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孝萱:《桃花扇传奇》与《柳如是别传》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44 次 更新时间:2015-03-01 21:1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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卞孝萱  

   清孔尚任撰《桃花扇传奇》(下简称《桃剧》),近代陈寅格著《柳如是别传》(下简称《柳剧》)。前者是历史剧,后者是历史人物的传记。其写作时间相去三百年,体裁亦不同,但都叙明末清初史事,都不轻视封建社会中地位卑贱的妓女而表一种同情。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文化现象。今将两书之指导思想、资料来源、创作方法等,比较研究如下。

   一 两书的指导思想

   《桃花扇传奇》的指导思想

   孔尚任在《桃剧》卷一《先声》(相当于其他传奇的“副末开场”)中说明其创作意图是“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就是借复社文人侯方域与秦淮妓女李香君的离合之情,写他对明朝的兴亡之感。在《桃剧》这部历史戏之前,余怀著《板桥杂记》,开宗明义,说:“此即一代之兴衰,千秋之感慨所系,而非狭邪之是述,艳冶之是传也。”也是通过对秦淮妓女的追叙,抒写他对于明朝灭亡的感慨。

   明亡于清,这是铁的事实,然而在清朝统治时期,尤其在顺、康、雍、乾四朝,是绝不容许汉人这样说的。请看李蔚《内秘书院大学士范文肃公墓志铭》:清兵人关后,“民多逃匿,公(范文程)草檄宣谕,言义兵之来,为尔等复君父仇,……民心遂安”(钱仪吉《碑传集》卷14)。再看爱新觉罗?玄烨《过金陵论》:“闯贼以乌合之众,唾手燕京,宗社不守,马、阮以嚣伪之徒,托名恢复,仅快私仇。使有明艰难创造之基业,未三百年而为丘墟。”(《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初集卷十八)。可见明亡于李自成,南明亡于马士英、阮大铖,是清朝统治者定的调子。

   当清朝的统治已经巩固,复明的力量已被消灭之后,容许汉人在拥护清朝为正统的前提下,对明末清初抗清而死的忠臣义士,赞美几句。如《明史》卷二七四《史可法传赞》云:“史可法悯国步多艰,忠义奋发,提兵江浒,以当南北之冲,四镇棋布,联络声援,力图兴复。然而天方降割,权臣掣肘于内,悍将跋扈于外,遂致兵顿饷竭,疆圉日蹙,孤城不保,志决身歼,亦可悲矣!”卷二八○《何腾蛟、瞿式耜传赞》云:“何腾蛟、瞿式耜崎岖危难之中,介然以艰贞自守。虽其设施经画,未能一睹厥效,要亦时势使然。其于鞠躬尽瘁之操,无所亏损,固未可以为訾议也。夫节义必穷而后见,如二人之竭力致死,靡有二心,所谓百折不回者矣。明代二百七十余年养士之报,其在斯乎!其在斯乎!”《明史》是清朝全盛时期纂修、刊行的史书,代表官方立场,以它为例,可以说明:当时对于抗清不降的烈士,不必再采取敌视的态度,而改为宣传利用,可以显示皇恩浩荡,有助于笼络汉人。

   孔氏在《桃剧》中,一开幕便歌颂“欣逢盛世”“尧、舜临轩,禹、皋在位,处处四民安乐,看看五谷丰登。今乃康熙二十三年,见了祥瑞一十二种。……岂不可贺!”(试一出《先声》)这是清朝统治者喜欢听的;谴责南明的“昏君乱相”“(二十九出《逮社》),“权奸”:“权奸者,魏阉之馀孽也;馀孽者,进声色,罗货利,结党复仇,隳三百年之帝基者也。”(《桃花扇小识》)这与清朝统治者的定调是一致的;表彰南明的“死难之臣”:史可法、左良玉、黄得功都已成仙,“一个个走马到任,好荣耀也”(四十出《入道》),这也是清朝统治者所能容许的。至于歌颂李香君“守贞待字,碎首淋漓不肯辱于权奸”(《桃花扇小识》),权奸指马士英、阮大铖等,不触犯清朝;只有“点染”侯、李两位主角的结局,不是大团圆,而是“修真学道”,并借剧中人之口,叹息“地覆天翻”:“国在那里,家在那里,君在那里,父在那里”(四十出《入道》)是清朝统治者不喜欢听的,然而这正是《桃剧》的思想精华。顾彩“改为《南桃花扇》,今生旦当场团圞,以快观者之目。”(《桃花扇本末》)沈成垣云“云亭何难说几句团圞话头,而固作如是笔墨”(《跋语》),可谓孔氏之文章知己。

   上述“国破家亡”,还是指明朝,而“访拿山林隐逸”,就直指清朝了。《桃剧》卷四《馀韵》云:

   (副净)三位不知么,现今礼部上本,搜寻山林隐逸。抚按大老爷张挂告示,布政司行文已经月徐,并不见一人报名。府县着忙,差俺们各处访拿。……

   (副末)老哥差矣,山林隐逸乃文人名士,不肯出山的。……

   (副净)你们不晓得,那些文人名士,都是识时务的俊杰,从三年前俱已出山了。目下正要访拿你辈哩。

   (丑)我们竟走开如何?

   (副末)有理。避祸今何晚,入山昔未深。

   这是《桃剧》的结尾。孔氏对真隐逸之士的赞美,对假隐逸、变节之士的嘲笑,对清朝访拿山林隐逸的讽刺,似有盅惑人心,怂恿汉人,不降服清朝之嫌。实事求是地说,在仕与隐的问题上,孔尚任既歌颂当时是太平盛世,本人也仕于清朝,他只是不满于明朝遗老变节出山,并不笼统地鼓吹隐逸,绝无指点一切汉人都不仕于清朝之意。《桃花扇小引》说:“《桃花扇》一剧,皆南朝新事,父老犹有存者。场上歌舞,局外指点,知三百年之基业,隳于何人?败于何事?消于何年?歇于何地?”他用戏剧的形式,摹绘南明灭亡的教训,让世人尤其是清朝统治者引为鉴戒。演出效果怎样呢?“相传圣祖最喜此曲,内廷宴集,非此不奏。……圣祖每至《设朝》、《选优》诸折,辄皱眉顿足曰:“弘光弘光,虽欲不亡,其可得乎!”(吴梅:《顾曲塵谈?谈曲》)而“故臣遗老”则“掩袂独坐”,“灯灺酒阑,唏嘘而散”(《桃花扇本末》)。

   《柳如是别传》的指导思想

   陈寅恪在《柳传》第一章《缘起》中说明其创作意图是“夫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辞,即发自当日之士大夫,犹应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何况出于婉娈倚门之少女,绸缪鼓瑟之小妇,而又为当时迂腐者所深诋、后世轻薄者所厚诬之人哉!”对照1929年陈在《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所云:“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可见其主张“独立自由之意志”,是一贯的、执着的。柳如是与王国维之时代、身世、活动、成就虽异,而皆具有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故都能得到陈氏的表彰。

   柳如是的归宿是嫁给钱谦益。述柳必涉及钱。陈氏《题牧斋初学集》云:“早岁偷窥禁锢编,白头重读倍凄然。”“盖牧斋博通文史,旁涉梵夹道藏,寅格平生才识学问固远不逮昔贤,而研治领域,则有约略近似之处。……披寻钱柳之篇什于残阙毁禁之馀,往往窥见其孤怀遗恨,有可以令人感泣不能自已者焉。”《柳传》“专考证何东君之本末,而取牧斋事迹之有关者附之”(《柳传?缘起》)。

   柳如是幼小时,在致仕宰相周道登家为婢。周死后,柳被逐为妓。曾与几社文人陈子龙同居。这段经历,被流俗认为是不光彩的,陈寅恪从知人论世的高度,指出这是造就柳的客观条件。《柳传》第三章《河东君与“吴江故相”及“云间孝廉”之关系》说:“寅恪尝谓河东君及其同时名姝,多善吟咏,工书画,……推原其故,虽由于诸人天资明慧,虚心向学所使然。但亦因其非闺房之闭处,无礼法之拘牵,遂得从容与一时名士往来,受其影响,有以致之也。”具体言之,“殆萌芽于吴江故相之家。盖河东君夙慧通文,周文岸身旁有关当时政治之闻见,自能窥知涯涘。继经几社名士政论之薰习,其平日天下兴亡匹‘妇’有责之观念,因成熟于此时也。”陈氏评价:“几社之组织,自可视为政治小集团。南园之?集,复是时事之坐谈会也。河东君之加入此集会,……不仅为卧子之女腻友,亦应认为几社之女社员也。”陈氏回答了世人不解的问题:“河东君以少日出自北里章台之身,后来转具沈湘复楚之志,世人……不解其故。今考证几社南园之一段佳话,则知东海麻姑之感,西山精卫之心,匪一朝一夕之故,其来有自矣。”

   钱谦益其人比柳如是复杂得多。陈氏对钱,一分为二。既指出“牧斋在弘光以前本为清流魁首,自依附马阮,迎降清兵以后,身败名裂”(《柳传?复明运动》),又考出“牧斋自顺治三年丙戌辞官自燕京南归后,即暗中继续不断进行复明之活动”(《柳传?河东君与“吴江故相”及“云间孝廉”之关系》),认为“应恕其前此失节之愆,而嘉其后来赎罪之意,始可称为平心之论”(《柳传?复明运动》)。

   陈氏对钱、柳的性格、思想、政治表现、文学艺术等都作了比较,指出钱“迟疑怯懦”,柳“诙谐勇敢”之不同性格[1],表现在政治上,如:

   (1)“当扬州危急之时,牧斋自请督师,河东君应可随行。然弘光不许牧斋作韩世忠,故河东君虽愿作梁红玉而不能。”[2]

   (2)“明南都倾覆,牧斋随例北迁,河东君独留金陵。未几牧斋南归。然则河东君之志可以推知也。”(《缘起》)此“志”即“心怀复楚报韩之志业”。[3]

   (3)“顺治九年庚寅牧斋经河东君、黄太冲之怂恿,赴金华游说马进宝反清”。“牧斋性本怯懦,此行乃梨洲及河东君所促成。……河东君送之至苏,殆欲壮其胆,而坚其志欤?”(《复明运动》)

   (4)顺治十一年钱卜筑芙蓉庄(红豆庄)于常熟白茆港。十三年移居,以探刺海上消息。十八年钱回城内旧宅,“然河东君仍留居芙蓉庄,直至牧斋将死前始入城者,殆以为明室复兴尚有希望,海上交通犹有可能。较之牧斋之心灰意冷,大有区别。钱柳二人性格不同,即此一端,足以窥见矣。”(《复明运动》)为书中最有学术价值部分。陈氏之结论为:“可惜河东君固能为梁红玉,而牧斋则不足比韩世忠。此乃人间之悲剧也。”

   综合以上,《桃剧》之重点在摹绘南明亡于“昏君乱相”,故渲染侯方域、李香君对南明权奸的斗争;指点明室遗老只有“隐逸”为高,故安排侯、李的结局是“人道”而不是大团圆。《柳传》之重点在论证柳如是“天下兴亡匹‘妇’有责”观念之形成;以及清初她助钱谦益秘密进行复明活动之真相而不为南明时钱、柳依附马士英、阮大铖之事隐讳。

   二 两书的资料来源

   《桃花扇传奇》的资料来源

   据《桃花扇本末》:“族兄方训公,崇祯末为南部曹。予舅翁秦光仪先生,其姻娅也。避乱依之,羁栖三载,得弘光遗事甚悉,旋里后数数为予言之。证以诸家稗记,无弗同者。”孔氏写作《桃剧》的资料来源,真是只靠族兄(通过岳父)所提供的南明遗事吗?为什么从他“未仕时”就“拟作此传奇”,直到康熙三十八年才“书成”呢?从《桃花扇考据》看出,孔氏引用的书,史部仅无名氏《樵史》一种,集部则有理解的错误。[4]孔氏是文学家,非史学家,不长于考据,不必苛求于他,但必须指出,所云“证以诸家循记,无弗同者”云云,未免夸大。

   冒襄《影梅盦忆语》、余怀《板桥杂记》等书中,有李香君的可靠材料,孔氏肯定是看过的,但未列人书目,却在《桃花扇本末》中强调“独香姬面血溅扇,杨龙友以画笔点之,此则龙友小史言于方训公者。虽不见诸别籍,其事则新奇可传。《桃花扇》剧感此而作也。”当时人并不相信孔氏说的是真事。如侯方域的“同里社弟”宋荤,就写过“凭空撰出《桃花扇》,一段风流也自佳”“翩翩高致堪摹写,侥倖千秋是李香”(《题辞》)的诗。今案:《明史》卷二七七《杨文骢传》云:“福王立于南京,文骢戚马士英当国,起兵部主事,历员外郎、郎中,皆监军京口。明年,……”而《桃花扇》卷三《寄扉》署“甲申十一月”即弘光元年十一月,此时杨文骢正“监军京口”,哪有闲空到秦淮河媚香楼绘画?明显出于虚构。

倒是“每拟作此传奇,恐闻见未广”两句话,透露出孔氏迟迟不能成书的心病。康熙二十五年,一个意想不到的机会来临了。这年夏,玄烨命孔氏随从工部侍郎孙在丰赴淮扬开浚下河,疏通海口。孔氏在扬州一带三年馀,二十八年腊月才北返。扬州是抗清名城,城破后,清兵大肆屠杀十天,史称“扬州十日”。民族英雄史可法的衣冠冢在城外梅花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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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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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学遗产》200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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