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泰:“说唐”小说系列演变中所反映的游民意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60 次 更新时间:2015-02-16 08:4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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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学泰 (进入专栏)  

   “说唐”小说系列在民间流传是极其广泛的。这个故事中的主人公秦琼、程咬金、徐茂公等为人所熟知的程度,恐怕不在宋江、李逵、鲁智深、武松、吴用、刘备、关羽、张飞、诸葛亮等人之下,因此,它对民众的影响也是十分巨大的。从古至今最大的游民组织天地会,其建立所依据的三部通俗小说就是《小浒传》、《三国演义》与“说唐”小说系列。他们从这些作品汲取思想、获得反抗社会的勇气,这些书中所表现的行为理念则成为他们思考问题的价值模型。

   1.“说唐”小说系列的构成及其早期作品

   本文所说的“说唐”小说系列是指取材于隋末群雄并起,天下大乱,秦王李世民(唐太宗)削平群雄,建立唐帝国的历史通俗小说。隋末唐初是个“讲史”的好题材,隋炀帝的贪酷暴虐,古来少有;唐太宗的英武好贤、体恤下情也是十分罕见的。特别是他所建立的唐帝国是古代中国人民的骄傲,其创建过程中充满了传奇色彩,不仅唐代笔记和传奇对此有大量的描述,即使正史亦间有记载。这些都为群众所喜闻乐见,艺人也能够有根有据地进行发挥和艺术创造。

   以隋唐之际历史为题材的平话很早就产生了。元代文人王恽有几首歌咏说书的词,如《鹧鸪天?赠驭说高秀英》“短短罗衫淡淡妆,拂开红袖便当场。掩翻歌扇珠成串,吹落淡霏玉有香。由汉魏,到隋唐。谁教若辈管兴亡。百年总是逢场戏,拍板门锤未易当。”另外《浣溪纱》中亦有云:“隋末唐初与汉亡,干戈此际最抢攘,一时人物尽鹰扬。褒、鄂有灵毛发动,曹、刘无敌简书光。争教含泣到分香。”“褒”公为段志玄,“鄂”公为尉迟敬德,均为李世民麾下的重要将领和功臣。从这两首小词可见隋唐之际的历史是平话艺人喜欢讲述的段子,而且他们在演播这段历史故事时是偏重刻划历史人物的,也就是说走的是英雄传奇的路子,这是从吸引听众出发的。但是从现在所存关于这段历史的小说系列来看,则有重历史事实和重英雄人物两条路子。一般说来,平话演说艺人注重人物形象的传奇性,他们据以演说的底本多虚构成分,多荒诞的情节,较为口语化;而文人的修订本则多采撷史籍,注重历史上的真人真事。

   “说唐”系列就现存的小说来说大致包括《隋唐志传》(下简称《隋唐》)、《唐书志传》(下简称《志传》)、《大唐秦王词话》(下简称《词话》)、《隋唐志传通俗演义》(下简称《通俗》)、《隋史遗文》(下简称《遗文》)、《大隋志传》、《隋唐演义》(下简称《演义》)、《残唐五代史演义》、《说唐前传》(下简称《说唐》)、《说唐后传》、《说唐三传》、《瓦岗寨演义传》以及《五代残唐演义》,如果再加近代评书艺人演说的记录稿如《兴唐传》、《兴唐后传》、《忠义响马传》、《薛家将》、《薛刚反唐》、《罗通扫北》等等,可以说有数十种之多。这些通俗小说题材相同,但是其侧重点不同、主题有区别、人物形象塑造上也大有差别,其间的种种异同反映了作者的不同的人生观和价值取向。我们通过对这个系列故事的演变的比较,可以看出许多在中国通俗小说史上应予注意的问题:例如这类历史题材的小说可大体分作两个系统:编年讲史与英雄传奇——文人与游民知识分子对于历史事实认知与表现上的差异。

   在诸多说唐故事的传本中,现在仍有明代刻本传世的是上述的前四种,即《隋唐》、《志传》、《词话》和《通俗》。最早的是嘉靖时清江堂刊本《唐书志传》,其它三种皆有万历刻本。这四种本子也表现出两种倾向,即历史真实和艺术虚构相背离倾向。《隋唐》与《词话》离历史较远,其中多荒诞不经之言。《隋唐志传》未见,但孙楷第的《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和柳存仁的《罗贯中讲史小说之真伪性质》中皆有所论证。夏志清在为《隋史遗文》台湾版写的序中也说“《隋唐两朝志传》第七十二回‘黑闼箭射罗士信’,正史里搀入了说书传统的材料,叙述较详。《词话》与此情节大体相似,因此,孙楷第认为《志传》出于《词话》。柳存仁虽然不同意这种意见,但这两书属于同一系统是不能否定的。

   与《隋唐》、《词话》不同的是,《唐书志传》和《隋唐志传通俗演义》则竭力向史书靠拢。这两部书简直就是敷衍《资治通鉴》而成,有些段落直取《通鉴》原文,只是稍加变动而已。不仅如此,《志传》和《通俗》还在每卷之首注明此卷取某年至某年之事。如《通俗》第一卷便标明“自隋文帝仁寿四年改炀帝大业元年起,至大业十三年,迄于恭帝侑义宁二年,共十三年事”。第二卷“起隋恭帝侑义宁二年即唐高祖武德元年,止隋越王侗皇泰元年,首尾凡一年实事”。这种写法简直与史书一样。《志传》甚至还直录《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的评语和《纲鉴易知录》中的“纲目断云”。从中可见小说作者与浪迹江湖的游民知识分子不同,他们不太考虑小说的读者与听众面的广狭问题,不注重这类作品可接受性的问题,而是一味地向史书靠拢。因此孙楷第对这类作品的批评是有道理的,他说:“小儒沾沾,则颇泥史实,自矜博雅,耻为市言。然所阅者不过失子《纲目》,虽洓水《通鉴》亦未暇观。钩稽史书,既无其学力;演义生发,又愧此槃才。其结果为非史抄,非小说,非文学,非考定。”(《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

   《隋唐》、《词话》则近于孙楷第所说是“市人揣摹”出的作品,也就是本文提出的是游民知识分子的创作。这些人“勇于变古,唯其有变古之勇气,故粗糙而尚不失为活泼”。《隋唐》未见,不能妄论。《词话》在叙事上已经偏离了《资治通鉴》的编年史系统,它基本上是按照秦王李世民的活动为主要线索加以演义铺排,紧扣住世民协助李渊于太原起兵和统率大军东征西讨,逐个削平群雄取得一统天下的过程,很少枝蔓。然而,它也只是在不照抄史书这一点上体现出艺术上的进步,至于书中大量采用的民间传说和神话,则十分粗糙可笑。如书中有若干未卜先知的人物,如李靖、徐茂公等,无论是取胜还是失利都能预测到,那么为什么不主动堵住造成失败的漏洞呢?“这是天数”,这就是作者对历史进程极简单的并且十分可笑的解释。真龙天子李世民,每当遇到磨难就会有上天关注,千篇一律很少变化;其它如天降飞鼠把李密粮食搬运走、六丁神教尉迟敬德兵书战策、桓法嗣设坛借神兵等情节大讲怪力乱神,这些虽然比照搬史书要有点儿创造性、要生动一些,然而由于这些游民知识分子知识浅陋,其历史观比所谓的“小儒”更为粗浅,所以其构思简单、单调,前后矛盾,还有许多极不合理与十分可笑之处(如一写到行军打仗就是夜间偷寨劫营)。因此,从艺术上来说,明代这四个“说唐”系统的小说都属于初级阶段,其水平是不高的,而且仍然没有完全脱离编年讲史系统。

   2.游民知识分子与文人共同创作的《隋史遗文》

   《隋史遗文》的出现是“说唐”小说系列的重要转折。它是“说唐”系列从“讲史”到“英雄传奇”转变过程中第一部有代表性的作品。它仅刊刻过一次,即在崇祯癸酉(1633)。不过在此书之前一定还有一个“旧本”。《遗文》的批语里常常提到此外还有一个“旧本”或“原本”,如第三回“总评”有云:“旧本有太子自扮盗魁,阻劫唐公,为唐公所识,小说也无不可。”在三十五回的“总评”中两次提到某情节“原本”没有,或“原本”作某,此本做了改动。而且,这个“旧本”或“原本”,当是说书人依据的底本。孙楷第也持此意见,他在《大连图书馆所见小说书目》中言及“旧本”时说:“唯观其吐属气息,诚有如于令所谓‘惊里耳而不谐于情,快俗人而不根于理’者。与其谓为文人著作,毋宁认为市人之谈。如此书固以全力写秦叔宝一人者,而所记叔宝之态度见解,乃与细民同科,豪迈不群之气,甚嫌其少,其规模气象,尚不及梁山泊武二诸人,乃以貌凌烟阁上之胡国公,亦厚诬古人,不称之至矣。余意韫玉才人,其技当不止此。或本市人话本,韫玉为润色之。考余淡心《板桥杂记》有‘柳敬亭年八十余,过其所寓宜睡轩,犹说秦叔宝见姑娘’之语。敬亭所说,以罗彝妻为叔宝姑母,正与此书同。则此书秦叔宝诸人事,盖是万历以后柳麻子一流人所揣摩敷衍者,于令亦颇采其说而为书耳”。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所出版《隋史遗文》的校点者宋祥瑞也说:“从袁于令在序文中对旧本的批评看,可以推测旧本比较通俗,适合读者喜欢故事热闹奇幻口味,这很可能与说书人有关。说书人为引人入胜,常采取各种传闻、记载、小说加以敷衍。”又说:“说书人讲故事,有人据以记录或改写,大概即袁于令所说的原本或旧本。”(见《隋史遗文》所附《袁于令和〈隋史遗文〉》)夏志清更进一步论断说:“袁本《隋史遗文》刊出前,市面上已有了更接近说书传统的刻本。”“但事实上,唯其《隋史遗文》布局设计这样精细,绝不可能是一位文人的独创,而是好几代同一地区说书人的心血结晶。”“很可能袁于令从一位说书人手里拿到了《隋史》的话本,先把它印出来,这就是袁氏在好多则‘总评’里所提到的‘原本’、‘旧本’。后来因为书销路很好,袁自己花了气力再把它增改加评重印。”因此,考之原书,这种推断是合理的。可见“说唐”系列从“讲史”到“英雄传奇”的演变是由说话艺人完成的。

   《遗文》完全改变了《隋唐》、《志传》等书的写法。虽然,它仍然是写唐取代隋的历史,但是,却以秦琼生平活动为主线,生动刻划了秦琼、单雄信、程咬金、罗成等艺术形象。前面说过,说话艺人要取悦听众,不可能只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来演说。这样会导致形象干瘪、情节单调,缺少生活气息;如果以人物的符合其个性的行为和具有戏剧性的遭遇为线索安排情节,那么这部作品便能构成丰富多彩的艺术世界,从而受到听众的欢迎。这一点在《词话》中已露端倪。不过《词话》作者选择的不是秦琼,而是尉迟敬德。在敬德出场时介绍了他牧羊出身,被乡人资助从军,又通过他“伏铁妖”、“降水怪”等情节突出其神勇的一面,但这在全书中不占主导地位,只是一带而过。《遗文》之中,作者把书中主要描写人物换成了在唐开国武将中地位仅次于尉迟敬德的秦琼,其原因可能是他跟随李世民更久,传奇经历更多。从他晚年自称“吾少长戎马,所经二百余阵,屡中重疮。计吾前后出血亦数斛矣,安得不病乎?”(《旧唐书》本传)这种悲壮的经历也易于激动作者与听众的心灵。《遗文》把隋唐史改编为秦琼的传记,这是它最大的变动。

   应该说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遗文》秦琼形象的描写和叙述上是有矛盾的。例如在第三回秦琼出场而介绍他时言秦琼“到十二、三岁时,便会打断街、闹断巷生事”,又言他“最懒读书,只好抡枪弄棍,厮打使拳;在街坊市上,好事抱不平,与人出力,便死不顾”,是带有草莽英雄特点的人物,也是江湖艺人们最为熟悉的游民中的精英人物。可是从小说情节的发展中,秦琼的士大夫色彩越来越浓。例如他向往隐居生活:“若不得志,有这几亩薄田,几树梨枣,尽可以供养老母,抚育妻儿。这几间破屋中间,村酒雏鸡,尽可与知己谈笑。”他的处事原则,特别谨小慎微,注重一个“忍”字。他在潞州落魄时对势利小人王小二的态度、在破劫皇杠案时对县官的委屈求全,在与齐国远游长安时的种种想法,以及念念不忘对他颇有恩遇的隋朝上官等等,都表现出文人士大夫的为人处世原则。在他为李密出使唐朝时,因他对李渊有恩,李世民再三挽留,他垂泪说:“秦琼武夫,荷蒙公子德意,怎不知感?但我与魏公相依已久,已食其禄,一旦背之不义;出使不复,不信;贪利忘恩,不仁。不仁不义不信之人,公子要他何用!”这完全是儒家的道德观念,与游民是不相干的。这是袁于令对于旧本的修订的结果。旧本因是江湖艺人说书时用的底本,他们是用游民眼光看待隋唐之间的变革和在此期间所产生的英雄人物的;而作为文人士大夫的袁于令认为这其中有的是属于“传闻之陋,过于诬人”的,并且“悉为更易”,因而才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然而,《遗文》全书的故事体系、整个结构与主题思想还是被游民知识分子确定下来的,并且“英雄传奇”的故事体系使得《遗文》更富于文学性,作为对通俗文学特别具有鉴赏力的戏剧家袁于令不可能对旧本作根本的改动,因而新本子实际上没有太大的变化。如果说“说唐”小说系列的讲史阶段主要是讲建立新朝之不易;而《遗文》则是讲当统治者腐败糜烂的时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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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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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学评论》(京)1997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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