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卫球:现今民商法的社会基础与变化趋势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96 次 更新时间:2015-02-15 23:2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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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卫球 (进入专栏)  

   【题记】如同一切岁月所发生的那样,这个时代的伟大命运也将来临。其特色巨大,其力量可怕……每一个男人和女人都将共同分担这种命运,而这种命运正是他们人生的依凭。——拉尔夫·爱默生:《日志》(1841)

  

   一、引言:民商法的时代属性

   很早之前,著名社会学者马克斯·韦伯就对法律与经济的关系做了一种见解:法律驱动着经济活动,法律规则质量越好,经济表现越好。这种洞见被称为“韦伯的遗产”[1]。但是,人们同时也发现,现实中的经济似乎总是比法律活跃得多,其不断发展的一个源动力,就是对于既存法律设计的治理领域和经济领域涌现诸多“创造性破坏行为”(creative destruction),因此事实上,法律与经济之间更像是前者对后者的一种追赶关系或说得好听一些是“螺旋式关系”。 [2]也就是说,社会经济总是充满了发展性、创造性,于是就导致了法律稳定的危机。

   在这种意义上来说,韦伯的洞见给我们带来一种提醒:我们的法律特别是民商法具有显著的时间属性,它应当以保障质量为前提而不断发展,否则就难以发挥其应有的促进社会经济的效益功能。社会经济发展的前提势必导致法律也必须发展的要求。这种通过法律发展促进经济活动的保障思考,继而推广,可以到法律促进功能的其他各个方面。总之,由于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法律应该是动态的,我们不能臆想存在什么万世一系的法律方式,法律必须不断进步才有法律规则的质量保障可言。

   纵观民商法的产生和发展历史,正是这样。民商法自其产生到其发展,始终像机动车那样不断行进,不断升级改进,以与社会经济和政治文明发展同行,成为世俗社会进步的护航者和驱动者。首先是古罗马民法,在历史上作为一种特殊的人类文明制度形态而出现,直接由特定的社会经济基础和其中蕴含的政治文明所支持和形塑。因为偶然的机遇和条件,罗马人发展出一种独特的以商品经济和市民平等关系为特点的“市民社会”型态,并由此创制发展最早的以私人利益为维护,以私权本位为中心,以平等关系为调整方法的民商法(私法)。[3]

   其次是近代之民商法,它是近代个人理性主义运动、近代工业革命和自由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物。随着启蒙运动的开辟,个人理性主义运动一路狂飙,个人自由平等社会政治思想得以滥觞,同时导致近代科学的发展、近代科技[4]和工业文明的横空出世、新生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以及近代民族主义国家崛起。于是,近代民商法以复兴名义产生了,旨在与个人理性主义运动和自由竞争经济需要相互契合,以人格平等、私有权神圣、契约自由、过错责任等价值原则和相应的具体规则体系,奠定了近代市民社会发展的基础,作为其代表的1804年《法国民法典》、1900年《德国民法典》,1907年《瑞士民法典》一度成为神圣化法典。[5]

   近代以来,人类社会经济和政治文明的发展并没有停止,而是呈现一种不断向前演化的趋势。其中,最为突出的是近现代以来科技文明的突出发展,即科技发展经历了一个不断加速的过程。近代以来科技革命的不断性导致了工业革命的不断性。总体上来说,工业革命经历了多个阶段,每一次工业革命都直接对经济产业结构和人们的经济生活产生重大影响。按照杰里米·里夫金(Jeremy Rilkin)的分析,工业文明可区分三次:第一次工业革命以蒸汽机、电力为基础,造就了19世纪的工厂文明和运输业文明,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冶金科技为基础,造就20世纪工业区和城市房地产的繁荣,第三次工业革命即当下正在发生的,以互联网技术、可再生能源的发明和开发为基础,将得我们步入一个“后碳”可持续时代。英国学者彼得·马什则认为,迄今为止工业革命可以划分五个阶段:前四个阶段为18世纪70年代开始的蒸汽机革命,19世纪40年代开始的运输革命,19世纪90年代的冶金科学革命,20世纪40年代后期以来的计算机革命;进入21世纪之后,产生了第五次工业革命,它以3D打印等高新科技的发展为契机。[6]

   科技工业革命的不断升级,从其积极面而论已经成为人类文明极大的推动力,从而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影响着人类的方方面面,其带来的变化不仅涉及经济社会,也涉及政治和文化,甚至包括两次世界大战、一次冷战和上个世纪末开始的全球化进程。这些都给我们的法律生活包括民商法生活形成持续撞击。但是,总体上来说,以往的多次科技工业革命似乎没有导致产业和社会的根本转型,毋宁说是渐进的非本质的,因此近现代民商法在一段时期内实际是以一种微调的缓慢的姿态向前发展。

   但是最近的新一轮科技工业革命却有着不同的特点,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后,它以高新科技革命、生产商业模式变革、金融工具创新等为标志,其创新之大、变化之深可谓是一次质的飞跃,严重打破了此前由蒸汽机、电器、运输工具、冶炼科技等接续性形成的所谓旧工业革命时期的技术体系,以及由此促成社会经济基础发生某些显著变化,甚至可以说是正在迅速形成新的社会基础及其专属特点,人称“第三次工业革命”或“新工业革命”。 [7]

   新旧时期交接之处,总会有法律文明的动荡和转折发生。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法律体系的时代崛起,其机遇在于此,其挑战也在于此。那么,我们如何看待和迎接新一轮工业革命以及引起的社会经济基础变化呢?当今民商法是否应做出某种重大或者根本的改变呢?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它们将会是一种怎么样的重大或者根本变化呢?具体到中国,由于我们曾经是在一种被动的情况下通过借鉴而发展起民商法,在很长一个时期既存在一个不断学习补课的过程,同时又存在如何按照民商法的时间属性及时做出时代发展问题,所以,这是一次重要的可以后发而先进的机会。这正是本文一个美好的初衷。

  

   二、当前社会基础的急剧嬗变

   (一)新一轮工业革命:网络信息等高新科技的兴起和大量应用

   对于目前人类正在进入的一场新的工业革命,人们对于如何称谓它存在分歧,美国著名社会学家杰里米·里夫金(Jeremy Rilkin)称为第三次工业革命,英国学者彼得·马什则称为“新工业革命”或“第五次工业革命”。我们不妨称为新一轮工业革命。关于新一轮工业革命的样态,我们很难有一个统一的描述,甚至很难再像对过去的工业革命那样可以有一个较为彻底的预见。这是因为,新一轮工业革命本身是一次如此复杂的革命,而且其展开的新型科技与产业方式本身就处在剧烈的变化过程,我们甚至难以猜测下一个革新是什么。

   但是关于新一轮工业革命的情状,主要学者的认识基本上是一致的,那就是它是一次新型科技与产业革命,其特点是科技工业的一次飞跃性的质的提升,并势必且正在引发产业经济、社会结构的急剧变化。

   杰里米·里夫金认为,第三次工业革命重点源自于绿色科技革命,即互联网的信息技术与可再生能源的新能源体系的兴起和蓬勃发展。里夫金认为,新工业革命的支柱包括五个方面:(1)向可再生能源转型;(2)将每一大洲的建筑转化为微型发电厂,以便就地收集可生能源;(3)在每一建筑物以及基础设施中使用氢和其他存储技术,以存储间歇式能源;(4)利用互联网技术将每一大洲的电力网转化为能源共享的网络,这一共享网络的工作原理类似于互联网;(5)将运输工具转向插电式以及燃料电池动力车,这种电动车所需要的电可通过洲与州之间共享的电网平台进行买卖。[8]

   彼得·马什大体从科技全面和超越发展导致的经济模式变化角度,描述新一轮工业革命(即所谓“第五次工业革命”)。他指出,“新工业革命”至少存在以下变化:一是从21世纪开始,技术在整个制造业发挥前所未有的作用。无论是应用的领域还是应用的数量大大增加,包括电气、网络、生物和激光技术等。[9]2010年,全球制造业投入了1.2万亿美元进行新产品开发,开发新产品的过程包括使用智能软件进行数据处理。[10]二是产品的一般特性发生变化,对产品制造商来说,由于需求和分工的发展,集中制造的方式被改变,生产本身已经只是“价值链”的一部分,其他环节被发展出来,包括设计和开发、产品的维修或安装后的服务。随着全球化深入,价值链的不同环节被逐渐拆分给不同国家的不同企业。[11]三是互联制造或混合制造模式。产品价值链各部分联系起来的方式称为“互联制造”,从2000年开始全面呈现,而且日趋紧密、复杂和容易受到技术与市场变化的影响。推动互联制造的最后驱动力是“世界各地的技术和质量标准趋同,具有制造能力的国家数量不断上升,为价值链的进一步分化提供了机会”。[12]在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同时可以开展制造业务,互联制造也就同时成为混合制造。当然,互联制造也受益于通讯技术和物流网络的发展。其四是“无工厂”制造的出现。由于价值链分化到一个公司可以成为“纯设计”制造商,这些都导致了“无工厂制造商”越来越多。在价值链中,设计上是利润最大的获得者之一。[13]其五是个性化量产定制。个性化量产始于2000年,与第二次工业革命后期促生的标准化量产并行,今后将逐渐占据主导地位。[14]其六是利基产业或者说“新概念”产业尤其发达,因为科技融合,网络营销的作用,创新“微小”领域的发展具有非凡的机会,新概念企业、产业应运而生。总之,新一轮工业革命所具有的显著特点,可以概括为科技化、全球化、互联化、绿色化、定制化和利基产业。[15]

   著名的未来学家挪威学者乔根·兰德斯(Jorgen Randers)的看法独特,他从对未来忧惧的角度看待目下的高新科技革新。他在《2052:未来四十年的中国与世界》一书中认为,目前我们所处的时代仍然还是“以化石燃料推动的经济增长”作为特点的工业化时期的后期,可称为“后工业化时期”,这是一个加速时期。到2052年,工业革命将在富裕国家完成,在此期间,工业化程度尚未发达的国家也将尽其所能,以最快的速度追随前人的脚步。全面的绿色科技和可持续性革命是四十年以后因为气候等问题倒逼出来的要求。在今后的四十年期间,向可持续发展的转变也会同时发生,但是它只是日益形成气候,而且在2052年只会完成一半,并在21世纪后半叶遭遇巨大困难。人类要想成功向可持续发展转变,需要根本改变一些体系,特别是要从永久性的物理增长转向地球可承受力范围的可持续增长。这一体系变化涉及五个关键问题:改进资本主义;限制经济增长;解决民主决策过慢;维护代际和谐;处理好人类和气候的关系。我们应该致力能源效率的进步,更多关注人类福祉而不是人均收入的增长。[16]

   (二)当前社会基础的急剧嬗变

   新一轮工业革命的直接后果在于,其带来的社会经济基础剧变是狂风暴雨式的。

   由于科技以无数倍增的方式得到应用,特别是新型科技或其方式的推广和应用,使得我们的世界存在的方式,特别是其中的社会经济基础发生了重要变化。这种变化包括经济生产、生活方式本身的改变,更体现为由这些方式改变导致的人类社会人们相互之间关系的重大变化。这些变化既发生在产业经济领域和经济生产生活关系内部,也进而影响到政府与经济组织之间、社会与经济组织之间,政府与社会之间,政府内部、社会内部,甚至也发生在国内政治与外交政策等方面。仅仅就经济领域或者产业领域而言,就存在以下急剧的特点变化:

   1.    技术手段和需求价值的重大变化。

这是新一轮工业革命导致社会经济基础的第一个显著变化。由于新型科技的无限可能性,新时期人们在需求方面要求新的品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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