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志华:俄罗斯解密档案,解了多少中苏之谜?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367 次 更新时间:2015-02-19 21:1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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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志华 (进入专栏)  

  

   1991年苏联解体后,大量苏共执政时期的档案文件解密开放,成为人们了解苏联历史、冷战内幕、中苏关系乃至中共党史的重要资料。

   自1990年代中期起,学者沈志华、牛军、杨奎松、李丹慧、崔海智等人着手搜集、翻译、整理、使用这批俄文档案,使中国学者得以打破语言、经费的限制使用一手资料进行冷战史研究,受到广泛关注。尤其是沈志华,他曾以“学术个体户”的身份斥资百万赴俄、美购回大量解密档案,并向学者无偿开放,轰动一时。2005年,他被聘为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冷战史研究中心主任,并利用这些解密档案推动了一系列学术研究。

   近日,沈志华教授主编的12卷本《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1945-1991)》由东方出版中心出版,2600余件解密档案得以向公众展露真容。在2月9日的出版座谈会上,沈志华介绍了这套档案集的由来和内容,他表示:“这书(编了)20年了,有些档案是早在20年前就搜集翻译的,一直做到现在。”而除了将中苏关系档案一网打尽,他还有一个更庞大的计划在进行之中。

  

   沈志华:12卷本《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不是结束,还有150卷档案要出

  

   《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收录俄罗斯解密档案730余万字,包括中苏高层领导会谈的俄方记录,苏方高层领导就中国问题的内部批示,苏方各级各部门提交的情报、汇报及对策建议、双方的通信、电报及未公开的互换文件等珍贵档案。据沈志华介绍,选编出版的内容主要是1945年以后的,约占冷战史研究中心所收集的中苏关系档案的一半。这些文件以高层档案为主,基层也选了一些有代表性的,“比如苏联专家援华的感受——有说好的,也有说有意见的,每个人都写了,我们选了一些”。

   这是沈志华及其团队继《苏联历史档案选编(全34卷)》和《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8卷本)》之后翻译整理的又一大部头史料集。

   “2002年出版34卷本《苏联历史档案选编》时,只收录了跟苏联历史有关的档案;而2009年的《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体现的是美国对华政策,比如他们对中国建国初期各方面情况的估计、分析,那是从外部对中国的观察。”作为参照,沈志华这样介绍《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的独特之处:“这是苏联和中国直接交往形成的史料,如苏方领导人找中国领导人讨论问题,甚至后来关系不好写信骂战,中国高层怎么和苏联谈判等等,都更直接。它揭示了中方在建国初期重大事件上的决策过程,所以这套档案涉及的中国问题,是内在的探究。”

   据沈志华介绍,这三种文献集的出版都得到了国家支持,《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均有国家立项(后者系国家“十二五”重点出版规划项目、国家出版基金2014年度资助项目和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大项目),然而在收集文献方面则几乎都是由个人出资和组织。

   “我们组织了一批高校的退休外文教师担任翻译,加上核心的学者团队共50-60人。”沈志华在会后接受澎湃新闻专访时说。这批俄文档案文献中有大量手写批注,了解其内容可以知道文件处理的结果,从而进一步了解苏联领导人或相关机构的倾向性意见。而如此重要的手写批注,处理起来也往往是最棘手的。对此沈志华表示,编委会聘请俄国学者做学术顾问,专门处理手稿辨认、翻译中的疑难问题。

   为了方便读者核对,《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刊出的档案译文均可在华东师范大学文献史料中心(上海闵行)找到俄文复制件,免费使用。而关于这个文献史料中心,除了把档案电子化、提供目录供查阅以外,沈志华还有更长远的打算:“希望将来引入客座研究员制度,邀请学者来看档案、做研究,吃住我们包,研究成果算华东师大的。目前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研究院等知名研究机构都是这样做的。”

   谈起下一步,一个更加庞大的计划在沈志华眉飞色舞的描述里变得清晰起来:“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特别重要,对现实问题的解决能够提供借鉴。下一步我希望把中朝、中蒙、中日、中印、中缅关系等周边国家的系列档案搜集整理,预计出版150卷。”

   沈志华说,他主要负责编写的中朝关系部分已基本完成,剩下的任务就是在其他国家的档案机构为合作“趟路”。沈志华曾经是一个成功的商人,他用美元、茅台、二锅头“说服”俄罗斯档案机构工作人员协助他复印档案的故事也早已广为流传。而在搜集邻国档案这样一个浩大而复杂的工程里,商人的天赋也许又要派上用场:“老挝的档案还在谈,不久前才和他们的副总理见过,希望说服他们开放;蒙古、柬埔寨、缅甸、泰国的档案之门已经打开。”“当然,”他补充说,“这涉及十几国语言,我们已经在新疆、内蒙古、青海、广西、云南、福建等地找小语种人才,我给钱、给材料,他们就负责翻译。”

   人才培养也是题中之义。“我个人出面组织编写的主要是中朝关系档案,已经基本完成了。”沈志华笑言,“现在我们团队里有东北局、西北局、西南局、东南局,四大块,每人负责一块地区,人员分散在各个周边国家,把他们锻炼出来,将来后继有人就行了。”

  

   解密档案解什么谜?中苏关系研究有突破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余伟民在座谈会上表示,过去一手外文文献的匮乏是掣肘中国的世界史研究的主要因素,俄罗斯解密档案的整理出版对于推动世界史、冷战史学科的发展意义重大。这批档案的整理和翻译过程的确催生了一批新的研究成果,近年来的相关作品有牛军著《冷战与新中国外交的缘起(1949-1955)》(2012年)、沈志华著《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2013年)、李丹慧著《无悔的分手: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60-1973)》(2015年)等。

   沈志华在《俄罗斯解密档案》的前言中介绍了这批档案在中苏关系史研究中带来的新突破和新观点,以中苏同盟的起源和发展为例介绍如下:

   苏联最初看中的合作伙伴是蒋介石。在二战结束前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共与苏共既没有结盟的愿望,也没有结盟的行动。毛泽东曾设想依靠美国的帮助,而苏联最初看中的合作伙伴是蒋介石。后来,美国对国民党的支持以及蒋介石的反苏倾向,迫使斯大林与毛泽东走到了一起。特别是在美苏之间冷战态势逐步形成的背景下,美、苏、国共之间关系的格局才固定下来。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讲,中苏同盟和美蒋同盟都是他们在最后关头迫不得已做出的选择。因此,中国内战的爆发并非冷战的结果,也不能说冷战是在亚洲首先出现的。但冷战格局的出现对于中国内战的结果确实存在很大影响。

   朝鲜战争是中苏同盟利益冲突的结果。与以往人们的理解不同,尽管中苏同盟的建立与朝鲜战争的爆发有紧密联系,但斯大林决心发动战争并非是认为有了强大的中国盟友就可以在亚洲反击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恰恰相反,中苏同盟条约签订的结果使得苏联即将失去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为了保证苏联战后远东战略得以继续维持下去,斯大林很可能开始考虑重新建立苏联在亚洲的战略基地,而朝鲜半岛是他选中的目标。也就是说,朝鲜战争的爆发,不是中苏同盟建立的必然要求,而恰是同盟建立过程中双方利益冲突的结果。

   赫鲁晓夫推动中苏同盟进入新阶段。斯大林去世后,中苏同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其主要推动力是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因自身在党内地位不稳,能力又有限,迫切需要中共的支持和帮助,而毛泽东面对战争硝烟散去后经济发展的难题,也不得不依赖苏共,全盘照搬苏联的经验。于是中苏同盟在内部急迫的相互需求中迈上了一个新台阶。此时中苏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与此前单方面接受苏共援助不同,此时的中国也为苏联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帮助。大规模的经济技术援助、苏联专家到来,为中国的现代工业发展奠定了基础,而中共在“波匈事件”、苏共“六月事件”中对赫鲁晓夫的支持,则为维护社会主义阵营和稳定苏共党内局面起到了重大作用。

   苏共二十大并非中苏同盟破裂的起点。相反,在对内发展经济、对外寻求和平方面,苏共二十大与中共八大的方针路线完全是一致的。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判,毛泽东在内心是支持和欢迎的,搬掉了长期压在中共头上的一块大石头。但同时他也为此感到不安,因为这毕竟“捅了娄子”,在社会主义阵营引起了思想混乱。所以毛泽东主张对斯大林“三七开”,支持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批判,而不愿意在一般意义上反对个人崇拜。中共中央的态度为稳定社会主义阵营发挥了重要作用。不过,在苏联的压力和影响下,中共八大不再提毛泽东思想,则为日后毛泽东批判苏共二十大路线埋下了伏笔。

  

   中国史的视角:俄罗斯档案里的新中国成立和外蒙古问题

  

   沈志华在座谈会上介绍,这批俄罗斯解密档案,不仅涉及苏联史、国际关系史,还有大量与中国历史相关的内容。“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关系有一些特点。斯大林时期,中国的高层决策事先都得和苏联商量、汇报,要征得苏联同意。到赫鲁晓夫时期,中国政治地位上升了,但还是两党之间在商量,(所以)很多事你能在档案中看出来。”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吴景平认为,俄罗斯解密档案对于民国史、共和国史、中共党史的研究而言都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在他看来,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共中央和苏联的往来文件和谈话记录稿大部分是首次公布,极为重要。“新中国的筹备过程是值得研究的,具体事务如何筹备?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又是如何在各个方面推进的,中央领导经济的机构谁在牵头?苏联顾问是什么角色?这些档案体现了中共为人民共和国的创建和巩固而殚思竭虑、反复擘画,留下的经验和教训都弥足珍贵。”

   吴景平举了两个例子:“解放军进上海时流传着一种说法:共产党军事10分、政治7分、经济0分,这话是谁说的?什么含义?过去我们将其解读为是资本家甚至敌对势力的预言和诅咒,但《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里有清楚的文本,上海解放前夕,民主人士在与中共领导人座谈时指出,政治和军事是共产党的力量所在,但经济方面是弱点,这体现了当时民主人士对于时局的看法和判断。而中共方面当时也坦陈:我们了解自己的弱点,不仅我们领导人没有领导经济的经验,我们整个党都没有;占领这些城市容易,但管理这些城市很难。中共起初考虑由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陈云代表将来的民主政府,组成中央经济领导核心,当然,后来成立和运作的中央财经委,具体是由陈云负责的。”

   甚至在支持中共建立新中国的过程中苏方和国民党的互动也是值得关注的。吴景平介绍,“《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有斯大林和宋子文、蒋经国的会谈记录,也有前后驻华大使彼得罗夫和罗申与孙科、李宗仁、白崇禧、邵力子的谈话纪要。在1949年4月初国民党败局已定之时,驻苏大使傅秉常要离任回国,他向苏联外交部副部长佐林探寻对双方关系的看法。佐林非常含糊地说,伟大的中国人民定能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但到南京解放之后,斯大林让科瓦廖夫明确转告毛泽东说,中国已经没有政府了,中共中央不能称作政府,国民党政府实质上已经不能作为政府,这对内政策和国际地位都很危险,中共不能再拖延政府成立的日期,态度就非常明显了。”

   又比如,关于战后的外蒙古问题、旅顺大连问题、北方四岛问题等,俄罗斯解密档案中关于宋子文1945年赴莫斯科与斯大林会谈的会议记录中看到相关记载,与宋子文档案中的中方记录有所不同,两份档案记载的差异值得比对研究。“1945年外蒙古独立的问题,当时国人无不认为兹事体大,应力争保留,宋子文强调不宜提出外蒙古问题,但斯大林却表示这不过是一个小小脓疮,去掉也罢。这些都是值得关注的信息。”吴景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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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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