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森:高速增长30年,该下一个台阶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02 次 更新时间:2015-02-22 09:5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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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森 (进入专栏)  

    

   韦森是国内较早提出“中国宏观经济增速下行”这一观点的经济学家。2012年第一季度,当央行担心中国经济过热,继而第13次提高存款准备金时。韦森就曾认为,未来中国经济未来不但不会过热,反而会出现下行趋势。为此,他分别在2012年5月、8月和11月,专门撰写了长篇文章《大转型中的中国经济》、《把脉当下中国》和《中国经济增速在下移》等长篇文章,阐述自己的这一观点。

   2015年1月,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开年首场“鸿儒论道”会上,对于中国经济短期下行风险与长期增长的前景,复旦大学经济思想与研究所所长韦森教授认为,中国经济增长下滑并不是一件大不了的事。

   “因为从其他国家发展来看,没有一个国家超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中国在过去30多年已经创造一个奇迹。”从其他国家经历来看,中国经济指标再往下一个台阶,是一个可以接受的事实。

   36年高增长奇迹

   在2012年11月初在FT在北京的年度峰会上,韦森较早提出“中国经济经过30多年的告诉增长,已经到了这一科技革命发展阶段上的工业化中后期”,其表现是各行各业的普遍产能过剩。韦森认为,如果观察人类社会,城市化是工业化的结果。“中国其实已经完成这一类工业化,城镇化只会减速而不会加速,所以不要希望城镇化。”

   而从历史上看,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速都没有连续涨这么多、这么久。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了36年,已经创世界历史的奇迹,韦森认为。

   纵观全球近代化之后的各国经济增长数据,1830-1870年工业革命时代,全球经济增长率2.05%。这一时期,英国的经济增速大概维持在这一数据,大英帝国随之崛起。1873-1896年大萧条时代,全球经济增长率1.9%。这一时期,法国增长率为1.27%;德国统一以后增长率为2.83%。日本战后增长时期是18年,从1955年到1973年增长率为8.89%;而1975年到1990年的增长率则是4.29%;1990年之后则退至1.85%。

   他表示,目前的中国的经济发展阶段,大致相当于1973年的日本,即基本完成了这一轮的工业化进程。接下来,中国经济到了开始下台阶的时候。“我发现不仅仅是日本,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等国家的经济都是一个一个台阶往下降。每当遭遇一次经济大萧条,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便下降一个台阶。”

   曾有人对韦森的这一“下台阶论”持不同观点,但他认为,中国经济正在进入中速增长时期。1955年到1957年日本经济增速为8.89%,1975到1993年这一数据则保持在4.29%,从1994年到2009年,日本经济增速只有0.85%。但看台湾地区经济增长曲线,1980年台湾经济增速超过10%,到1986年这一数字开始下一个台阶,降至7.4%;在之后到了1996年,则又下一个台阶,从1996年到2012年平均增速再次降至4.3%上下。

   任何一个社会或国家的经济,都不会连续增长这么长时间。韦森给中国经济打了个比喻,它有点像体育明星李娜、姚明和刘翔,30岁之前堪称他们的黄金期。一旦过了30岁后,那些高速增长的黄金期便一去不回。“我们所谓的‘新常态’,也就是承认了这个事实。韩国经济、香港经济、日本经济等,在萧条时期这些国家的经济都下了一个台阶。”这些迹象也表明,在全球化的局势下,中国经济也将面临“下一个台阶”的趋势。

   经济下行两大救星

   “我认为宏观经济增速在下移,大家知道我一直在做哈耶克跟凯恩斯论战,读《货币论》的时候,有句话影响了我对宏观经济的判断,要特别注意明显的各国利润膨胀时期和萎缩时期,与国家兴盛时期和衰退时期异常的相符。国家的财富不足是收入膨胀增进的,而是在利润膨胀中增进的。”凯恩斯的这句话启发了韦森,他认为,判断一个国家是在高速增长和繁荣时期,还是经济高速增长到了了末期,只看一个指标:企业利的平均润率。如果当所有企业都感觉到赚钱容易,说明经济在发展;如果所有企业赚钱难了,那经济增长的潜力液基本没有了。

   而在中国经济下行初现端倪的情况下,必然出现大量的通缩和债务。韦森认为,当前政府最好的宏观政策,当为两条:一个是减税,一个是通过央行降准而达到实际降息。在目前大量中国企业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减税,可以降低企业的负担,增加中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通过降准,而达到实际降息,可以减少企业的财务负担,可以让濒临关门倒闭的企业活下来,中国经济才有未来。“大量的企业现在处于生死存亡边缘,一旦倒闭,不但这些企业主可能不做生意,或许还不让他们的下一代人从商。”这或将对中国未来的经济更麻烦,而大量处于关停的企业一旦能熬过这个关口,或将利于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

   在西方国家,一旦出现经济危机,国家政府首先考虑减税政策。“我们可以看一下政府部门现在减税力度猛增,在这种情况下第一个货币政策便是大胆的货币政策,其次便是通过减税救企业。我认为,这便是中国经济下行时期中两个首要的宏观政策。”

   另外,纵观股市则出现大增的局面,尽管经济无人看好,但股市却呈现出无人看空的场面。“这是一个比较有趣的现象,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们的证券化率虽然不高,但股市则看上去有非常大的空间。”韦森说,2012年、2013年,中国的证券化率平均水平还不到全世界的平均水平,应该说中国的证券化率还是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如何挖掘证券化空间?一种方法,通过财富效应刺激消费;第二种方法,则是进一步扩张市场。一旦股市好转,证券公司的人才需求也将更旺盛,国内GDP自然就会有所增加。第三种方法,则是改变内需,刺激国内需求。

   四万亿刺激计划的后遗症

   经济下行通道中,极其容易让人联想起2008年金融危机时,中国的四万亿投资应对策略。对此,韦森则认为,单就“四万亿刺激计划的政府投资”而言,实际上“虚晃一枪”。“什么叫积极的财政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是政府花钱吗?显然不是。政府花的钱越多,国家收的税也应该越多,挤出了企业的投资,那不叫真正的积极的财政政策”,从经济学上来说,政府财政赤字越大,才会“越积极”。

   韦森提出自己的质疑,如果从中国政府的财政收支情况看就会发现,从2009年到现在,每年中国政府的财政赤字一直并不高,最高时候不超过九千亿,大多时候保持在七千亿、八千亿上下。“而且政府部门还会爆出,到年底钱花不完,各部门突击花钱的新闻。所以,我认为所谓的‘四万亿’根本就是虚晃一枪。”

   在他看来,正是“四万亿刺激计划”所引发的一拨的大银行贷款,才是上一轮宏观刺激计划的实质,也给给中国经济带来了一系列联动式的影响和系统性风险。“中国当下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上一拨2009-2010年的贷款高峰到了,现在该到了还款的时候。”虽然国内不少区域内的工厂盖得很大、生产线也很大很先进,办公楼花了大血本,建得极为壮观、漂亮,但毫无疑问,还款问题到了,产品没有小路,沉重的贷款负担已经开始成为压倒这些企业的一根稻草。

   从前年开始,有关浙江等地企业家跑路的新闻开始出现于报端。韦森认为,中国经济的问题便都集聚于此,这就是为什么现在企业比较难过的原因。“就在于这一拨四、五年的贷款现在陆续到期,导致企业负债较大,中国制造业企业的负债率已经远远超过的美国、欧盟国家。”

   “成批企业倒闭或成为常态,而这将与重要经济的下行,构成一枚硬币的两面,这是我的一点感悟。”经济的下行往往伴随着大量企业的倒闭,韦森建议,在这种情况下首先考虑货币政策,实行降准。降准,货币供应增加了,才能降低市场上的实际利率。

   “几乎所有投行的经济学家都认为,央行在目前至少还有400个基点的降准空间,但目前央行迟迟没有动静、犹豫不决,仍然强调稳健的货币政策。在目前中国宏观经济增速继续下行的情况下,这或将引发市场难以想象的局面。”韦森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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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房地产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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