。其实,这是现代社会中公共叙事的基本方法,看惯了西式演讲的人一定不会感到陌生。那么,柴静在演讲中串接个人经历和故事、代入情感,自然是不但毫无违和感,而且具有无可置疑的叙事合法性和必要性。“此时,此刻,此地,此身”的柴静,已不再单单是像在CCTV时那样的记者,而是一名母亲,一个公民,甚至是一位现代意义上的公共政治家。自费调查,耗时有年,精确制导,从发布会的各种细节来看,柴静和她的包括顾问在内的团队做了相当细致而周到的安排。

   如果把柴静的归来之作视为一次公共行动(片子只是一种表现形式、一个终端环节而已)可以成立的话,那以传统的调查报道框架来看待这件事,就自然是有那么点驴唇不对马嘴的味道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有必要引入前面所提到的“公共叙事(Public Narrative)”框架了。去年六月份,我有机会参加了“哈佛领导力工作坊”的培训——由北大安平基金会、腾讯公益与哈佛领导力协会中国分部联合主办、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公共政策高级讲师马歇尔·冈茨(Marshall Ganz)先生讲授的组织领导力和公共叙事课程。

   马歇尔·冈茨先生是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社区运动组织者,研究出了一套从地区、州到国家竞选的社区发动策略,2008年,曾担任奥巴马竞选团队总顾问。在马歇尔·冈茨先生的概念框架中,公共叙事是一门用“脑(理性)”和“心(情感)”来讲故事把价值观转变为行动的艺术,是对“我的故事”、“我们的故事”以及“现在的故事”的有机融合串接,目的是阐明为什么需要使这个世界有所改变,动员的关键是理解价值观如何通过情感激发行动。公共叙事框架图如图一所示,所引述内容曾经过了马歇尔·冈茨团队的授权。

  

   “我的故事”:讲述的是你(行动发起者)为何在这里\为什么受到召唤。故事的关键是抉择点,即面临不确定性而需要由价值观指导抉择的时刻,故事的力量就在于发掘那些对于形成人生轨迹有着深刻意义的瞬间,对于公共生活有决定性影响的事件。每个人都有过痛的故事,否则,就不会认为世界需要改变;每个人都有过希望的故事,否则,就不会相信改变的可能。

   “我们的故事”:传递的是为什么我们这个群体彼此共鸣、响应号召、采取行动,为什么我们有能力起到带头作用。故事的关键在于能让每个人领会你所要传达的价值观,并关注那些在特别的时间点上发生的与特别人群有关的特别的故事。

   “现在的故事”:沟通我们当下面临的挑战。故事的关键在于描述那个紧迫需要采取行动的挑战、行动的希望以及我们必须做出的抉择。通过现在的故事唤起人们对这个世界的伤痛的关注、也同时唤起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可能的关注,号召人们加入到行动中来。“紧迫”是因为变革已是在所难免,是因为机会可能一去不返。在急迫的挑战与光明的希望相碰撞的岔路口上,我们需要做出抉择——行动或者逃避,向左走或是向右走。

   马歇尔·冈茨先生的课程是三天半时间,密度大,强度高,效果好,不可能在此详述,但公共叙事的精髓即是“我的故事”、“我们的故事”和“现在的故事”的结合,对此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搜索奥巴马成名演讲《无畏的希望》细细体会其中的起承转合。或许,柴静和范铭(片子的总编导,柴静的黄金搭档)并不知道马歇尔·冈茨的公共叙事,但《穹顶之下》通过“脑”和“心”、数据和故事的有机结合、几近完美地串接了“我(柴静)的故事”、“我们的故事”和“现在的故事”,世间事是相通相成的,只要“脑中有问题”、“心底有爱惜”。由于片子相当高的观看率和讨论,在此就不复盘具体的叙事过程了,相信大家通过马歇尔·冈茨先生的这个公共叙事框架的指引会有一些新的体会和解读。

   如果以行动视角和公共叙事框架观之,我相信,有些人就不会轻率地给柴静冠以“煽情”、“表演”和“夹带私货”之名了。没有情感便没有行动,没有训练便不会有精彩,不管是曾经的央视调查记者身份,还是此刻的独立记者兼制作人身份,柴静首先是一个专注、冷静和自律的行动者、一个保持着探索的倾角和热情的攀登者。当然,没有人应该绝对豁免于批评,柴静在职业上也不可能说是完美,但想批评也要拿出点技术含量吧,有本事那就挑一挑《穹顶之下》在科学上有木有问题,或者补上(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指责)柴静未曾言出的“犀利”呗。

   与其不知疲倦地搞一些不着边际、似是而非的伪批评,不如接受柴静已经向我们每一个人发出的行动邀请,真正地行动起来,至少是为了爱自己和自己爱的人。当然,行动并不止于拨打12369。对于当下的中国而言,实际上不仅是雾霾问题,而是所有的领域都需要我们更多的人有创造性地连接、团结和行动起来,事情才有可能起变化。那么,公共叙事是我们应该补上的一门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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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黎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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