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子堂 孟甜甜:激励型法的学理探析--以美国《拜杜法案》为切入点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69 次 更新时间:2015-02-15 23:4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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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子堂 (进入专栏)   孟甜甜  

   一、《拜杜法案》——激励型法的典型代表

   20世纪80年代以前,美国联邦政府对政府出资并由高校及科研机构研发的科研成果拥有所有权,并决定该成果的利用方式与手段。该制度带来了一系列弊端:因缺乏利益刺激,科研人员的研究积极性不高;政府和企业之间存在不同的理念追求,使技术转移的效率低下;科研成果被闲置,逐渐与市场需求严重脱节。这大大限制了美国经济与科技的发展,使当时美国在全球的市场被日本和欧洲挤占。面对来自世界经济的挑战,美国不得不进行制度革新。

   1980年12月12日,在美国国会上,参议员伯奇?拜耶(Birch Bayh)和鲍勃?杜尔(Bob Dole)提出了《专利和商标法修正案》,即著名的《拜杜法案》(The Bayh-Dole Act),也称“大学、小企业专利程序法案”。法案的主要内容为:由政府资助的高校科研成果,所有权归高校,但高校应承担专利申请和技术转移的义务;高校享有独占性专利许可,技术转移所得应返归于教学和研究;发明人有权分享专利许可收入;政府保留“介入权”,如果大学未能通过专利许可方式进行技术转移,则由联邦政府决定如何处分该发明{1}。

   该法案通过改革专利制度,将政府资助的发明专利权归属于发明者所在的研究机构,鼓励非盈利性机构与企业合作将这些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以提高发明技术在美国的实际利用率{2}。《拜杜法案》实施后,美国高校的科研成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研发者们积极申请专利,并热衷于将其市场化。高校与产业界的合作情况大为改观,美国在全球经济和科技中的竞争力开始不断提高,并占据世界领先地位。因此,《拜杜法案》也被称为“20世纪下半期美国国会通过的最具鼓舞力的法案”。该法案实施后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推动效应,也影响到他国法律制度的创新,东亚各国几乎都引进该制度来作为刺激科技研发从而推动经济发展的手段。

  

   二、激励型法的学理基础

   实际上,世界各国均有类似《拜杜法案》的“激励”性法律或政策。当前,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是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从“管理”到“治理”的转变,意味着更多地吸纳社会力量参与到治理中来{3}。与之相呼应的一系列行政法律法规的修改完善,通过简政放权,将不必要的审批权下放或取消,为市场松绑,极大激发了市场的活力,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很好的激励措施。

   针对种种激励型法律现象,国内也有不少学者围绕相近或相似的概念进行过一定阐述,或将激励机制与部门法相结合研究。如罗豪才、宋功德先生在“现代行政法学与制约、激励机制”中提出,现代行政法正是通过制约机制与激励机制的协调运作,形成最佳的资源配置格局和价值目标{4};经济学家张维迎在“作为激励机制的法律”中,从经济学的视角分析作为激励机制的法律,认为其核心问题是如何将人们的外部行为内部化{5};侯建在“也谈法律的激励功能”中提出,法律激励功能可以理解为法律为人们提供一种动力,促使人们去做符合社会需要(或者立法者需要)的行为,不去做危害社会的行为{6};等等。可惜,他们都未将这些激励类法律加以系统化,升华到法学理论的层面。真正将激励型法作为普遍理论,从法理学角度进行系统性研究的,当属上海政法学院倪正茂教授。他在《激励法学探析》一书中正式提出了“激励法”的概念,认为激励法是指对人的特定行为实施激励的法律{7}。激励型法的产生源于管理学、心理学、法理学等学科理论,正是在这些学科理论滋养下,激励型法才逐步得以完善和系统化。

   (一)激励型法的管理学基础

   管理的目的是使一切资本、技术的活力竞相迸发,一切能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8},使整个团体能积极向上、奋发图强,形成一种上升的秩序和状态,从而有序地共存和发展。这就需要采用激励的方法来进行管理和调整人们的行为。这里的“激励”,在《现代汉语词典》中释义为:“激发鼓励”{9}。美国管理学家贝雷尔森和斯坦尼尔认为一切内心要争取的条件、希望、愿望、动力等都构成了对人的激励……它是人类活动的一种内心状态。”{10}因此,管理学的激励理论,大多围绕着人的“需要”而展开,如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波特等人的激励模式理论、亚当斯的公平论以及斯金纳的强化理论。由于人的行动又是由种种动机和需要所引起,不同领域中的人需要各不相同,因此,激励手段能正中“需要”的“下怀”才能达到管理的目的。

   而《拜杜法案》正是针对当时美国国内经济发展以及科研人员对科研成果产权的需求而出台的,政府通过立法放权给科研人员,把他们从实验室中解放出来,从而激活了整个科研——产业化链条,使经济得以复苏。作为社会控制的一个手段,法律的目的之一也在于对社会进行管理,实质上,法律也理应是社会管理必不可少的手段。而管理学的激励理论、激励方式无疑对法学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将管理学中的激励理论引入法学进行交叉研究,对于当前日益发展的社会与法治现状来说势在必行。

   其实法律的各种功能如指引、教育、预测、评价、强制等,归结起来就是对行为的激励功能。法律对个体行为的激励功能,就是通过法律激发个体合法行为的发生,使个体受到鼓励去做法律所期望的行为,最终实现法律所设定的整个社会关系的模式系统,取得预期的法律效果,形成理想的法律秩序{11}。法律对个体行为的激励机制是通过行为产生的五个阶段进行的,即环境影响、主体需要、行为动机、行为方式与客观结果而形成主体满足状况。法律根据所处的环境决定是否实施激励,如何激励。当环境一定时,法律根据人们各自的需要,对社会个体的每一层次的需要,都设计出相应的满足模式;然而需要本身不能导致行为,必须通过把需要转化为行为的动机,才能给法律提供激励的可能。当动机表现为外在行为时,法律对这些行为进行规范和引导,使之符合法律的规定,与激励的立法效果相吻合{12}。法律激励机制的逻辑关系可以归结为:在不同的环境下,法律根据个人的不同需要,通过刺激行为人的心理动机,规范其外在行为,使之达到预想的效果,合乎立法的激励目的。

   以《拜杜法案》为例,该激励型法案的立法背景是当时美国僵化的专利制度导致的经济发展受阻,加上发明者对专利权的极大需求,制度变革的需求呼之欲出,于是法律创制新的专利制度来刺激发明人科研的动机,最终通过保留例外情况下的政府介入权,来规范技术转移的行为,以达到立法目的。一言以蔽之,激励是社会管理的重要手段,而激励功能也是法律最不能被忽略的功能{13}。

   (二)激励型法的心理学基础

   激励,即调动人的积极性,提高主体追求行为目标的愿望程度{14}。组织管理的有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被管理者的配合;被管理者的配合,又取决于激励的方法是否“激”中了心理需求。心理学认为,根据人们的心理和行为特征,通过外在的启发、引导、鼓励、奖赏,刺激人们奋发向上的心理状态。因此,与其说“激励”的是人们的行为,不如说激励的是人们的心理动机。

   现实生活中,外在行为对人的心理活动会产生正面、负面影响,这些影响被心理学统称为激励。根据激励实施的方向可分为正激励和负激励,正激励即采取表扬和奖赏的办法对个体进行鼓励;负激励即采取否定和惩罚的办法对个体进行激励。根据激励实施的范围可分为内在激励和外在激励,内在激励来源于相对人行为时的认同感和义务感,自觉完成激励所希望的行为;外在激励多在相对人行为之后对其进行某种奖励和满足{15}。

   倪正茂先生在《激励法学探析》中认为,法学与心理学中“负激励”相对应的是惩戒,惩戒与激励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手段{16}。在借鉴心理学的激励理论来指导激励法学研究时,应当严格区分“激励”与“刺激”的概念。心理学中的负激励即刺激,有时惩罚的负面刺激可能使人垂头丧气,积极性不会上升反而会下降,表现不好反而会更差。人们由于惧怕“负激励”的威严而不得已实施的行为,这与激励的正面积极性背道而驰。虽然有人认为,作为负激励的惩罚也是对其他大多数人的激励,但这无疑把激励扩大化了,如果所有具有负激励功能的法律都属于激励法,那么所有法律都应当属于激励法了,因为它们不是正激励,就是负激励{17}。根据法律的三大功能,即组织管理、惩戒和激励功能,可把法律分为组织管理法、惩戒法和激励法{18}。

   在定义激励法时,我们应当对这里的“激励”进行严格界定。《现代汉语词典》中“激励”意指“激发、鼓励”,而“激发”是指“刺激使奋发”。因此只有那些能产生积极、正面效果的激励型法律,才能被称为激励型法,即:“法律鼓励人们从事其所肯定的并且有益于社会的行为,尤其是嘉奖那些以切实的法律行为取得了重大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人。”{19}

   《拜杜法案》就是典型的刺激积极性使人奋发向上的激励法,它的出台,极大激发了科研人员的发明积极性,产生了良好的经济效果和社会效果,实现了立法者所期望的目的。我国现行法中,具备这种正面励功能的法律也屡见不鲜:2007年颁布的《物权法》,可谓民事法律领域的一大进步,通过对私有物权归属的明确,与《合同法》相配合,进一步激发了市民社会的生机;《合同法》对“悬赏广告”合同行为性质的规定,也大大促进了诚信社会的建立;再如,目前为了减轻小微企业的负担,激发其活力,将部分行业的营业税改为增值税;十八届三中全会逐步放开农民土地流转的权利,实现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将极大促进城乡一体化进程,激发农民创收的积极性{20}。这些无疑都属于激励型法。

   (三)激励型法的法理学基础

   1.激励型法的一般法特征。

   按照法律的基本功能,法律可被分为组织管理类法律、惩戒类法律和激励类法律。激励型法是法律的一种,它具备法律的一般特征。法,归根结底由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主要反映掌握国家政权的社会阶层的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通过规定权利、义务,设定权力、职责以维护社会秩序的一种特殊行为规范。激励型法首先是由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决定,反映着掌权阶级的意志。法律产生于国家的出现,激励型法并不以社会意识形态为出现的必要条件,各朝各代都有相应的激励型法律,是掌权者进行社会管理的良好手段。

   原始社会的奴隶主阶级为了稳定统治,或者取得军事争战的胜利而颁布的“军令”,如夏启、商汤在出征前都有重赏立功者的军令,不管其颁行的目的与收到的效果如何,但对当时的国家政权与社会稳定而言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封建社会的激励型法更是普遍,商鞅变法中奖励农耕、奖励军功,诸葛亮的“赏贤罚罪”思想,苏轼的《刑赏忠厚之至论》等等,都体现着激励型法的原理。正是大量出现的激励型法,才使得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发展经久不衰。资本主义的激励型法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它囊括了从宪法到一般法律,从政治、经济到科技、文化、教育等领域。如《法国民法典》对契约自由的规定,《德国民法典》对物权的详细规定,都极大地促进市市民社会的繁荣;社会主义的激励型法则更注重社会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协调,更注重激励型法的社会性和人本性,使其更多地获得社会公众的认同,从而得以更好地实施,为人们带来更多利益。正因激励型法的大量颁布实施,法律不再被认为是“从地狱里唤出的折磨自己的厉鬼”,而是“从天堂请来的增进自身福祉的天使”{21},其阶级性逐渐开始隐退,福利性逐渐凸显,人们对法律的认同和信仰也逐渐提升。

   2.激励型法的利益性。

要谈法律,自然绕不过“利益”,要谈激励法,就更要从利益说起。利益是人类永恒的诉求。18世纪哲学家爱尔维修说“河水不会向河源倒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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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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