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立志:二十世纪考古发现与《诗经》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68 次 更新时间:2015-02-18 15:4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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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立志  

   近百年来,地不爱宝,出土文物甚丰,每每引起中外轰动。择其大者言,先后有商周甲骨鼎彝、敦煌遗书、甘肃武威汉简、山东银雀山汉简、湖南马王堆西汉帛书、河北定县西汉简、安徽阜阳汉简、湖北郭店楚简等稀世之珍重见天日。众多或久已亡佚或世有不同传本的竹简帛书向人们展示了一个丰富绚丽的古代文化世界,从根本上扭转了我们对古书的认识和对于学术史的把握,为古代历史、语言、文字等多个学术领域的研究打开了新的局面。《诗经》作为上古时期一部极为重要的典籍,其研究也因诸多考古文物的发现而得以深化与改观,可以说,《诗经》研究在二十世纪进入了一个全新阶段。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我国古代遗留下来的大量典籍,由于年代久远,时世多变,屡经翻刻转抄,多有鱼鲁亥豕之文,又或于流传中散乱破损,字迹模糊难辨,今人所见已远非其原来面目。孙诒让曾对古书致误的原因作了精辟的概括:“复以竹帛梨枣,钞刊屡易,则有三代文字之通假,有秦汉篆隶之变迁,有魏晋正草之混淆,有六朝唐人俗书之流失,有宋元明校椠之羼改,逵径百出,多歧亡羊,非覃思精勘,深究本原,未易得其正也。”(《札迻•自序》)[1]古籍行世,口耳相授,辗转传抄,难免讹误衍脱,又世人或不明古书文法字例,为求通解,凭意妄改,明人乱改古书而古书亡,已是众所周知之事,后人览读所得,甚或大谬于古圣贤之初衷。上天嘉惠学人,文物可资利用。考古发现的文字材料有的是未经窜乱的古代文献,如殷墟甲骨文与商周铜器铭文,有的虽是抄本,但因其抄写时间接近原书成书的年代,比现存的各种本子都古得多,更多地保留了古书的原貌,它们在校勘学上的价值是不言而喻的。我国历代学者都很重视考古文物发现,屡屡据之校读传世典籍。从西汉时于孔宅壁中发现古文经,时人以之参校今文经,到西晋时学者整理汲郡战国古墓竹书,其后学人以汲冢《纪年》纠《史记》之误,千百年而下,唐颜之推、宋王应麟、赵明诚、清王懿荣、吴大澂、孙诒让等以考古文物校传世经典,均有不少创获,往往破疑解惑,拨云见日,久为学界称道。迄于民国,王国维先生明确提出了“二重证据法”,他说:“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此文曾发表于《国学月报》二卷八、九、十号合刊《王静安先生专号》(1927年10月)和《燕大月刊》七卷一、二期合刊(1930年2月)。[2](P2-3))一言以蔽之,即以地下文物与地上文献相互印证。这个理论为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也预示了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发展的大方向。时至九十年代,饶宗颐先生丰富发展了观堂先生的理论,提出了三重证据法。他把考古材料分成两类,即一般的考古资料(没字的)与古文字资料,后者便是第三重证据[3](P3),研究思路更加清晰。

   综观二十世纪的《诗经》研究,古文物材料于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诸多学人密切关注考古发现,出入古今,参稽爬梳,辨疑解惑,取得了大量突破性的成果,并诸乾嘉硕儒著述之列,亦不逊色。大致而言,考古文物发现在四个方面推动了深化了《诗经》研究。

     一

   考古文物能纠正《诗经》传本之误。因为暴秦焚书愚民,《诗》、《书》炀而为烟,入汉以后,《诗经》始以今文抄录,各家师徒口耳相传,但记字音,写定之传本文字颇有不同。由于受到时代和个人水平的局限,汉代学者对某些文字的认识与把握是不准确的。孔壁中书虽为古本,但损缺严重。后人抄刻,疏误不少。《诗经》原貌已失,因此即使有学者千辛万苦辗转附会,也难以贯通诗义不畅之处。今日幸赖丰富的出土文物资料,我们才能恢复得见《诗经》古本原貌之一二。如《陈风•墓门》“歌以讯之”的“讯”字,《经典释文•毛诗音义》云:“本又作谇,音信,徐息悴反,告也。《韩诗》讯,谏也。”[4](P273)《广韵》六至引作“歌以谇止”,《龙龛手鉴》“谇”字条下引同,《切韵》六至引作“可以谇止”[5],《续列女传》“陈辩女”条引作“歌以讯止”。“讯”“谇”两字典籍中常相混用。《说文解字》言部释“讯”云:“问也,从言,卂声。”释“谇”云:“让也,从言,卒声。”字义有明显差别。但在与《说文》同时或后出的其他字书中,却有另一种解释,认为二字相通互训。《天禄琳琅丛书》本《尔雅•释诂》云:“命、令、禧、祈、请、谒、讯、诰,告也。”郝懿行《尔雅义疏》所据底本此条“讯”字写作“谇”;《释言》云:“讯,言也。”《广雅》云:“誧、证、讥、诤、谕、谇,谏也。”又《释文•庄子•徐无鬼》引《广雅》云“问也”。宋本《广韵》“谇”字三见,一云“让也”一云“言也”,一云“告也”,“讯”字一见,云“问也,告也”。《集韵》去声上、六至云:“伜,告也,问也,或作讯,通作谇。”乾嘉学者校《墓门》“歌以讯之”一语存在分歧。顾炎武《诗本音》谓古人以讯、谇二字通用。王念孙《广雅疏证》卷四上云:“讯字古读若谇,故经传多以二字通用,或以讯为谇之讹,失之。”王引之《经义述闻》卷五云:“讯谇同声,故二字互通。……惟其同声,是以假借,又可尽谓之讹字乎?”徐鼒《读书杂释》卷八亦云“讯谇古文通也”。而江永《古韵标准》、戴震《毛郑诗考正》、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一、段玉裁《诗经小学》、洪颐煊《筠轩读书丛录》卷二、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陈奂《诗毛氏传疏》卷十二均认为“讯”为“谇”字之误,作“讯”字于诗义及音韵皆扞格,征引了大量文献进行论证。二十世纪学者对此已经能够作出可靠的判断。民国年间,罗振玉在日本发现唐写本《玉篇》残卷,“谇”字下注语引《毛诗》作“歌以谇之”。1977年安徽阜阳出土西汉早期《诗经》竹简,内中《墓门》此句正作“谇”字。王力先生深谙古音之学,他认为上古讯属真部,谇属微部,读音相去甚远,绝不相通。胡吉宣先生稽查“讯”字金文字形正象俘虏缧绁而就鞫讯之状,认为“训问训告者,于义当为讯;训骂训让者,于义当为谇”(第1757页“讯”字条,第1817页“谇”字条)。[6]此说已成定论。《墓门》此句下紧承之句为“讯予不顾,颠倒思予”,“讯”字亦应作“谇”,《离骚》“謇朝谇而夕替”王逸注曰:“《诗》云‘谇予不顾’。”上下两句均应作“谇”字,这是修辞手法中的顶针格。至于“讯”“谇”致误之由,钱大昕、洪颐煊等认为六朝时“卒”字草书作“伜”,与卂相近,后人不明,因而相乱。其实,南北朝隋唐期间,楷书、隶书都将卒写作伜。从字形上考察,讯字古文作形,这有大量的晋唐墓志碑刻、敦煌遗书文献可以作证,二字相混的渊源不言自明。[7]另外,《大雅•皇矣》“执讯连连”,《释文》云:“音信,言也,字又作訅,又作谇,并同。”作“谇”字是错误的,因为“执讯”一词在金文中屡见,为常用语汇,无作“谇”字者。这个误字,赖金文而得以考见。

   二十世纪出土发现的《诗经》传本较多,阜阳汉简《诗经》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诗经》写本,能够帮助我们了解《左传》引《诗》的古本,解决一些《诗》异文的疑难,还为《说文》古文提供了佐证。胡平生[8]、饶宗颐[9]、文幸福[10]诸先生均有论述,其中胡平生、韩自强于1988年出版了《阜阳汉简〈诗经〉研究》一书,集中探讨了相关问题。除阜诗外,敦煌遗书中有《诗经》写本三十余个,或仅存题目,或仅列白文,或标音义,或兼存传笺疏,长短不一,抄写时间为六朝至唐,与今传诸本相较,其胜义甚多,足以确证今本之脱误。仅举一例,可见一斑。今本《小雅•出车》“执讯获丑”,笺云“执讯,执其可言所获之众”,文理不通。敦煌本作“执讯,执其可言,问及所获之众”,语义畅然无碍。《诗经》语句在敦煌遗书中的其他经史子文献中还可寻见不少。潘重规、黄瑞云、刘操南等有相关论文发表,(注:潘重规《巴黎藏毛诗诂训传第廿九第卅卷题记》,载《东方文化》第7卷第2期。其他相关论文多收入《敦煌〈诗经〉卷子研究论文集》一书,新亚研究所1970年9月;黄瑞云《敦煌古写本(诗经)校释札记》,载《敦煌研究》1986年第2期;《敦煌古写本(诗经)校释札记》(二),载《敦煌研究》1986年第3期;《敦煌古写本(诗经)校释札记》(三),载《敦煌研究》1987年第1期。刘操南《敦煌本毛诗传笺校录疏正》,载《敦煌研究》1990年第1期。)潘氏还著有《敦煌〈诗经〉卷子研究论文集》一书。1930年,吐鲁番雅尔湖旧城出土了《毛诗》残纸,传笺双行小字,共九条,系唐人写本[11]。新中国建立后,新疆吐鲁番先后出土了大量文书,其中有《诗经》古写本,抄写时间早于敦煌所见同类文字,弥足珍贵。如《小雅•六月》前有一段相当长的“序”,孔疏说它叙述《小雅》“正经”二十二篇之精义。今本“序”下有传注云:“六月言周室微而复兴,美宣王之北伐也。”孔疏云:“集本及诸本并无此注。”吐鲁番阿斯塔那524号墓出土之《小雅》残卷,《六月序》下即无此毛传之语。胡平生先生认为此注文不是毛传,可能是与陆德明同时代的人所加,当与毛公无关。因为按照《诗》传体例,诗小序之后,如果又有毛传,应当只限于解释序意或序文的词意,而不应再述诗义,此序下之注叠床架屋,不伦不类。[12]古写本的学术价值勿庸赘述。

   纠正《诗经》传本之误,还有一例很值得一提。王显先生根据金文与《诗经》的相关语法句式,认为“三寿”相当于“万有千岁”或者相当于“万年”“万寿”,进而悟出《鲁颂•閟宫》“三寿为朋”一语应为“三寿亡朋”,是“数名结构”加“否定式”而构成的祝寿辞,“亡”“作”(古写为乍)二字篆文形近而讹,《唐风•椒聊》即云“彼其之子,硕大亡朋”,可作旁证。[13]这个结论可靠与否还有待于新的发现来证明,但王先生此论的确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颇有启发意义。

     二

考古发现推动《诗经》研究,第二点即表现为能够贯通《诗经》文字训诂,参证《诗经》名物制度。《诗经》属于上古典籍,使用的是上古语,距今殊远,今人览读,觉得艰涩,有些问题,古代学者均未得出通解,今人依据新材料,才找到了满意的答案。如《陈风•墓门》“知而不已,谁昔然也”,郑笺云“谁昔,昔也”,《尔雅•释训》云“谁昔,昔也”,郭注曰“谁,发语辞”,朱子《诗集传》云“谁昔,昔也,犹言畴昔也”。解说令人费解。我们考察甲金文例,不难发现,唯、维、惟、推、谁、虽(雖)等字均由“隹”字孳乳而来,最初皆写作“隹”。金文中有一处较为集中的用例,即作于战国时代的中山王鼎,其铭文云:“隹十四年。”隹,借作唯,句首语气词。继云:“其隹能之?其佳能之?”隹,借作谁,疑问代词。后又云:“隹又(有)辠(罪),及参(三)亡不若(赦)。”此“隹”借作虽。是“隹”一字在一器中借作三字。隹、谁、推、维诸字可以通借。《墓门》中的“谁”字应读作“唯”。《小雅•何人斯》“谁暴之云”,阮氏校勘记曰:“唐石经小字本相台本谁作维。”1944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后园土地祠残塑中发现六朝写本毛诗残页,此句亦作“维”;[14]于省吾先生指出《魏风•硕鼠》“谁之永号”一语应读作“唯之永号”,都是同样的道理。[15](P16-17)近几十年来甲骨金石学研究不断深入,为阅读上古典籍开启了一条通途。参以甲金文例,《诗经》理解上的许多障碍便迎刃而解。最值得注意的,在甲金文中相通假的字,而后世文献罕用者,后人常为其所惑,幸赖鼎铭甲骨指点迷津。如《小雅•祈父》“有母之尸饔”,“母”字是“毋”之借字;《大雅•云汉》“曷惠其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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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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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4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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