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启成:海外与台湾的诗经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07 次 更新时间:2015-02-18 2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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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启成  

《诗经》是我国诗歌发展的源头,又是我国古代最著名的经典著作之一。因此《诗经》的影响早已超越我国的范围,不仅对东亚的日本、朝鲜等国有明显的影响,而且对欧洲、美、俄等国也有广泛的影响,从而成为世界诗歌史上的瑰宝之一。本文主要是介绍海外与台湾的《诗经》研究的概况,并对其《诗经》研究的方法及其势态有所评述。

  欧洲的诗经研究

《诗经》流传到欧洲始于十七世纪,到了十八、十九世纪,《诗经》的影响逐步扩大,而到了二十世纪,欧洲出现了一批研究《诗经》的名家与论著。

英国著名汉学家阿瑟·韦理,是《诗经》的译著者与研究者。他从1913年开始从事《诗经》的翻译与研究工作,在1937年出版了《诗经》的译注本。他的《诗经》研究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具有纯文学研究的鲜明倾向,他的译诗的编排,打破了传统的风、雅、颂的编排次序,而以诗歌的内容性质和艺术特征加以分类编排,这样就便于读者从文学角度了解《诗经》的思想性与艺术性。二、他把《诗经》与一些欧洲文学作品作了比较研究,成为欧洲《诗经》研究走比较文学道路的先驱者之一。

法国著名汉学家格拉内,在1919年出版了《诗经》研究的名著《中国古代的祭祀与歌谣》,1922年,该书的英译本分别在伦敦和纽约出版,在学术界有较大的影响。格拉内以东南亚的歌谣与《诗经》作了比较研究,开辟了以比较文学研究《诗经》的新途径。该书比较新颖独到的见解主要有两点:一、他认为舞蹈、歌谣与古代宗教性的祭祀庆典活动是紧密相连的,因而这些歌谣都是当事人的即兴之作,具有明显的口头文学的特征。如《周南·汉广》,我国古代的三家诗认为是祭祀水神的歌谣,格拉内据此就确认此诗为即兴之作。二、格拉内又认为《诗经》中的采草、伐薪和狩猎,都是恋人在恋爱时争风吃醋的行为。这些论断未必都很正确,但其中确实包含着一些符合事实的合理推测的因素;因为在《诗经》中的这些行为和套语,确实与爱情婚姻有相当密切的内在联系。由于格拉内对我国古代的文化、社会背景缺乏深切的了解,因而在解释《诗经》的一些篇章时,也难免有偏颇或不确之处。但就总体而言,格拉内在《诗经》研究方面仍然是有较大的贡献的。一则他用比较文学、宗教学、民俗学的方法,对《诗经》的祭祀庆典和爱情婚姻的诗歌,作了较为全面深入的考察,开拓了《诗经》研究的视野。二则他的一些颇有新意的见解,也能给人以启迪与深思。

著名瑞典汉学家高本汉,不仅精通汉语史,也是研究《诗经》的名家。他擅长从中国的方言学与古音韵来研究《诗经》,1932年出版的《诗经研究及诗经的韵律》,就是这方面的名作。他在40年代又先后发表了《国风注译》、《大雅注译》与《小雅注译》,这三个本子后来又汇集为《诗经注释》,这是欧洲学者研究《诗经》声望颇高的著作。从语言学角度研究《诗经》,并能摆脱我国传统诗学的影响,而能对《诗经》的一些诗章作出较合情理的解释,这是高本汉对《诗经》研究的新贡献。

德国学者维克多·斯特劳斯是欧洲有名的《诗经》翻译家与研究者,他的《诗经:中国经典式的诗集》(1844年)的长达60页的《序言》,实际上是一篇综合研究《诗经》的很有份量的论文。德国学者京特·德博的专著《公元前12—前7世纪的歌谣》(1958年),也是欧洲学者研究《诗经》一部颇有深度的重要著作。

  美、俄的诗经研究

美国在二十世纪初期才有《诗经》的译著,因而《诗经》研究的起步较晚。但由于美国具有资料、人才、研究经费等方面的优势,特别是有众多华裔学者的合作和参与,因而美国《诗经》研究的成果颇有后来居上之势。美国自60年代以来,对《诗经》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下列三个方面:

其一,从语言学角度研究《诗经》。这方面的代表性论著,有多布逊教授的专著《诗经的语言》(1968年),与他的论文《诗经年代的确定和语言学证据》。此外,尚有杨奋进的专著《押韵诗:封建诸侯的标准;封建诸侯的韵律》;马托斯的论文《国风中音调的异例》。这是对高本汉从语言学角度研究《诗经》的继承与发展。这些专著与论文,均有较高的难度与深度。

其二、偏重社会学的《诗经》研究,有海陶玮的《韩诗外传:体现古典诗歌说教的韩婴诗说》(1952年)。韩婴的《韩诗外传》对《诗经》的内涵研究并无多大参考价值,但却比较集中地体现了西汉前期以《诗经》说教的颇为独特的风尚。因而从这一角度研究《诗经》,颇能揭示《诗经》在古代社会的教育功能,对《诗经》的外延研究是有价值的。Tam,Koo—yin的博士论文《左传中诗的引用:赋诗应用的分析》(1975年)也值得注意。我国春秋时期的外交官员,擅长引用《诗经》篇章或诗句,作为表情达意的特殊手段,这是世界诗歌史上非常罕见的现象。对这一特殊现象进行分析研究无疑是有意义的。但赋诗言志的记载并不限于《左传》,研究的范围略嫌不足。

其三、从文学角度研究《诗经》。这方面的著作,较值得注意的有麦克诺顿的《诗经综合映象》(1963年)和《诗经》(1971年)。但影响更大的是美国汉学家王靖献的《钟鼓集》(1974年),他用帕利—劳德的诗歌理论来研究《诗经》。所谓帕利—劳德,是指美国学者帕利和他的学生劳德运用比较文学的方法,来研究古代诗歌的一种很有新意的理论。这种理论的要点是:诗歌可以分成口头诗歌与书写诗歌两大类,口头诗歌是即兴之作,所以爱用当时流行的习用套语;所谓习用套语,以《诗经》而言,就是指这一类格式相近的习惯用语。如:

之子于归之子于苗之子于征

之子于垣之子于狩之子于钓

根据这种理论,大约套语占20%以上的,一般可归入口头诗歌;套语在20%以下的,则为书写诗歌。凡套语比例越高的,说明原始色彩较浓,因而其诗歌产生的时间也就越古。按此理论,王靖献对《诗经》的各类诗歌,作了有关套语的统计,列表如下:

类别  套语所占比例    时间   类型

国风   26.6%          最早   口头

小雅   22.8%          次早   口头

大雅   12.9%          最晚   书写

三颂   13.1%          次晚   书写

值得注意的是,用这种理论研究《诗经》所得的结论,就风、雅、颂产生的时间先后而言,与日本学者松本雅明以“兴”为标志划分时间先后的结论,颇有类似之处(详见后)。就《诗经》口头诗歌与书写诗歌的区分情况来看,与我国现代《诗经》研究者的观点也相当接近;《国风》中确实有较多的口耳相传的民歌,而《小雅》的诗风与《国风》也比较接近。因此王靖献用帕利—劳德的理论来研究《诗经》,其中确有一些可供借鉴的地方。

根据上述情况来判断,在《诗经》研究的方法与视角方面,美国学者的《诗经》研究成果并不亚于欧洲学者,而且在某些方面还有所超越。

就俄国而言,《诗经》的流传约始于十九世纪的50年代,但直到1957年才有《诗经》的全译本。俄国著名学者王西里与阿列克谢耶夫是早期的《诗经》译介者与研究者,如王西里院士的专著《中国文学史纲要》(1880年),其中便有对《诗经》较为有系统的述评,他认为《诗经·国风》基本上属于民间口头创作的歌谣。前苏联时期,著名汉学家费德林院士,于1958年出版了《〈诗经〉及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他对《诗经》的起源,《诗经》的风、雅、颂,研究《诗经》的历代著名学者的主要学术观点,作了较有系统的述评,并对《诗经》中的民歌、故事、传说、谚语、格言、词汇与韵律,作了综合性的研究。费德林对《诗经》的现实主义精神和杰出的艺术成就作了高度的评价,认为《诗经》不仅是中国文学中瑰丽的珍宝,也是世界文学宝库中耀眼的明珠。

  日本的诗经研究

《诗经》流传到日本,至少可以追溯到八世纪的万叶时代。万叶时代著名诗人山上忆良的《贫穷问答歌》云:“虽云天地广,何以于我却狭偏?”显然来自《小雅·正月》的“谓天盖高,不敢不跼;谓地盖厚,不敢不蹐。”另一位万叶时代重要诗人柿本人麻吕的《长夜》云:“孤零只一人,辗转如何睡?”则明显受《周南·关睢》“悠哉悠哉,辗转反侧”的影响。又《古今和歌序》的汉文序说:“夫和歌者,托其根于心地,发其华于词林。人之在世,不能无为,思虑易迁,哀乐相变,感生于志,吟形于言。是以逸者其声乐,怨者其声悲,可以述怀,可以发愤。动天地,感鬼神,化人伦,和夫妇,莫宜于和歌。和歌有六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若夫春莺之啭花中,秋蝉之吟树上,虽无曲折,各发歌谣,物皆有之,自然之理也。”这些诗歌理论,很明显是受《诗大序》、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与钟嵘《诗品序》的影响。此外,我国历代的重要《诗经》专著,如《毛诗》、孔颖达的《毛诗正义》、朱熹的《诗集传》等也先后传入日本,因此日本研究《诗经》的学者与著作,自九世纪起迄至今日,从未间断过,其总体成果是很可观的。

自二十世纪以来,日本涌现了一批《诗经》研究的专家学者,他们丰硕的研究成果,从数量到质量,都可与我国《诗经》研究的成果相抗衡,而在研究的方法与视角方面,则具有较强的互补性。我国学者自“五四”运动以来,研究《诗经》较偏重于《国风》,至于建国以后则更偏重于《国风》。而日本学者较重视对《诗经》的全面研究。青木正儿的《中国文学概论》(1936年出版了隋树森所译的中文版),对《国风》、《小雅》、《大雅》与《三颂》作了较为全面而中肯的述评。目田加诚的专著《诗经》(1943年),更认为:“《大雅》可说恰是周诗精髓。”冈村繁教授的论文《诗经及其诗人们》(收入《中国诗人论》1986年出版),也认为《大雅》中的不少诗篇,都是忧国忧民之作,宣扬的是为振兴国业而奋斗的壮志。这使人联想起李白的诗句:“《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与陈子昂、白居易所强调的“风雅比兴”。重视对《大雅》的研究,并肯定《大雅》的地位与价值,确有其客观的必要性。

日本学者研究《诗经》较有新意的,是松本雅明与白川静。松本雅明以日本奄美大岛残存的古代舞蹈研究为基础,提出以《诗经》的“兴”作为辨别作品时代先后的标志,对《诗经》风、雅、颂的产生期作了新的探测。他认为《国风》是《诗经》最早的诗歌,产生于西周的后期,这是因为风诗多用“兴”的手法,与古代舞蹈是同时期的产物。他认为雅诗、颂诗大都是东周时期的作品,因为雅、颂很少用“兴”的手法;这与日本民族风舞崩溃之后,转化为宴飨之歌的情况大体是相同的。松本雅明的这些推论当然不是定论。但这种以文化史上的实例为基础的用比较法推论出来的新见解,仍然是值得重视与思考的。他的结论与王靖献《钟鼓集》所得出的结论颇有类似之处,这些意见为我们考察《诗经》风、雅、颂的产生期,提供了新的视角。

白川静的《诗经稿本研究》,着重用宗教学、民俗学的方法来研究《诗经》。他认为古代歌谣都有祝告的性质,所以《诗经》中的采草、采薪都是具有预祝意义的行为,而“鱼”与“鸟”则可以理解为神灵的化身。这些意见与法国学者格拉内及我国学者闻一多的见解颇为近似,并可互相发明与补充。此外,白川静对“兴”的作用也有自己的看法,他更强调“兴”的渲染气氛与暗示象征的作用。如《周南·关睢》的:“关关睢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他认为可以理解成:“吹着略有寒意的风,春天水边的新鲜空气,和萌芽而有生民的喜悦,唤起了淑女和君子。”这种理解是新颖的,虽然略感现代化了一点,但至少可以起到开拓我们思路的作用。

  韩国、新加坡的诗经研究

自殷末周初的贤人箕子分封朝鲜之后,朝鲜便深受我国古代文化的影响,韩国建立乡校(主要宣扬儒家文化)历史长达1700年之久。作为儒家重要经典的《诗经》,理应在1700年前同时传入。公元541年,新罗国王曾遣使从中国梁朝招请《毛诗》博士。自765年起,更把《毛诗》列为培养宫吏的必读书目之一。在958年,高丽王朝实行科举制以后,《诗经》又成为赶考士人的必读书目之一。由此可见《诗经》对朝鲜文化的影响之深。

但正因为《毛诗》对朝鲜有如此深远的历史影响,因而韩国《诗经》研究的创新精神反而受到严重的影响。如金时俊教授的《毛诗研究》(1981年),还只限于推重朱熹《诗集传》而批评《毛诗序》的阶段。当然对深受儒教影响的韩国来说,这篇论文还是有积极意义的。他如南宫铉的《朱熹文学观研究》、金英美的《诗经赋比兴研究》等,都属于传统的《诗经》研究。也有一些专题研究的论文,如李明淑的《诗经里描写的福思想研究》(1984年),有一定的新意。该文认为《诗经》的“福”思想有三个要点:一、《诗经》“福”思想,以祈祝长寿为主;二、“福”是神的礼物与报酬,具有宗教性;三、“福”、“天命”与“德”有密切的关联,因而《诗经》的“福”思想,还具有强调人类自我完善的特别意义。

自1945年至1990年,韩国发表的有关《诗经》的论文共有314篇。其中《诗经》一般论述的有107篇,关于语言音韵训诂考证的有50篇,笺释今译的有29篇,探讨诗六义的有17篇,研究风、雅、颂的有111篇。

就总体而言,韩国当今《诗经》研究的水平尚属一般,数量也偏少。但韩国现有将近40所高校开设有《诗经》的必修课或选修课,其《诗经》研究的基础较为雄厚,其《诗经》研究的前景将是可观的。

新加坡的林徐典教授是《诗经》研究名家,他的《诗经》研究的系列论文:《关于诗经》、《诗经的特色和影响》、《雅颂的思想与艺术》、《国风的思想与艺术》,均是较有深度的研究论文。在《关于诗经》一文中,他着重介绍分析《诗经》由诗歌总集逐渐变为儒家文化典籍的来龙去脉,颇有参考价值。他的《诗经的特色和影响》一文,认为《诗经》的主要特色是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能真实地反映出历史与社会现实的各个方面,因而这种现实主义精神及《诗经》诗歌在形式上、结构上和形象塑造等方面,均能对历代诗歌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新加坡华裔人口占70%以上,中华文化影响深厚,经济发达,研究条件较好,《诗经》研究不仅能占一席之地,而且颇有发扬光大的趋势。

  台湾的诗经研究

台湾近40年的研究成果引人注目,据台湾学者林庆彰先生说:“专书约百余种,论文则有一千多篇。”可谓硕果累累,成绩显著。

在台湾老一辈的《诗经》学中,屈万里、王静芝与李辰冬是三位颇有代表性的学者,屈、王二位以稳健的传统治学方法而著称,李氏则以横扫古说、独倡一格而闻名。

屈万里的《诗经释义》是一部用传统治学方法注释《诗经》的较有功力的著作。该书自50年代出版以来,成为台湾各大学普遍采用的学习《诗经》的课本。屈万里先生故世后,他的夫人又搜集了他书上有关的批语二百多条,合在原书中,更名为《诗经诠释》重新出版。他在训诂方面,主要是博采众长,择善而从,但也时有新见。如《邶风·凯风》“吹彼棘心”的“心”,他批注说:“心,盖谓嫩叶之始生者,如莲心之比。《战国策·秦三》范睢说秦王章:‘《诗》曰:“木实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伤其心”。’”以《战国策》所引的《诗经》逸诗,来佐证“棘心”之“心”,就显得依据充实而有说服力。屈氏在阐述诗歌的题旨方面,较偏重于《诗集传》的朱熹说,但也时有独到之见。如《郑风·有女同车》,《毛诗序》附会《左传》,认为是“郑人刺忽(郑太子)不昏(婚)于齐。”而屈氏则理解为“婚者美其新妇之诗”,很切合原诗的本义。可见屈万里先生的《诗经诠释》确是一部有学术价值的著作。此外,屈氏在《诗经》的字词考释方面也有精深的研究,如《罔极解》、《诗经三百篇成语零拾》、《河字意义的演变》、《岳义稽古》、《兕觥问题重探》等论文,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重视《诗经》的字词研究,本是王国维的擅长之处,而屈氏在此基础上又有所发展,有所创见。

王静芝教授的《诗经通释》(1968年)也是颇有功力的《诗经》注释本,其特点是简明扼要,稳健圆通,且在诗篇各章之后都有述评,意见颇为中肯得体,因而该书流传也相当广泛,是台湾《诗经》注释本的代表作之一。

李辰冬在《诗经》研究方面是独倡一格的,他的主要著作有《诗经通释》、《诗经研究方法论》三部,他认为古今学者对《诗经》的作者及成书年代都搞错了,他确认《诗经》305篇诗歌都是周宣王时期尹吉甫的作品。为此,他花费了不少于10年的时间,引证了大量的资料来证实这一观点。这种非常独特的见解,很自然引起了台湾学术界的轰动,可是除了少数学者给予一定的肯定与支持外,多数学者是反对和否定的。李辰冬的这个观点当然是难以成立的,但他的著作引证材料相当丰富,对一些篇章诗旨的理解,对一些诗句与词义的解释,也有一些可取之处。他在否定传统诗说的保守方面,有一些积极的因素,但在维护自己的主张方面,则显得软弱无力。从客观事实来判断,他的10年的努力是一次不成功的探索;但从学贵发疑的角度来看,他仍不失为一个有独立见解的《诗经》研究者。

偏重于《诗经》赏析方面的著作,当以糜文开、裴普贤两位教授合著的《诗经欣赏与研究》为代表,该书共四册,经20年的努力才完成。该书的《诗经》赏析部分,文笔流畅,持论平稳又不乏新见,是《诗经》入门雅、俗共赏的佳作。该书的《诗经》研究部分,指糜氏伉俪在各册之后所附的《诗经》专题论文。裴普贤又著有《诗经评注读本》,偏重于历代学者对《诗经》各诗的评论。

从民俗学角度研究《诗经》的,值得一提的有冯作民的《诗经》一书。该书对部分诗篇的分析颇有新意,如对《诗经》中三篇《杨之水》的分析便是较有代表性的例证。该书是沿着法国格拉内与我国闻一多的研究路子的新著。

在《诗经》论文集方面,值得介绍的有林庆彰编著的《诗经研究论集》(1983年)。这部论文集共收集了“五四”以来大陆与台湾学者的35篇论文,论文是分类收集的,共分五个部分:一、《诗经》的基本问题;二、《诗经》的内涵研究,指从社会文化背景的角度去研究《诗经》;三、诗篇解析举隅;四、《诗经》学史;五、对《诗经》基本书目的介绍。从论文的编排来看,显然比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出版的《诗经研究论文集》是前进了一步,论文的学术质量也略胜一筹。其后,林庆彰又于1987年编了《诗经研究论集》二集。此外,尚有孔孟学会主编的《诗经研究论集》(1981年),由《孔孟学报》和《孔孟月刊》所发表的《诗经》论文编辑而成,共收集论文35篇。

台湾年轻一辈的学者,《诗经》研究成绩显著的当推林庆彰。他不仅主编了两部《诗经研究论集》,而且还发表了不少《诗经》论文,如《释诗“彼其之子”》、《朱谋讳诗故研究》、《何楷〈诗经世本古义〉析论》、《诗经中人文思想的脉动》、《诗经基本书目》等,研究的面较为宽广,且有相当的深度。

大体而言,在《诗经》研究方面,台湾的学术界不失为一支重要的研究力量。当然,这与台湾重视国学传统的风气,资料较为齐全,拥有一定的人才优势与研究经费比较充裕等条件是密切相关的。

纵观海外与台湾《诗经》研究的概况,有两点值得我们重视与借鉴:一是《诗经》研究的方法与视角的多样化是必然趋势;二是必须及时了解世界《诗经》研究的信息,减少重复研究,在《诗经》研究的广度与深度上下更大的功夫。

(本文的撰写,参考了石家庄召开的“诗经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三篇交流论文,即北京图书馆王丽娜女士的《“诗经”在海外》、韩国宋昌基先生的《当代韩国诗经研究概况》与台湾林庆彰先生的《台湾近四十年诗经学研究概况》,在此特表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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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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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贵州大学学报:社科版》(贵阳)1995年02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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