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44年新疆伊犁发生暴动，建“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伊犁暴动，发生在一个特别的地域，即深受伊斯兰教影响且与苏联相毗邻的地区，发生在一个特别的时代，即民族主义、社会主义和伊斯兰主义风起云涌的时代。因此，这场暴动与苏联及本地的宗教势力存在着复杂的互动，集中表现在苏联暗地支持下的有宗教色彩的“绿色革命”，但本质上，这场暴动属于旨在分裂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范畴。“东突厥斯坦”思想源自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双泛”），而作为“双泛”之纽带，“扎基德”运动在其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尽管直至1908年以前新疆还没有“东突厥斯坦”的概念，但民族主义者开始积极从国外引入“东突厥斯坦”概念和思想，并通过想象构建自己的突厥“nation”，而将中国视之为与自己完全无关的“汉人”（خىتاي ）国家。民国以来，中华国民国家和国民意识一定程度的迷失，为这个“共和国”和“东突厥斯坦”运动的滋生提供契机。
【关键词】东突厥斯坦共和国 三区革命 伊宁事变 双泛 扎基德运动
1944年夏秋，新疆政局剧变。统治十二年的“新疆王”盛世才被解职还未离去之际，8月17日，一支小小的游击队在伊犁巩哈县（今尼勒克县）乌拉斯台打响了武装暴动的第一枪。10月7日，新任新疆省主席吴忠信就任第四天，巩哈县县城被攻破。11月7日，由苏联入境一支武装与巩哈游击队联合向伊宁发起暴动，经六天激战，攻占了伊宁市国民政府所有军警据点。11月12日宣布成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史称“伊宁事变”（西方和台湾学界）或“三区革命”（大陆和苏联学界）。
这一突发的历史事件，有着复杂的国内外背景，值得讨论的问题很多。有些问题原来争议很大，如它与苏联的关系问题。英国学者福布斯（AndrewD. W.Forbes）就曾指出：“苏联尽管继续，而且一直地大声矢口否认”，“但至少有一次似乎说漏了嘴，那是在1967年5月14日，苏联塔什干电台维吾尔广播说，‘……在伟大列宁领导下的苏维埃国家，向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民族军提供武器和受过训练的指挥员’”。 另一位英国学者泰勒（ChristianTyler）也提到：“起义军人穿着印有斯拉夫大写字母ВТР的军服，ВТР表示‘Восточиная ТуркескаяРеспубника’（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真正比较清楚解答这一问题，还需依据苏联档案的解密，俄罗斯学者巴尔明(ВалерийА.Бармин)指出：“尽管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提到了苏联在组织这场运动中所起的作用，但由于缺乏俄罗斯方面的档案资料，他们对这方面的论述始终含混不清”。他的结论是：“苏联领导人不仅在起义的组织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向起义者提供了物质和军事技术援助，派遣了教官，而且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政府的活动”，“今天我们可以肯定地说，1944至1945年北疆三区起义运动的成功在许多方面取决于苏联全方位的积极援助”。这类问题，不论站在什么立场，随着相关的历史档案的解密，事实会弄得愈来愈清楚。本文将由事件的性质入手，从中国大陆研究的困境、西方的视角、苏联的说教，以及“东突厥斯坦”运动的源流等几个方面，探讨与“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研究的相关问题，希望以此推动关于这一历史事件相关问题的研究。
一、暴动、事变还是匪乱、革命？
首先的问题是，1944年新疆伊犁发生了什么，或者说事件的性质是什么？
国民政府和新疆当局最初的反应是“伊犁匪乱”,或伊犁匪患，如吴忠信1944年11月9日日记中写道：“晨听于参谋长报告伊宁匪患近讯”。1944年11月21日，蒋介石身边的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在日记中写道：“伊犁匪患愈闹愈烈”。这些都是军政长官内部说法，后来公开场合使用中性的“伊宁事变”，并把事变发动方称为“伊方”。至今国民党军政人员的回忆录中，还仍然沿用这些说法。究其原因，可能是在苏联驻迪化领事的斡旋下，1945年国民政府与伊方开启和平谈判，也就是说，政府怎会与土匪谈判？其实，事变发生之时虽有抢劫、强奸、杀人，但发动方立即“建国”，组建“临时政府”的各部，公布“国旗”，并通过了《政府宣言》。更重要的是，兼任新疆省政府主席的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很快从前线报告中获悉，事变有苏联直接参与的背景。因此，1944年伊宁发生的事变不是一般杀人越货的土匪行径，而是以分裂、独立为政治目标的武装行为。
“伊方”领导人阿合买提江·哈斯木（Ә hmәtjan Qasimi）[10]称“这场为真理而进行的伟大斗争，在伊犁取得胜利。人民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政府。民族解放革命的浪潮涌向伊犁、塔城、阿山地区，开始波及全省”。[11] 伊方的另两位领导人伊斯哈克伯克·穆努诺夫[12]（Ishakbek Mununof）和达列力汗·苏古尔巴也夫[13]（DelilhanSugurbaef）曾分别撰文“民族军是十一月革命胜利的坚强保卫者”、“在阿山庆祝‘11·12’民族解放革命四周年大会上的讲话”[14]。“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政府”、“民族解放革命”、“十一月革命”、“11月12日革命”是当时伊方的自称，其中“革命”是关键词。“革命”译自西语的revolution，是近代政治的产物。自古以来就有“造反”（rebellion）的说法。1789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六询问他的大臣：这是否是一次造反。大臣答道：“不，陛下，这是革命”（Non,sire，c'est-une-revolution）[15]。这位大臣不经意地开启了“革命”这一政治术语，并为它“成为现代政治的一个重要概念或神话做出了重要贡献”。[16]自此以后，可说是激动人心的“革命”年代，就本世纪来说，有俄国的十月革命，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在中国则有辛亥革命、国民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等等。革命意味着大震动、大改组、大破坏，更意味着时代的变迁、思想的浪潮，其中有的有激情、有理想，有的却是妄想或臆想。也就是说，声称革命的并非都能推动社会进步。毛泽东是世纪伟人，但他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现在看来，就称不上是有积极意义的革命。1944年伊犁的“革命”《宣言》第一二条就是：“在东突厥斯坦领土上永远消灭汉人统治”，“建立真正解放的独立共和国”[17]，“革命”的动机和行为，仅仅就是要将这块土地从中国分裂出去，要把汉人从这块土地消灭掉，这是极端的民族主义，这种“革命”不具有任何积极意义。
1945年10月15日，自称“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代表阿合买提江·哈斯木等一行三人赴迪化（乌鲁木齐），声称要与国民政府代表以同等地位交换“两国”国书（谈判代表证书），否则不进行谈判。后来在苏联驻迪化领事斡旋下，伊方放弃交换“国书”要求，[18]以“暴动区域人民代表”身份与国民政府进行和平谈判，最后形成《中央政府代表与新疆暴动区域代表之间以和平方式解决武装冲突之条款》，这说明，伊方和国民政府最终在“暴动”这一提法上取得谅解。
总之，“伊犁暴动”，既不是“匪乱”，也不是任何积极意义上的“革命”；较合适的中性提法是：民族主义的“暴动”引发中国边疆危机的“事变”。
二、中国大陆“革命史”研究的困境
中国共产党机关报《解放日报》关于伊犁暴动的早期报导，用的是“新疆少数民族自治运动”这一提法[19]。1949年初，毛泽东与秘密来访的苏联领导人米高扬（АнастасИ. Микоян）谈话中说道：“隶属于乌鲁木齐政府的新疆伊犁州发生独立运动” [20]。其实，1950年以前，中共方面对这个“共和国”也没有统一的和适当的称呼，或者说还知道应怎样称呼它。1949年秋中共派驻伊犁联络员邓力群的实地报告则称之为“伊犁自治区”或“伊犁当局”，但用得较多的是“伊塔阿三区”。1949年8月18日，毛泽东致函“三区政府”主要领导人阿合买提江‧哈斯木，信函抬头称之为“新疆伊宁人民特区政府”代表。11月11日（这场“革命”五周年），毛泽东致电时任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代主席赛福鼎?艾则孜（SәypidinӘzizi），称之为“伊犁革命”。至于中共何时正式称呼为“三区革命”，仍有待查证，但应是1950年以后的事了。[21]
毛泽东关于“伊犁”“独立运动”的说法，只是近年在苏联解密档案中被披露。此前，世人所知的是1949年那几份信函、电文。毛泽东的信函说：“你们多年来的奋斗，是我全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运动的一部分”[22]；其后，毛泽东为阿合买提江等五人因空难逝世发唁电和题碑文称：阿合买提江五同志“永垂不朽”。[23]就是有了这些函件电文，就足以给这场暴动以非常革命的光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大陆学人就很难作文章。由新疆社会科学院组织编纂并于1980年代出版的《新疆简史》认为这场“革命”，“是在中国共产党影响下，新疆各族人民中的先进分子领导下，在全国人民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汹涌澎湃的革命斗争胜利配合下，在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和苏联共产党的政治、经济、精神、物质等方面支持下，爆发的反对国民党的斗争，是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24]。现在看来，这样的提法多少有点滑稽。
事实上，“革命史”研究者不得不面对这样的难题，即曾为分裂的“东突厥斯坦革命”如何“汇入中国革命的洪流”？[25] 厉声在他的书中论证了“三区革命”的“二次革命论”[26]，并撰写了专题论文“三区革命运动中的‘二次革命’及其背景”，认为以“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总统艾力汗‧吐烈（AliKhanTüre）的退出历史舞台为标志，“三区革命”经历了“二次革命”，致使三区革命运动从“分裂毒瘤”的桎梏下解脱出来。[27]其实，按照赛福鼎的说法，这个“二次革命”提法最初由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Abdukirim Abbasof）使用。[28]问题是，既然有“二次革命”，那么建立分裂政权“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那次“暴动”，难道可谓第一次革命吗？1998年出版的《新疆三区革命史》的主要撰写人之一、新疆师范大学教授杜瀚2009年再论新疆“三区革命”史，认为苏联组织、策动、支持、控制新疆“三区革命”，并促成三区和国民党中央和谈，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在革命过程中发生过分裂祖国、反汉排汉的严重错误，但最终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新疆的和平解放作出了重要贡献。[29]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年科研基金资助出版的《新疆三区革命史鉴》一书，对此的解释如下：
［临时政府宣言］突出的一点便是声明脱离中国，建立所谓“独立”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这样露骨的分裂主义宣言，完全越出了阿巴索夫当初筹建“解放组织”时“建立自由、解放、民主的省份”的宗旨……临时政府内部斗争是明显的。一方要在11月7日的十月革命纪念日发动武装起义，另一方却要在11月12日（此为1933年喀什“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建立日——原文夹注）在伊犁另外建立一个“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在斗争初期，伊犁的领导权无可避免地掌握在后者手中。于是我们看到，一场为反抗剥削压迫的正义斗争，怎样在艾力汗·吐烈等人的引导下，走上了一条令各族人民担忧的危险道路。[30]
但问题是，这场暴动反抗剥削压迫的“阶级斗争论”，确实有点牵强。笔者认为，此书所列举的“收缴枪支”、“献马运动”[31]，多半是引发暴动的导火索，所谓的“阶级斗争形势”大体上是拘泥于“革命史”撰写的要求而提出的。
中国大陆学界关于“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研究，即便现已有很大进步，但还未能突破毛泽东当年的定性。笔者于2004年底参加乌鲁木齐召开的“新疆稳定与发展高层论坛”，兰州大学副校长杨恕在会上提出，1944年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已为境内外民族分裂分子的一面旗子，应开展并加强这方面的研究，但时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乐泉的回应是：此问题太敏感，还是放一放。至此，中国大陆学界有关这场“革命”的研究，还是有研究的禁区，比如，与当年分裂活动相伴随的民族仇杀活动，至今仍讳莫如深。
台湾学者吴启讷关于新疆现代史研究的评述，总的说来是一篇十分优秀的论文，他批评中国大陆学者“受到政治因素的形塑”，有的地方说得不无道理，但他批评“中共官方框架下的新疆现代史研究”，结论竟是：“正是由于中共史学垄断了现代中国境内所有民族历史的詮释权（例如“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反而迫使维吾尔人否定他们与中国的关系，或将这种关系简化为单向的侵略与反侵略关系”。[32]此论不大靠谱，首先上述两者（中共垄断民族历史的诠释权与维吾尔人否定他们与中国的关系）并无因果关系；其次，否定与中国关系的“维吾尔人”，能代表多少维吾尔人？其三，完全不符合历史，笔者想提起注意的是以下史实。
第一，泛突厥主义者穆罕默德·伊敏·布格拉（Muhammad Amin Bughra，又译买买提·依明，汉名毛德明）[33]撰写的《东突厥斯坦史》，书中全篇是“东突”反对中国的“侵略”的斗争史，其核心思想是：
تۈرك سياستى تىنچلىقچە رۋەر‘ ﺋىنسا نىيە تچىل‘توغرا كۆاڭۈل ۋە ﺋالىجاناپ ﺋىزەتنەپسلدىن ﺋىبارەت
（突厥的政治是和平、人道和高贵、尊严的政治）
چىن سياستى ﺋستىلا چىلىق‘ ﺋﻧﺴﺎﻧﻴﻪتسىز لىك ۋە ھىلىگەرلىك
（中国的政治是侵略、不人道和奸邪的政治）。[34]
书中号召：“每一个东突厥斯坦人民为实现自己的梦想而抱定决心，抗战到底，视死如归，光荣牺牲”，“东突厥斯坦革命没有结束，不独立，革命就不会结束！”[35]这本书标志着“东突厥斯坦”思想的首次理论化、系统化。请注意这本书出版时间在1940年，那时有“中共官方框架下的新疆现代史研究”吗？
第二，1944年伊敏与著名历史学家黎东方[36]展开“新疆突厥民族问题”大论战[37]，披着学术外衣，打着“三民主义”，鼓吹突厥“民族”的“自治”[38]（即离分裂、独立仅一步之遥的“高度自治”——笔者注），这难道也是“中共史学垄断了现代中国境内所有民族历史的詮释权”，“迫使”所然？
第三，1945年伊敏等在重庆出版《自由报》（Erk），报头名下竖起“东突”独立的核心誓词：“我们的种族突厥，我们的宗教伊斯兰，我们的祖国突厥斯坦”。[39]这与所谓的中共“官方框架”有什么关系？
第四，1950年代流亡在土耳其的伊敏与去台湾的国民政府高官朱家骅有书信往来。朱家骅对这位多年的“友人”“有要新疆脱离中国而独立之意向”，“不胜惊异”。就其“所谓新疆问题”三次覆函伊敏，一方面，从历史、民族、文化、经济、政治等方面义正辞严驳斥伊敏独立的四点理由；另一方面，是忆起“昔在重庆南京，时常与您唔谈，推诚相见”之情谊，苦口婆心地劝告[40]。在这一时期，伊敏的疆独之念与中共的“官方框架”没有丁点关系。但朱家骅与伊敏的辩论从另一个角度体现，海峡两岸中华子孙在与“东突”的辩论中，终究是心心相印的。
总之，中国大陆学界关于“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研究，确实已取得相当进步，虽然还面临摆脱“革命史”研究困境问题，但所谓的中共垄断民族历史的诠释权，迫使维吾尔人否定他们与中国的关系之说，并不靠谱。
三、西方的视点：殖民地的独立运动
美国学者本森（LindaBenson）是研究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代表人物，她的基本观点是，所谓“伊犁叛乱”是突厥穆斯林民族与外来的中国侵略者之间的冲突和土著殖民地的独立运动的观点[41]，代表着西方学者一般认识。在西方，汉人与中国人是划等号的，中国是汉人的民族国家，而非汉人就不是中国人，因此非汉人地区就是中国人的殖民地。比如，美国学者米华健（JamesA. Millward）等人就认真地使用“汉人”（HanChinese）和“非汉”（No-Han）,“汉移民的殖民统治”（Colonial settlement by Han Chineseimmigrants）之类的概念。他們在为《新疆：中国穆斯林聚居的边陲》（Xinjiang:China’s MuslimBorderland）撰写的新疆历史部分，以1884年新疆建省为界，认为在此之前，新疆从来就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在此之后，新疆是中国的殖民地。这无非说的是，中国在新疆主权是有问题的，表现出西方固有的偏见。[42]米华健坚持认为：“尽管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实际上依附苏联，但它却是代表维吾尔、东干、满、蒙古及其他民族的“独立”国家（independentstate）。[43]另一位美国学者鲍文德（GardnerBovingdon）认为，新疆“骚乱的根源是大多数人而不是少数组织的抱怨”，“由于汉族军阀和地方官员长达数十年草率、掠夺的统治，部分地导致了在维吾尔人中存在着深刻和普遍地反汉情绪”。[44]杜磊（Dru C.Gladney）强调：“中国政府所面临的分离主义问题的根源，可直接上溯到它所执行的承认少数民族独立愿望的早期政策，这种政策从某种程度上有助于、而且实际上鼓励当地人的民族化”。[45]英国学者泰勒（ChristianTyler）认为：“应看到，普通百姓以及真正的叛乱者不是被意识形态和政治教化，而是被怨恨驱使才起来反抗的”[46]。
总之，按西方视角，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只是个地理概念，不是一个近代民族国家。其中美国学者拉铁摩尔（OwenLattimore）比较早地提出所谓的“中国各蛮夷独立论”：“清朝灭亡之后，中国应该从蛮夷民族——满族的统治下解放出来，恢复其独立状态；同时，……中国与各蛮夷民族之間以及各蠻夷民族相互之间的联带关系应該断绝，而各自保持着独立的状态。”[47]此论首先受到日本学者的热烈欢迎，日本学者矢野仁一[48]进一步提出“中国不但没有国境，而且可以说由于没有国境甚至连国家也不存在”。[49]一些西方学者不断发挥，制造了一大堆论调，如：非汉民族非中国人说；中国的北部边界不过长城说；满洲、蒙古、西藏、新疆非中国领土说；中国侵略准噶尔、“东突厥斯坦”说；中国“次等帝国主义扩张边疆”说，等等[50]。在他们看来，中国在新疆的殖民统治，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领域的民族压迫和中国历届政府的政策，是引发自治和分离主义的主要动力。
总之，西方视“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为殖民地独立运动的认识，并不可取，这里我想引证台湾学者对本森为代表的西方学者比较有价值的批评是：“他們在讨论包括新疆问题在内与中国有关的民族问题时,或不假思索、或深思熟虑地将原因归结为中国传统中根深蒂固的‘中华思想’,质言之,即汉人的民族歧视思想。这样的结论,非常接近对近现代西方帝国主义在亚、非殖民地形成的民族关系结构所作的观察与批判。在此,研究者直接套用了‘殖民帝国侵略∕殖民地人民反抗,争取民族自决’的批评模式，……多少显得有些粗率”。[51]
四、苏联的说教：民族自决权
19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之时，民族自决权成为苏联关于“东突”问题的基本说教。自1963至1982年的二十年间，苏联设在阿拉木图和塔什干的电台，每天以四至六个小时间交替使用维吾尔、哈萨克语，集中对新疆展开宣传攻势。广播文章、讲话、谈话等各类文章共约2万余篇，3,000万字之巨，内容涉及到新疆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历史、民族、宗教、教育和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特别着重宣传“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伟绩，说“维吾尔的祖国是东突厥斯坦”，新疆“要像苏联那样建立民族共和国”，应该给维吾尔人民“民族自决权”。[52]
“民族自决权”是列宁主义的重要内容，列宁关于“民族自决权”的文章有五六十篇之多。系统考查、研究列宁关于“民族自决权”不同时期的不同提法和解释，大致可以认定，列宁关于“民族自决权”的种种论述有鲜明的针对性，即针对沙俄那样的殖民主义；十月革命后，特别是苏联成立后情况变了，提法也变了。简言之，列宁的“自决”基本点是非殖民化。如列宁提出来，斯大林强调的“民族问题中的自决权这个要点已不再是整个民主运动中的一部分，它已成为整个民主运动中的一个组成部分”[53]。
然而，苏共教条主义的民族理论和实践，没有在“民族自决权”问题上与西方的“一国一族”论、民族分立主义划清界线，这正是苏联最终解体的原因之一[54]。在当今，民族自决走到底，就是民族分裂，已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警惕。杨恕指出：“国际社会的共识是，自决权用于反对民族压迫和殖民主义，不能用来分裂国家。同时，一个民族的分离权不是单方面的权利，它应该是双方通过协商来实现的”。[55] 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Nursultan A.Nazarbayev）1992年在第四十七届联合国大会发言道：“在民族自决权的掩盖下，任何一个多民族国家的国家完整性都会值得怀疑，使之分化的分立主义将会没有止境。”[56] 新疆学者艾则孜·玉素甫（ӘzәzYusuf）1990年提出“在新疆鼓吹‘民族自决’的实质是搞民族分裂”[57]。艾则孜是“三区革命”出身的高级干部，笔者与之交往中不止一次地听到他谈到，当初因在三区工作曾深受到苏联“民族自决”思想影响，而由民族主义者转变成共产主义者，是个非常艰难的过程。笔者认为艾则孜撰写的这篇文章是“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好文章”，“就理论意义来说，‘民族自决’思想大体属于西方人权观念的一部分，和自由、平等、博爱一样，在历史上起过某种进步作用，可是今天在人民已经取得政权的国家，在已經独立的多民族发展中国家，这却成了西方分化肢解这些国家的手段”[58]。
总之，笔者认为，在当今，以民族分离，领土分裂为内容的民族自决走到底，就是民族分裂。那些打着人权、民族自决旗帜的当代民族分裂运动，前途黯淡。
五、“东突厥斯坦”思想：“双泛”、“扎吉德”运动
“东突厥斯坦”运动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即“双泛”），这已是多年来许多学者一再论证的命题。米华健、王柯和笔者则将“双泛”的传入主要归之于19世纪末悄然兴起的以“扎吉德”（jadīd）教育为主要形式的“近代维吾尔文化启蒙运动” [59]。“扎吉德”，源于阿拉伯语，意为“新的”，即与传统的清真寺教育相对立的新式教育，发源于俄国鞑靼斯坦，而后，随着“双泛”重心的转移，在土耳其有较大发展。清末，扎吉德教育由俄国、土耳其传入新疆，在逐渐取代旧式的清真寺教育的过程中，促使了以近代教育为主旨的近代维吾尔文化的启蒙。对于这一文化启蒙运动，应予充分肯定，但也不得不看到其负面的作用，“双泛”由此传入新疆。事实上，民族主义的滋生和发展，正是基于这种近代教育发展。笔者认为，民族主义不同于古代的农民起义、群氓暴动，乃是近代政治运动。质言之，在一个古代文盲社会里，没有也不可能有民族主义运动。历史证明，随着现代知识的广泛传播，告别了古代农耕社会，在现代地缘政治的大背景下，作为“民族主义者”（nationalist）的知识精英，在为构建或想象“民族”（nation）而竭尽全力，最终让民众深信我们是一个民族（nation）。至少在1908年以前，新疆维吾尔社会还无人知晓“东突厥斯坦”这个概念[60]，而1933年，在喀什就建立了第一个“东突国”——“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
王柯关于“扎吉德”教育的论述非常重要，他将19世纪末新疆兴起的“扎吉德”教育定义为“近代维吾尔文化启蒙运动”，并指出：“1933年第一次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发生的时候，具有留学土耳其经历的阿图什的新式学校的教师动员学生支持运动。从这个事实中可以看出有着具有留学土耳其经历的维吾尔族知识分子与现代维吾尔文化启蒙运动，以及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之间的关系。特别是近代维吾尔文化启蒙运动的主要成员，后来大都成为了东突厥斯坦运动的主要领导者，这也可以说明两个运动之间的思想联系”。[61]但总的看来，对它的发展脉络的梳理还略显粗略。笔者在这里补充如下几点：
第一，这一运动首先萌发于俄国的鞑靼穆斯林社会，随后在行将崩溃的奥斯曼帝国得到丰厚的土壤，或者说，在那里找到了知音和追随者。
第二，其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俄国人伽普林斯基（ИзмайлГаспринский），1883年他向“突厥人”明确提出“三统一”行动战略，即：“Единство в словах, мысляхи делах!”(在语言、思想和行动上联合起来！)[62]也正是这一时期，伊斯兰世界开始受到外来殖民文化的强烈冲击。泛伊斯兰主义作为对西方政治、军事、文化入侵的反应，也呼之欲出。
第三，泛突厥主义与泛伊斯兰主义在价值观有着根本区别，前者是民族主义的，后者是宗教主义的。这两个似乎不大相容的主义在“扎吉德”运动中交集。从这一点上看，“扎吉德”运动，既是民族复兴的运动，又是宗教改革运动。我们在研究“扎吉德”运动时，还很难将它完全归于这两个主义中的哪一个，因此，我们针对这一事实，将这两个主义称之为“双泛”。
第四，在二十世纪初，“双泛”通过“扎吉德”运动植入新疆，其表现为大量的“扎吉德”学校在天山南北开办，伽普林斯基创办的宣传“双泛”思想和理念的《译文报》（俄文版：Переводчикъ；鞑靼文版：ترجمان）在新疆民族知识界中广泛流传。
第五，新疆“扎吉德”教育开创了“近代维吾尔文化启蒙运动”，培养了第一批现代维吾尔知识精英，在新疆教育史上无疑占有重要的地位，但同时也培养出第一批“东突”骨干分子，如麦斯武德（MasudSabri）[63]等。
第六，苏联在其国内大反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是出于自身政权安全的考虑，同时出于国家安全的考量，不可能不特别关心与之相邻的新疆地区政局。当看到新疆地区“双泛”的影响力的情况下，并不妨碍它利用这两个主义作工具，插手新疆事务、干涉中国内政。这一点非常重要。
总之，以往的研究都将“东突厥斯坦”运动缘起于近代欧亚广泛传播的“双泛”运动，这已成定论，且很正确。但如果深究俄国鞑靼斯坦兴起的“扎吉德”运动与近代维吾尔启蒙运动的直接联系，可以进一步认识到“东突厥斯坦”运动如何在新疆的滋生的。[64]
六、民族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结合点
19世纪中叶，尽管欧洲的民族主义运动已初见端倪，但共产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以为，工人阶级没有祖国。列宁根据马克思主义的一般认识，曾坚定地认为：“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这是两个不可调和的敌对的口号”[65]。十月革命后，时代变了，列宁宣称：“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这个口号是正确的，[66]并强调“必须实行使一切民族解放运动和一切殖民地解放运动同苏维埃俄国结成最密切的联盟的政策”[67]。1944年的苏联，即便不是公开的，但也是通过非常积极参与“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建立，以践行这一“联盟政策”。
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鲍大可（A. DoakBarnett）认为：“尽管伊犁政权受到俄罗斯影响，但它首先遵循的仍是民族主义政策，而不是意识形态政策。必须指出，伊犁政权制度并没有在它控制的地区推选苏维埃化……这是因为，在宗教方面，该政权并不拥护马克思主义，政权的领导人是宗教权威艾力汗·吐烈和哈基姆别克·霍加”。[68]
王柯则认为，1944年在伊犁建立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是“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结合点”，也可以说是苏联支持的中国突厥伊斯兰居民的“圣战”，但同时认为，“包括这些留苏生在内，运动的领导层都不是共产主义者，由他们建立的组织，其性质充其量也不过是一些反政府活动和民族主义运动组织”，而“要想全力对抗中国的统治以达到民族运动的目的”，唯有“接受苏联的领导，甚至积极地寻求苏联支援”，也就是说，“在摧毁中国政府对新疆的统治这一政治目标上，突厥系伊斯兰民族的民族主义可以与自我标榜共产主义国家的苏联找到共同的语言”[69]。
筆者认为，以上这些观点大体可以成立，但有些话说得有点绝对，比如说，“包括这些留苏生在内，运动的领导层都不是共产主义者”。那么，阿巴索夫呢？按一般说法，阿巴索夫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战士。 1930年代在迪化省立一中和新疆学院附中学习期间，受中国共产党人的影响，接受马列主义理论。1942年，在伊犁专署任教育局督学时成立了“马列主义学习小组”，和学习小组成员一起郑重宣誓：“永远跟着中国共产党走，无论在任何困难境地，甚至于牺牲宝贵的生命，坚决不向敌人投降。”1944年4月在伊宁积极参与组建秘密进步组织——解放社。1946年12月，作为新疆的代表赴南京参加国民大会，开会期间，秘密来到中共代表团驻地梅园新村，向董必武表达了对中共及其领袖毛泽东、朱德的敬意，追述了林基路[70]对自己的教诲，汇报了新疆的斗争形势，转交了“新疆共产主义者同盟”致中共中央信，提出了希望中共派人来新疆领导各项工作。他先后任“三区革命”临时政府委员兼内务厅长、宣传部长、民族军政治部主任[71]。
因此，比较客观持平的看法是，这场运动虽然是苏联鼓动起来的，但它的领导层基本上还不是共产主义者。
七、分裂思想“病灶”：国民意识的迷失
“东突”的分裂思想的源流问题，也是研究者关心的问题之一。王柯将东突厥斯坦独立思想的“病灶”追溯到清朝统治时代，认为清王朝统治下的维吾尔社会，“既不是‘中华’又不完全是‘穆罕默德的乌玛’的存在”，“这些让维吾尔族民众实际上身处伊斯兰教的乌玛与中华之间的夹缝之中的制度和政策，同时也坚决地阻止了维吾尔族民众形成中国人和中国国家的意识”。1884年新疆建省寓意于将新疆本土民族集团变“满洲皇帝之民”为中国国家之民，即“新疆内地化和维吾尔族民众的中国国民化进程”，“不能不说已是为时过晚”，质言之，“此前百余年中由他们培植起来的维吾尔族只属于清王朝、而与汉族不是一个利益共同体的意识，已经变成孵化独立思想的病灶，深深地埋植在维吾尔族社会的肌体里”。[72]这是分析新疆分裂思想“病灶”的独特视角，颇有意义。
在笔者看来，现代“国民化进程”，是随着近代民族主义兴起，而现代国家“国民国家”（nation-state,又常译作“民族国家”）取代古代的“王朝国家”（或“皇朝国家”）的过程。这里的“nation”，只是近代方出现的政治概念。作为政治运动的民族主义之“民族”是“nation”。“nation”并非我们习惯的具有悠久历史的东西，或者说，它就根本不是那种古代社会的种族、氏族、部落、部族、族群，或语言范畴的“语族”。其实，它是近代政治运作的产物，其基本特征是“国家”与“民族”的互为表里，比如“联合国”（UnitedNations）是“nation”的联合，这里的“nation”是“国家”，或者说是“国民国家”。按照19世纪方形成的“民族原则”（principleof nationality），承认“nation”，就意味着承认它有独立建国的权力。如民族主义研究大家盖尔纳（ErnestGellner）所言：“民族主义是一种关于政治合法性的理论，它在要求族裔的（ethnic）疆界不得跨越政治的疆界”。[73]因此，所有的民族分裂运动首要诉求，就是千方百计地争取其“nation”的地位，有了这一地位，就有了分裂、独立、建国的合法性。
“东突厥斯坦”运动本质上是近代极端民族主义运动。尽管至1920年代新疆还没有“东突厥斯坦”概念，但民族主义者开始从积极国外引入，并通过想象构建自己的突厥“nation”，而将中国以为是与自己完全无关的“汉人”（ خىتاي ,khitai[74]）国家。中华国民国家和国民意识的迷失，1930和1940年代连续出现两个“东突国”，就不是偶然的。
八、结论
“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建立在与苏联毗邻的新疆伊犁、塔城、阿勒泰地区，没有苏联在精神、物资、武器装备上，甚至军事人员的援助、支持，几支零星的游击队能不能打下伊犁，还是个问题。苏联的援助和支持大体上是处于幕后，践行与民族解放运动结盟之政策，但似乎未有在其所支持的“共和国”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意愿。那个时代的苏联对于新疆不外有三种考虑：其一是不希望新疆出现反苏的地方政权，这涉及苏联国家安全，无可厚非；其二是在新疆谋求建立一个亲苏政权，当年那么费力气地援助、力挺盛世才，甚至不择手段，说到底是苏联与盛世才的相互利用；当盛世才翻脸之后，就有第三种考虑，那就是利用新疆的民族和宗教的复杂局面，以“支持民族解放运动”为名，搞一种具有伊斯兰色彩的“革命”。但这种做法有悖于国际关系准则，只能偷偷摸摸地进行，并尽力避免被指认“赤色”输出而引起国际帝国主义的激烈反应。
既然是以伊斯兰色彩的“革命”操作，这个“共和国”最初的首脑选定了宗教上层代表艾力汗·吐烈，就是很自然的，宗教上层在这个“共和国”初创时期分享了部分权力。三区最主要领导人阿合买提江1949年给中共中央汇报“新疆特区”情况说：“我们的民族运动的基本动力是农民，但他们完全处在封建势力与宗教势力的统治下面。……为了团结最广大的阶层，为了革命的利益，我们的青年在革命初期不能不把那些不忠实的革命者推在运动的前面，而使自己居于后面的地位。这就决定了，因而也产生了革命初期封建势力在政权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宗教教士成为政权的首领，……因此初期的民族运动在形式上带有宗教的性质和色彩”。[75]
无论如何，苏联操作的这场“革命”，归根结底是民族主义的。阿巴索夫讲话引用阿合买提江的话就明明白白说：“我们是民族主义者，我们是很严重的民族主义者。但是只是在我们民族没有获得平等的情况下，我们是民族主义者”[76]。笔者的最终结论是：这场暴动尽管与社会主义苏联及本地的宗教势力发生复杂的互动、交集，但本质上属于分裂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范畴。
[1]原文刊载于香港中文大学《21世纪》2014年第12月号。 [2]作者为新疆大学文科基地、中亚研究院、中亚地缘政治研究中心，教授。 [3]Andrew D. W. Forbes,Warlords and Muslims in Chinese Central Asia: A PoliticalHistory of Republican Sinkiang1911-1949（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 188. [4]Christian Tyler,Wild West China:The Taming of Xinjiang（New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2004）,115. [5]Валерий A. Бармин， Синьцян в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ях1941-1949гг.（Барнаул: Изд-во БГПУ，1999），8,78, 84.[6]参见齐清顺，“新疆‘三区革命’称呼考察——兼谈对有关问题的断想 ”，《西北民族研究》1998年第1期，页83。另参见国民政府外交部档案，320/1新疆剿匪密件Ⅱ，1944.10-1945.5。（藏台北，外交部档案资料处）[7]陈力：《伊宁事变纪略》，南京：正中书局，1948；张大军，《新疆近四十年变乱纪略》，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54；张达钧［大军］，《四十年动乱新疆》，香港：亚洲出版社，1956；张大军，“新疆伊宁事变与伪土耳其斯坦共和国成立及其溃灭”，载《新疆研究》，台北：中国边疆历史语文学会，1964；[11]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台北：兰溪出版社，1980。[8] 杜荣坤等，《新疆三区革命史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页59～60。[9]王柯，《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1930年代至1940年代》，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3，页157[10]阿合买提江·哈斯木（1914～1949）出生新疆伊犁，1936年考入莫斯科东方社会主义劳动大学。1942年回国，因宣传革命被捕入狱。1945年10月作为暴动地区主要代表赴迪化参加和平谈判，在随后成立的新疆联合政府政府中被任命为副主席。1949年8月赴北京参加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假道苏联途中遇空难逝世。[11]阿合买提江·哈斯木：“为全省实现解放、自由、平等和民主政治而签订‘和平条款’——告全疆各族人民书”，新疆三区革命史编纂委员会编，《新疆三区革命领导人向中共中央的报告及文选》，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页33。[12]伊斯哈克伯克·穆努诺夫（1902～1949），新疆乌恰人，曾赴苏联学军事，伊犁暴动后任民族军总指挥，1949年8月赴北京参加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假道苏联途中遇空难逝世。[13]达列力汗·苏古尔巴也夫（1906～1949），新疆阿勒泰人，曾任伊方哈萨克骑兵团长、阿山行署专员，1949年8月赴北京参加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假道苏联途中遇空难逝世。[14] 《新疆三区革命领导人向中共中央的报告及文选》，页93～99、149～167。[15]弗·哈利迪著，张帆译，《革命与世界政治》（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页30。[16] 同上。[17] 杜荣坤等，《新疆三区革命史鉴》，页60。[18]《新疆三区革命史》编纂委员会编，《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页120。[19] 齐清顺：“新疆“三区革命”称呼考察”，页86。[20]沈志华编译，《俄国解密档案：新疆问题》，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13，页295。[21]齐清顺，“新疆‘三区革命’称呼考察——兼谈对有关问题的断想”，《西北民族研究》1998年第1期，页89。[22]“毛泽东主席发来的邀请信和碑文、唁电”（代前言），载《新疆三区革命领导人向中共中央的报告及文选》，页1。[23]“毛泽东主席发来的邀请信和碑文、唁电”，页2-3。[24] 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着，《新疆简史》，第三册，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7， 页353。[25]厉声主編，《中国新疆：历史与现状》，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页171～174；《新疆三区革命史》编纂委员会编，《新疆三区革命史》，北京：新疆民族出版社，1994，页242～258。[26] 厉声主編，《中国新疆：历史与现状》，页186。[27]厉声，“三区革命运动中的‘二次革命’及其背景”，《石河子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页1-10。[28]赛福鼎?艾则孜著，李继成译，《天山雄鹰:阿布杜克力木?阿巴索夫生平》，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页83。但须说明的是，赛福鼎的这部作品属于自传性历史小说。[29]杜瀚、杜飞舟，“新疆三区革命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西域研究》2009年第1期，页34-44。[30] 杜荣坤等，《新疆三区革命史鉴》，页61。[31] 杜荣坤等，《新疆三区革命史鉴》，页41-42、45。[32]吴启讷，“新疆现代史研究述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10年第67期，页153、156 。[33] 伊敏（1901～1965）1942年加入中国国民党，曾任候补中央监察委员、中央组织部专员，1948年被任命为新疆省政府副主席。[34] شەرقي تۈركستا ن تارىخ: مۈھممەد ئمىن بۈغرا， （ کاڊۏل ：1940），124-26，127-28。(伊敏：《东突厥斯坦史》［喀布尔：1940﹞）。是书在安卡拉、阿拉木图等地多次再版重印。[35] شەرقي تۈركستا ن تارىخ: مۈھممەد ئمىن بۈغر ا ，470.[36]黎东方（1907-1998），曾受业于国学大师梁启超，又求学于法国，学贯中西。1937年获法国巴黎大学文科博士学位，先后任教于北京、清华、中山、东北、复旦等大学。与傅斯年、李济等同为中国史学会的发起人之一。[37] 1944年10月13日，伊敏等控制的“东突厥斯坦同乡会”（对外称“新疆同乡会”）在《大公报》上刊载《新疆同乡会对宪法草案之意见》，提出“请确定新疆民族为突厥族”，“请修正宪章之第四条内‘新疆’二字为‘突厥斯坦’”，“请在宪法中规定突厥民族自治之条例”。次日（10月14日），黎东方即在《中央日报》上著文批驳伊敏，而伊敏随即著文反驳。由此开始了新疆突厥民族问题大论战。论战文先发在《中央日报》上，后以〈新疆突厥民族问题论战辑〉收在伊敏、艾沙主办的《阿勒泰月刊》上。“新疆突厥民族问题”大论战一来一往四篇文章：黎东方：“新疆省同胞是突厥族吗？”伊敏：“新疆省同胞是突厥族”，黎东方：“再论新疆同胞不应称为突厥民族新疆不应称为突厥斯坦”，伊敏：“再论新疆同胞是突厥族”，參見《阿尔泰月刊》1944年第2期，页8-9、10-14、15-18、18-22。[38]伊敏文中称说：“我国民党昭示天下之对内政策，□（字不清——引者）揭国内民族一律平等。此次本会呈送对于宪法之意见，其动机无非要求三民主义最高之理想之实现。……所要求的仅仅就是建国大纲，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及八中全会决议案中所允许的自治”，指责黎东方“至少不应践踏此一民族天赋之权利”。參見《阿尔泰月刊》，1944年第2期。页13。[39] 艾沙的《自述》，参见İsa YusufAlptekin, Esir Doğu Türkistanİçin: İsa Yusuf Alptekin'inMücadeleHatıraları ，DerleyenM. Ali Taşçı.（İstanbul: 1985），464.[40]参见王聿均、孙斌编，《朱家骅先生言论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7，页668-95。[41] Linda Benson, The IliRebellion: The Moslem Challenge toChinese Authority inXinjiang, 1944-1949 (Armonk,NY: M. E. Sharpe, 1990).[42] James A. Millward and Nabijan Tursun,“Political History and Strategies of Control, 1884-1978”, in S.Frederick Starr, ed., Xinjiang: China’s MuslimBorderland (Armonk, NY: M. E. Sharpe, 2004), 62, 48,63.[43] James A. Millward and Nabijan Tursun,“Political History and Strategies of Control, 1884-1978”, in S.Frederick Starr, ed., Xinjiang: China’s MuslimBorderland ，84.[44] Gardner Bovingdon, Autonomy inXinjiang: Han NationalistImperatives and UyghurDiscontent (Washington, DC: East-West Center, 2004), 3,19.[45] Dru C. Gladney, “The Chinese Program ofDevelopment and Control, 1978-2001”, in Xinjiang:China’s Muslim Borderland, 106.[46] Christian Tyler,Wild West China, 115.[47]参见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资料编译组编译，《外国资产阶级是怎样看待中国历史的（资本主义国家反动学者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论著选译）》，第一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页158。[48]矢野仁一（1872～1970）日本近代外交史学家。在日本侵华期间，连续发表《满蒙藏非支那本土论》、《历史上满洲的支那主权无根据论》、《日本在满蒙的正当地位》等文章。[49] 参见《外国资产阶级是怎样看待中国历史的》，第一卷，页161。[50] 参见潘志平等：《‘东突’的历史与现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页171。[51] 吴启讷，“新疆现代史研究述评”，页169。[52]潘志平等，《‘东突’的历史与现状》，页140。有关1963至1982年间苏联塔什干、阿拉木图广播电台的反华报道的记录简报现存新疆社会科学院中亚研究所。[53]列宁，“关于自决权讨论的总结”，载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 列宁 斯大林论民族解放运动》（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页21；斯大林，“再论民族问题”，载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斯大林全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页185。[54]潘志平主编，《民族自决还是民族分裂：民族和当代民族分立主义》，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页164。[55] 杨恕，“前言”，载《世界分裂主义论》，北京：时事出版社，2008，页2。[56] 引自埃廷格尔(Я. Я.Этингер)著，钟华译，“独联体的族际冲突与国际经验”，《民族译丛》1994年第6期，页25 。[57]艾则孜‧玉素甫，“在新疆鼓吹‘民族自决’的实质是搞民族分裂”，《新疆社会科学》1990年第3期，页7-13。[58]潘志平主编，《民族自决还是民族分裂》，页180-81。[59] James A. Millward, ViolentSeparatism in Xinjiang,9；王柯，《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1930年代至1940年代》，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3，页29-32;潘志平等，《‘东突’的历史与现状》，页68-70。[60] 1908年，当时维吾尔最大的历史学家毛拉·木萨（MallaMusa,1836～1915）著有的史著《伊米德史》，称新疆为“蒙兀儿斯坦”，一字未提“东突厥斯坦”。参见潘志平等：《‘东突’的历史与现状》，页86-87。[61] 王柯，《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页32。[62] İsmail Bey Gaspıralı– (20 Mart 1851- 24 Eylül 1914)/ismailgaspirali.org/ 2014-10-24[63]麦斯武德（1888～1950），伊宁人。1904年赴土耳其留学，在那里接受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1915年归国在伊宁办扎吉德学校，曾被杨增新政府查禁。1935年赴南京投靠国民政府，1945年随国民党势力重返新疆，任新疆监察使，1947年出任新疆省主席，1949年被解职。1950年病故于家中。[64]潘志平，“俄国鞑靼斯坦‘扎吉德’运动与近代维吾尔启蒙运动”，《西北民族研究》2014年第3期，页23～34。[65]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载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列宁全集》，第2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页9。[66]列宁，“在俄共（布）莫斯科组织积极分子大会上的演讲”，载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页412。[67] 列宁，“民族和民族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载《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页126。[68] A. DoakBarnett，China on the Eve of CommunistTakeover (London：Thamesand Hudson, 1963)，65 .[69] 王柯，《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页220-21。[70]林基路（1916～1943）广东台山人。1933年在上海求学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8年2月，林基路受中共派遣到新疆工作，先后任新疆学院教务长、阿克苏专区教育局长、库车县县长、乌什县县长等职。1942年9月，被盛世才逮捕入狱，1943年被害。[71]蔡锦松，“纪念维吾尔族爱国主义者：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西北史地》1985年第1期，页76-80；熊坤静，《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9；哈吉娅•阿巴斯，“一心一意跟党走——追忆父亲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烈士的闪亮人生”（2014年8月28日），天山网，http://news.ts.cn/content/2014-08/28/content_10467223.htm。[72] 王柯，《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页20-22。[73] 盖尔纳(ErnestGellner)著，韩红译，《民族与民族主义》，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页164。[74] “Khitai”, 维吾尔语, 与俄语中的“китай”一样，源于“契丹”,既有“中国”之意，又有“汉人”之意。[75]“向党中央汇报新疆特区情况”(1949年8月21日)，载《新疆三区革命领导人向中共中央的报告及文选》，页19。[76]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民族主义者的理想启蒙者”(1948年9月11日)，载《新疆三区革命领导人向中共中央的报告及文选》，页1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