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孔尚任撰《桃花扇传奇》(下简称《桃剧》)，近代陈寅格著《柳如是别传》(下简称《柳剧》)。前者是历史剧，后者是历史人物的传记。其写作时间相去三百年，体裁亦不同，但都叙明末清初史事，都不轻视封建社会中地位卑贱的妓女而表一种同情。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文化现象。今将两书之指导思想、资料来源、创作方法等，比较研究如下。

一 两书的指导思想

《桃花扇传奇》的指导思想

孔尚任在《桃剧》卷一《先声》(相当于其他传奇的“副末开场”)中说明其创作意图是“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就是借复社文人侯方域与秦淮妓女李香君的离合之情，写他对明朝的兴亡之感。在《桃剧》这部历史戏之前，余怀著《板桥杂记》，开宗明义，说：“此即一代之兴衰，千秋之感慨所系，而非狭邪之是述，艳冶之是传也。”也是通过对秦淮妓女的追叙，抒写他对于明朝灭亡的感慨。

明亡于清，这是铁的事实，然而在清朝统治时期，尤其在顺、康、雍、乾四朝，是绝不容许汉人这样说的。请看李蔚《内秘书院大学士范文肃公墓志铭》：清兵人关后，“民多逃匿，公(范文程)草檄宣谕，言义兵之来，为尔等复君父仇，……民心遂安”(钱仪吉《碑传集》卷14)。再看爱新觉罗?玄烨《过金陵论》：“闯贼以乌合之众，唾手燕京，宗社不守，马、阮以嚣伪之徒，托名恢复，仅快私仇。使有明艰难创造之基业，未三百年而为丘墟。”(《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初集卷十八)。可见明亡于李自成，南明亡于马士英、阮大铖，是清朝统治者定的调子。

当清朝的统治已经巩固，复明的力量已被消灭之后，容许汉人在拥护清朝为正统的前提下，对明末清初抗清而死的忠臣义士，赞美几句。如《明史》卷二七四《史可法传赞》云：“史可法悯国步多艰，忠义奋发，提兵江浒，以当南北之冲，四镇棋布，联络声援，力图兴复。然而天方降割，权臣掣肘于内，悍将跋扈于外，遂致兵顿饷竭，疆圉日蹙，孤城不保，志决身歼，亦可悲矣！”卷二八○《何腾蛟、瞿式耜传赞》云：“何腾蛟、瞿式耜崎岖危难之中，介然以艰贞自守。虽其设施经画，未能一睹厥效，要亦时势使然。其于鞠躬尽瘁之操，无所亏损，固未可以为訾议也。夫节义必穷而后见，如二人之竭力致死，靡有二心，所谓百折不回者矣。明代二百七十余年养士之报，其在斯乎！其在斯乎！”《明史》是清朝全盛时期纂修、刊行的史书，代表官方立场，以它为例，可以说明：当时对于抗清不降的烈士，不必再采取敌视的态度，而改为宣传利用，可以显示皇恩浩荡，有助于笼络汉人。

孔氏在《桃剧》中，一开幕便歌颂“欣逢盛世”“尧、舜临轩，禹、皋在位，处处四民安乐，看看五谷丰登。今乃康熙二十三年，见了祥瑞一十二种。……岂不可贺！”(试一出《先声》)这是清朝统治者喜欢听的；谴责南明的“昏君乱相”“(二十九出《逮社》)，“权奸”：“权奸者，魏阉之馀孽也；馀孽者，进声色，罗货利，结党复仇，隳三百年之帝基者也。”(《桃花扇小识》)这与清朝统治者的定调是一致的；表彰南明的“死难之臣”：史可法、左良玉、黄得功都已成仙，“一个个走马到任，好荣耀也”(四十出《入道》)，这也是清朝统治者所能容许的。至于歌颂李香君“守贞待字，碎首淋漓不肯辱于权奸”(《桃花扇小识》)，权奸指马士英、阮大铖等，不触犯清朝；只有“点染”侯、李两位主角的结局，不是大团圆，而是“修真学道”，并借剧中人之口，叹息“地覆天翻”：“国在那里，家在那里，君在那里，父在那里”(四十出《入道》)是清朝统治者不喜欢听的，然而这正是《桃剧》的思想精华。顾彩“改为《南桃花扇》，今生旦当场团圞，以快观者之目。”(《桃花扇本末》)沈成垣云“云亭何难说几句团圞话头，而固作如是笔墨”(《跋语》)，可谓孔氏之文章知己。

上述“国破家亡”，还是指明朝，而“访拿山林隐逸”，就直指清朝了。《桃剧》卷四《馀韵》云：

(副净)三位不知么，现今礼部上本，搜寻山林隐逸。抚按大老爷张挂告示，布政司行文已经月徐，并不见一人报名。府县着忙，差俺们各处访拿。……

(副末)老哥差矣，山林隐逸乃文人名士，不肯出山的。……

(副净)你们不晓得，那些文人名士，都是识时务的俊杰，从三年前俱已出山了。目下正要访拿你辈哩。

(丑)我们竟走开如何？

(副末)有理。避祸今何晚，入山昔未深。

这是《桃剧》的结尾。孔氏对真隐逸之士的赞美，对假隐逸、变节之士的嘲笑，对清朝访拿山林隐逸的讽刺，似有盅惑人心，怂恿汉人，不降服清朝之嫌。实事求是地说，在仕与隐的问题上，孔尚任既歌颂当时是太平盛世，本人也仕于清朝，他只是不满于明朝遗老变节出山，并不笼统地鼓吹隐逸，绝无指点一切汉人都不仕于清朝之意。《桃花扇小引》说：“《桃花扇》一剧，皆南朝新事，父老犹有存者。场上歌舞，局外指点，知三百年之基业，隳于何人？败于何事？消于何年？歇于何地？”他用戏剧的形式，摹绘南明灭亡的教训，让世人尤其是清朝统治者引为鉴戒。演出效果怎样呢？“相传圣祖最喜此曲，内廷宴集，非此不奏。……圣祖每至《设朝》、《选优》诸折，辄皱眉顿足曰：“弘光弘光，虽欲不亡，其可得乎！”(吴梅：《顾曲塵谈?谈曲》)而“故臣遗老”则“掩袂独坐”，“灯灺酒阑，唏嘘而散”(《桃花扇本末》)。

《柳如是别传》的指导思想

陈寅恪在《柳传》第一章《缘起》中说明其创作意图是“夫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辞，即发自当日之士大夫，犹应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何况出于婉娈倚门之少女，绸缪鼓瑟之小妇，而又为当时迂腐者所深诋、后世轻薄者所厚诬之人哉！”对照1929年陈在《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所云：“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可见其主张“独立自由之意志”，是一贯的、执着的。柳如是与王国维之时代、身世、活动、成就虽异，而皆具有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故都能得到陈氏的表彰。

柳如是的归宿是嫁给钱谦益。述柳必涉及钱。陈氏《题牧斋初学集》云：“早岁偷窥禁锢编，白头重读倍凄然。”“盖牧斋博通文史，旁涉梵夹道藏，寅格平生才识学问固远不逮昔贤，而研治领域，则有约略近似之处。……披寻钱柳之篇什于残阙毁禁之馀，往往窥见其孤怀遗恨，有可以令人感泣不能自已者焉。”《柳传》“专考证何东君之本末，而取牧斋事迹之有关者附之”(《柳传?缘起》)。

柳如是幼小时，在致仕宰相周道登家为婢。周死后，柳被逐为妓。曾与几社文人陈子龙同居。这段经历，被流俗认为是不光彩的，陈寅恪从知人论世的高度，指出这是造就柳的客观条件。《柳传》第三章《河东君与“吴江故相”及“云间孝廉”之关系》说：“寅恪尝谓河东君及其同时名姝，多善吟咏，工书画，……推原其故，虽由于诸人天资明慧，虚心向学所使然。但亦因其非闺房之闭处，无礼法之拘牵，遂得从容与一时名士往来，受其影响，有以致之也。”具体言之，“殆萌芽于吴江故相之家。盖河东君夙慧通文，周文岸身旁有关当时政治之闻见，自能窥知涯涘。继经几社名士政论之薰习，其平日天下兴亡匹‘妇’有责之观念，因成熟于此时也。”陈氏评价：“几社之组织，自可视为政治小集团。南园之?集，复是时事之坐谈会也。河东君之加入此集会，……不仅为卧子之女腻友，亦应认为几社之女社员也。”陈氏回答了世人不解的问题：“河东君以少日出自北里章台之身，后来转具沈湘复楚之志，世人……不解其故。今考证几社南园之一段佳话，则知东海麻姑之感，西山精卫之心，匪一朝一夕之故，其来有自矣。”

钱谦益其人比柳如是复杂得多。陈氏对钱，一分为二。既指出“牧斋在弘光以前本为清流魁首，自依附马阮，迎降清兵以后，身败名裂”(《柳传?复明运动》)，又考出“牧斋自顺治三年丙戌辞官自燕京南归后，即暗中继续不断进行复明之活动”(《柳传?河东君与“吴江故相”及“云间孝廉”之关系》)，认为“应恕其前此失节之愆，而嘉其后来赎罪之意，始可称为平心之论”(《柳传?复明运动》)。

陈氏对钱、柳的性格、思想、政治表现、文学艺术等都作了比较，指出钱“迟疑怯懦”，柳“诙谐勇敢”之不同性格[1]，表现在政治上，如：

(1)“当扬州危急之时，牧斋自请督师，河东君应可随行。然弘光不许牧斋作韩世忠，故河东君虽愿作梁红玉而不能。”[2]

(2)“明南都倾覆，牧斋随例北迁，河东君独留金陵。未几牧斋南归。然则河东君之志可以推知也。”(《缘起》)此“志”即“心怀复楚报韩之志业”。[3]

(3)“顺治九年庚寅牧斋经河东君、黄太冲之怂恿，赴金华游说马进宝反清”。“牧斋性本怯懦，此行乃梨洲及河东君所促成。……河东君送之至苏，殆欲壮其胆，而坚其志欤？”(《复明运动》)

(4)顺治十一年钱卜筑芙蓉庄(红豆庄)于常熟白茆港。十三年移居，以探刺海上消息。十八年钱回城内旧宅，“然河东君仍留居芙蓉庄，直至牧斋将死前始入城者，殆以为明室复兴尚有希望，海上交通犹有可能。较之牧斋之心灰意冷，大有区别。钱柳二人性格不同，即此一端，足以窥见矣。”(《复明运动》)为书中最有学术价值部分。陈氏之结论为：“可惜河东君固能为梁红玉，而牧斋则不足比韩世忠。此乃人间之悲剧也。”

综合以上，《桃剧》之重点在摹绘南明亡于“昏君乱相”，故渲染侯方域、李香君对南明权奸的斗争；指点明室遗老只有“隐逸”为高，故安排侯、李的结局是“人道”而不是大团圆。《柳传》之重点在论证柳如是“天下兴亡匹‘妇’有责”观念之形成；以及清初她助钱谦益秘密进行复明活动之真相而不为南明时钱、柳依附马士英、阮大铖之事隐讳。

二 两书的资料来源

《桃花扇传奇》的资料来源

据《桃花扇本末》：“族兄方训公，崇祯末为南部曹。予舅翁秦光仪先生，其姻娅也。避乱依之，羁栖三载，得弘光遗事甚悉，旋里后数数为予言之。证以诸家稗记，无弗同者。”孔氏写作《桃剧》的资料来源，真是只靠族兄(通过岳父)所提供的南明遗事吗？为什么从他“未仕时”就“拟作此传奇”，直到康熙三十八年才“书成”呢？从《桃花扇考据》看出，孔氏引用的书，史部仅无名氏《樵史》一种，集部则有理解的错误。[4]孔氏是文学家，非史学家，不长于考据，不必苛求于他，但必须指出，所云“证以诸家循记，无弗同者”云云，未免夸大。

冒襄《影梅盦忆语》、余怀《板桥杂记》等书中，有李香君的可靠材料，孔氏肯定是看过的，但未列人书目，却在《桃花扇本末》中强调“独香姬面血溅扇，杨龙友以画笔点之，此则龙友小史言于方训公者。虽不见诸别籍，其事则新奇可传。《桃花扇》剧感此而作也。”当时人并不相信孔氏说的是真事。如侯方域的“同里社弟”宋荤，就写过“凭空撰出《桃花扇》，一段风流也自佳”“翩翩高致堪摹写，侥倖千秋是李香”(《题辞》)的诗。今案：《明史》卷二七七《杨文骢传》云：“福王立于南京，文骢戚马士英当国，起兵部主事，历员外郎、郎中，皆监军京口。明年，……”而《桃花扇》卷三《寄扉》署“甲申十一月”即弘光元年十一月，此时杨文骢正“监军京口”，哪有闲空到秦淮河媚香楼绘画？明显出于虚构。

倒是“每拟作此传奇，恐闻见未广”两句话，透露出孔氏迟迟不能成书的心病。康熙二十五年，一个意想不到的机会来临了。这年夏，玄烨命孔氏随从工部侍郎孙在丰赴淮扬开浚下河，疏通海口。孔氏在扬州一带三年馀，二十八年腊月才北返。扬州是抗清名城，城破后，清兵大肆屠杀十天，史称“扬州十日”。民族英雄史可法的衣冠冢在城外梅花岭。孔在扬州、泰州、兴化、如皋等地，结识了明亡后不出仕的遗逸如黄云、许承钦、杜浚、冒襄以及明宗室僧石涛等人，“所话朝皆换，其时我未生。”[5]对孔氏又了解南明遗事，大有助益。孔氏又结识了昆曲作家吴绮、徐旭旦和“声伎甲江南”的俞锦泉等人，更有助于他把握昆曲艺术。

孔氏与冒襄的交往，尤为重要。据《清史稿》卷五○一《遗逸二?冒襄传》：“家故有园池亭馆之胜，……襄既隐居不出，名益盛。督抚以监军荐，御史以人才荐，皆以亲老辞。康熙中，复以山林隐逸及博学鸿词荐，亦不就。”冒襄父冒起宗“登显仕，负公望”[6]，与史可法为同年进士，与左良玉交好。明末，冒襄与侯方域、陈贞慧、方以智合称“四公子”，“其好名节，持议论，一也，以此深相结”[7]，对阮大铖深恶痛绝，尖锐斗争。冒妾董小宛与李香君都是秦淮名妓。冒家蓄伶人，苏昆生、柳敬亭曾往来其家。孔尚任称冒襄为“云中龙马，海上鸾鹤”，可见其敬重。二人第一次见面，“高宴清谈，连夕达曙”；第二次见面，“远就三十里，同住三十曰”[8]，可见其相知。孔氏从冒氏处所得到的创作素材，比过去听岳父转述族兄的闲话，要丰富、亲切得多了！

孔氏又到南京一趟，过明故宫，拜明孝陵，游秦淮河，访间遗民画家龚贤、程邃等，“娓娓闻前言，所嗟生最后”[9]。还到栖霞山白云庵拜访道士张怡(《桃剧》中的特殊角色)，“数语发精微，所得已不浅”[10]。此行的收获很大，不仅得到更多的创作素材，尤其是亲自观看了明南都的地理环境。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孔氏不再有“见闻未广”的顾虑，创作《桃剧》的条件完全成熟了。

尽管《桃花扇本末》中未提上述淮扬之行，但现代明眼的学者，都肯定这段生活经历对孔氏写《桃剧》的重大意义，深化起了他对南明灭亡的感慨，启发了他的艺术构思。我在这里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孔氏生于清顺治五年，非明遗民，《桃剧?馀韵》中对真隐逸之士的赞美，对假隐逸变节之士的嘲笑，对清朝访拿山林隐逸的讽刺，按常理，怎么会出于清朝现任官员之手笔呢？只有联系到孔氏在扬州、南京一带的调查访问，“埋名深山巅，穷饿极淹蹇。……说向有心人，涕泪胡能免？”[11]始恍然于孔氏之民族思想其来有自。当然，民族思想有浓淡之分、深浅之别，出生、仕宦于清的汉人，与明遗民的民族思想，不可能是等量齐观的。即在孔氏与遗民往还、吊明之亡的同时，也写了《拟三月上巳驾驻金山祓楔于大江应制限州字》、《三月三日迎驾至江口蒙召登舟赐御宴一盒恭谢用前韵》、《再赐果饼四盘志感用前韵》、《驾转扬州休沐竟日恭纪用前韵》、《送驾至淮上恭赋》等歌颂玄烨、感恩戴德的诗篇。

《柳如是别传》的资料来源

据学者统计，《柳传》引用诗词戏曲文集约二四○种，正史、野史、年谱等一七○种，志书五○种，笔记小说等一四五种，共六○五种。陈氏晚年失明，不能亲自阅读，只得以耳代目，听人口诵典籍。他经过深思熟虑，形成腹稿，以口代笔，倩人记录下来。再让人念给他听，他字斟句酌，口述修改意见。坚持这样的操作，终于完成八十馀万字的巨著。艰苦卓绝，令人敬佩。

陈氏将浩瀚的典籍，区别为两类：

(l)牧斋事迹具载明清两朝国史及私家著述，固有阙误，然尚多可考。(《柳如是别传?缘起》。)

(2)河东君本末，则不仅散在明清人著述，以列入乾隆朝违碍书目中之故，多已亡佚不可得见，即诸家诗文笔记之有关河东君，而不在禁毁书籍之内者，亦大抵简略错误，勦袭雷同。纵使出干同时作者，亦多有意讳饰诋诬，更加以后代人无知之虚妄揣测。

陈氏又将记载柳如是事迹的典籍，分为两类：

(1)于河东君具同情者[12]。

(2)于河东君怀恶意者[13]。

陈还将对柳如是具同情的记载进行分析：可信为实录者；可信，但需进一步考证补充者；可信，但非第一手资料，价值不大者；有隐讳者；记述疏舛者。也将对柳如是怀恶意的记载进行分析：诬枉者；诬枉之辞外，亦有一二真实语者。

陈氏从明代社会风气的特点出发，提出甄别明人著述的原则：“明季士人门户之见最深，不独国政为然，即朋友往来，家庭琐屑亦莫不划一鸿沟，互相排挤，若水火之不相容。故今日吾人读其著述，尤应博考而慎取者也。”在“博考而慎取”的原则下，《柳传》对隐讳的记载表出之，诬枉的记载驳正之。还有资料不足的问题；由于钱柳的复明活动，是在清朝统治下秘密进行的，不能公开形诸文字。陈氏藉“残馀断片”，作“神游冥想”，以求对钱柳之“苦心孤诣”，达到“真了解”。

综合以上，《桃剧》所参考的文献不多，主要靠调查访问，搜集创作素材。《柳传》参考文献六百徐种，仍感资料不足，以“神游冥想”求“真了解”。

三 两书的创作方法

《桃花扇传奇》的创作方法

据《桃花扇凡例》：“朝政得失，文人聚散，皆确考时地，全无假借。至于儿女钟情，宾客解嘲，虽稍的点染，亦非乌有子虚之比。”孔氏将其创作方法分为确考、点染两种，逐一分析如下：

《桃花扇》是历史剧，不是历史书。如像孔氏所说“朝政得失，……皆确考时地，全无假借”，岂不是在写历史书吗？据司马光说：“自吾为《资治通鉴》，人多欲求观读，未终一纸，已欠伸思睡。”[14]《桃剧》如写成枯燥的历史书怎能上演呢？所以不可能做到“朝政得失，……皆确考时地，全无假借”。惕园居士为《桃花扇传奇后序详注》撰序，认为《桃剧》“排比牵合之际，则有不能尽绳以事实者，是在传奇之体固然，无足怪也。”这段话说得好，没有“牵合”就没有戏了。

梁启超撰《桃花扇注》，指出孔氏《桃剧》的创作方法，举数例如下：

《听稗》“本文(侯方域)‘下第侨寓’云云，皆崇祯十二年事，为行文便利计，颠倒时日借用耳。”“公揭作于崇祯十一年戊寅秋间，十二年己卯正月始刊播，侯朝宗与(陈)定生、(吴)次尾定交，亦即在是年夏间，则此出所隶者实为己卯年事，原题云‘癸未二月’者。挪动年月，使行文局势紧凑耳。”“柳敬亭曾否入于阮(大铖)家，无可考，当是云亭点缀。”

《传歌》“自《听稗》至《却奁》诸出，所隶皆己卯年事，题‘癸未二月’者，小说家言耳。”

《哄丁》“此出并无本事可考，自当是云亭山人渲染之笔。”

《访翠》“朝宗初识香君系己卯年事，其时朝宗极豪恣，……朝宗梳拢香君，无待他人助奁可知，此出云云，借《李姬传》中王将军事作穿插耳。”

《却奁》“为阮(大铖)奔走者，实一不知名王将军，而与(杨)龙友无与，……亭度曲，惟取其意，而稍易其人其事及其时，既非作史，原不必刻舟求剑也。”

《修札》“阻止左(良玉)军东下事，……却与杨文骢无涉，《桃花扇》牵入文骢，渲染之笔耳。”

《投辕》“(柳)敬亭之入(左)良玉幕，乃由杜弘域，并无为朝宗传书事，但时日恰相值，故云亭借用之，且即以‘长刀遮客’一段故事作点缀，亦妙笔矣。”

《阻奸》“朝宗是时是否在史公(可法)幕，无可考。以阻奸事归朝宗，云亭点染耳。”“七不可立之说，主之者吕大器等，……而侯方域则未闻。《桃花扇》以归诸史(可法)、侯，取剧场排演方便耳。”

《和战》“前出所隶者为土桥事，在甲申九月初一日。此出所叙和解事，更在其后。本书悉归诸五月，似误。又案：前次执和解之役者为万元吉，后次为应廷吉，本书归功侯方域，皆借用耳。”

《逮社》“当时被捕者只有陈定生一人，而吴次尾、侯朝宗皆逃而免，此文演三人同时被捕，点缀之笔耳。”

《归山》“逮社一案，却与(张)瑶星无涉。瑶星亦未尝为锦衣卫堂官，不过荫袭千户虚爵耳。云亭殆敬慕瑶星之为人，欲用作全书结束，故因其曾荫锦衣，巧借以作穿插耶。”“此文影射刘侨事归诸张薇。”

《草檄》“苏(昆生)之渴左(良玉)，并不因侯(朝宗)，此出情节，作者虚构耳。”

《会狱》“次尾曾私入狱中护视问……定生，朝宗则未尝一履狱门，本出会狱云云，借作波澜”。“敬亭下狱事，全属虚构。”

《劫宝》“福王以五月初九出奔，初十薄暮至(黄)得功营。得功死节，田雄挟降，在廿一日。前后凡经十二日。本出演为两日事，乃剧场从省略耳，非当时事实。”

《沈江》“本书所演(史可法)乘白骡、沈江诸情节，当时本有此讹传。……云亭著书在康熙中叶，不应于此等大节目尚未考定。其所采用俗说者，不过为老赞礼出场点染地耳。但既作历史剧，此种与历史太违反之记载，终不可为训”。“扬州垂破时，侯朝宗尚在史幕。大约自高杰死后，朝宗与史公相依颇久。本书于其间叙入狱、访楼诸节，皆非事实。”

梁氏的考证，为我们拆穿了孔氏“皆确考时地，全无假借”、“虽稍有点染，亦非乌有子虚之比”等谎言。梁氏认为：孔氏《桃剧》为了“行文局势紧凑”、“剧场排演方便”……采用了渲染、穿插、点缀、借用、影射、虚构等手法，于时、地、人、事四者多有不合之处。梁氏并不迂腐，他提出：剧本“既非作史”，“不必刻舟求剑”。但他也批评孔氏不应在“大节目”上与“历史事实太违反”。

梁氏所云“渲染之笔”属于艺术加工，“点污之笔”、“颟顸之笔”则涉及褒贬问题了。《桃剧》中褒贬失当之处，最为世人不满者，一为诬杨文骢弃官潜逃，二为改侯方域应试为入道。

(l)梁启超《桃花扇注?逃难》提出：“乃不录其(杨文骢)死节事，而诬以弃官潜逃，不可解。”陈寅洛《柳传》第四章提出：“今日因孔尚任《桃花扇传奇》，于龙友为人颇多诬低，遂致论人论世，皆乖史实。”自《桃花扇传奇》盛行以来，杨龙友遂为世人所鄙视。……戏剧流行，是非颠倒，亟应加以纠正也。”[15]今案：《板桥杂记?丽品》云：“都城百姓焚烧(马士英、阮大铖)两家居第，以龙友乡戚有连，亦被烈炬，倾刻灰烬。”《明史?杨文骢传》云：“其父子以士英故，多为人诋諆。”《桃剧》丑化杨，反映出当时南都人士对杨的不满情绪。

(2)顾彩《桃花扇序》提出：“夷门复出应试，似未足当高蹈之目。”《桃剧》改应试为入道，改铸了侯方域的形象。不仅如此，《桃剧》还美化了侯对李香君的爱情。侯在《与任王谷论文书》中自承“仆少年溺于声伎”。又，胡介祉《侯朝宗公子传》云：“公子每携季弟逸出选伎征歌，……留都故佳丽地，海内贤豪辐辏，论交把臂驰骛于诗酒声色之场，公子遨游其间。”可见侯在故乡时已“选伎征歌”，至南都后更“溺于声伎”。《四忆堂诗集》中有《赠校书歌》(二首)、《放歌送校书》(一首)、《游吴遇李校书四首》(自注：“校书旧出楚宫。”非李香君。)李香君不过是留下姓名的一伎。《桃剧?入道》称李香君为侯的“聘妾”，是抬高李的身份。侯始终无娶她之意，与钱谦益娶柳如是、龚鼎孳娶顾眉生、冒襄娶董小宛不同。《桃剧》改铸侯方域的形象和美化他与李香君的爱情，是适应剧情的需要。《桃剧》中的侯不等于历史上的侯。

《柳如是别传》的创作方法

柳如是的原姓，原名，曾用名、字、号，以及嫁钱谦益前的经历，文献不足，或甚残阙简略，或有隐讳改易，问题甚多，如同生锈之锁，久已不能打开。陈氏发现一把特殊的钥匙：“明末人作诗词，往往喜用本人或对方、或有关之他人姓氏，明著或暗藏于字句之中。斯殆当时之风气如此，后来不甚多见者也。”陈氏运用这把钥匙，打开锈锁，考出她原姓杨，一度称杨朝，字朝云，最初之名为云娟。自“吴江故相”周道登家流落松江，改易旧名为爱、影怜之新名。与“云间孝廉”陈子龙分离后，改姓柳，以蘼芜为字。受松江郡守驱令出境之威胁时，更有一隐雯之名。后又省去“雯”字，止以“隐”字为名；字如是。嫁钱谦益后，取“如是”下一字为名。人称之为河东君。

钱谦益《复遵王书》寄希望于钱曾：“居恒妄想，愿得一明眼人，为我(诗)代下注脚。发皇心曲，以俟百世。今不意近得之于足下。”陈氏综观钱曾所注《初学集》、《有学集》，有三个问题：(l)“牧斋所用僻奥故实，遵王或未著明，或虽加注释，复不免舛误，或不切当。”(2)“又深恶河东君，自不著其与牧有关事迹。”(3)“抵触时禁，宜有所讳。”总之，钱曾之注，“殊有负牧斋矣”。《柳如是别传》初名《钱柳因缘诗释证稿》，陈氏自述“释证之范围及义例”曰：“自来诂释诗章，可别为二。一为考证本事，一为解释辞句。质言之，前者乃考今典，即当时之事实。后者乃释古典，即旧籍之出处。”《柳传》针对钱曾之失，采取：(l)今典方面，“详考本事”。(2)古典方面，“解释古典故实，自当引用最初出处，然最初出处，实不足以尽之，更须引其他非最初，而有关者，以补足之，始能通解作者遣辞用意之妙。”(3)融合古典今典方面，“若钱柳因缘诗，则不仅有远近出处之古典故实，更有两人前后诗章之出处。若不能探河穷源，剥蕉至心，层次不紊，脉络贯注，则两人酬和诸作，其辞锋针对，思旨印证之微妙，绝难通解也。”

1930年陈氏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中提出“神游冥想”的研究方法。他说：“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藉此残馀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谓真了解者，必须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钱、柳在清朝统治下进行复明活动，是冒险的，必须是秘密的，故不可能留下很多明显的记载，资料既少，又有隐讳，“神游冥想”的研究方法更为重要。

陈氏对钱、柳诗句，详考今典，并融合古典今典，又动用神游冥想，旁推曲鬯，钩沈索隐，终使钱、柳复明真相，大白于世。确能“发皇”钱、柳之“心曲”，足当“明眼人”而无愧。尤其耐人寻味的是《柳传》中对钱、柳复明“烟幕弹”、“护身符”之揭示：

往往藉游览湖山，或访问朋旧为名，故意流播其赏玩景物，移情声乐之篇什。盖所以放布此烟幕弹耳。[16]

当日志怀复明诸人，往往托迹方外，若其(钱谦益)言与禅侣研讨内典，恐不过掩饰之辞。[17]

检《有学集》诗注陆……有“就医秦淮，寓于家水阁绝句三十首”。大抵为与当日南京暗中作政治活动时，相往还酬唱之篇什。其言就医秦淮，不过掩饰之辞。[18]

至于钱谦益“何以终能脱免清廷之杀害？”《柳传》认为：钱与梁清标关系密切，“当日在朝有梁清标主持兵部，凡在外疆臣武将皆不得不为牧斋回护。”“牧斋集中颇多与郎廷佐梁化凤等相关之文字，……虽为谄媚之辞，但使江南属吏见之，亦可以为护身符也。”[19]

综合以上，《桃剧》美化了侯、李的形象。《柳剧》恢复了钱、柳的面目。《柳剧》以情节感染人，叙事塑人，不拘泥于真实。《柳传》以史识启发人，论人论世，必求真实。本文不是全面评价《桃剧》，也不是全面评价《柳传》，只比较研究两书之异同，从而说明文艺作品与史学著作各有千秋。

注释：

[1][2][3]《柳传》第五章《复明运动》。

[4]例如：陈氏《柳传?复明运动》据黄宗羲批钱谦益诗，说明侯商邱为侯性，指出：“孔尚任《桃花扇考据》引钱牧斋《有学集》‘赠侯商邱’一题，盖误认侯商邱为侯朝宗也。”

[5]孔尚任：《又至海陵寓许漱雪农部间壁见招小饮同邓孝威黄仙裳戴景韩话旧分韵》。

[6]李清：《同人集序》。

[7]吴伟业：《梅村家藏稿》卷三十六《冒辟疆五十寿序》。

[8]孔尚任：《与冒辟疆先生》一、二。

[9]孔尚任：《虎踞关访龚野遗草堂》。

[10][11]孔尚任：《白云庵访张瑶星道士》。

[12][13]《柳如是别传》第三章《河东君与“吴江故相”及“云间孝廉”之关系》。

[14]《宋史》卷二百八十六。

[15]《柳如是别传》第四章《河东君过访半野堂及其前后之关系》。

[16]《柳如是别传》第三章《河东君与“吴江故相”及“云间孝廉”之关系》。

[17][18][19]《柳如是别传》第五章《复明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