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2014年，俄罗斯的内外环境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乌克兰危机以及西方的制裁，成了俄罗斯外部环境的主要背景；能源价格下跌、卢布危机则对俄罗斯的内部环境带来了相当影响。乌克兰危机是关键。这场危机所引发的，不仅仅是一场国家间、地区间的冲突，而且，也事关当今世界事务中一系列关键性问题的重新认知。其中所涉及的观念性问题，包括如何来重新看待诸如文明冲突、地缘政治、国内与国外事务中的合法性、区域进程与大国关系、和平时期的军事联盟、大国间的缓冲地区，乃至国际权力转移进程的长期态势等等问题。这些问题中的每一个，都足以搅动今后相当长时间的国际变局和各个层面的纷争。从危机过程的视角来看，乌克兰危机在国际关系史上所具有的特殊地位在于，从2008年开始的国际金融危机一直到2014年乌克兰危机所发生的这一时段，事实上，意味着全球国际关系已经开始进入冷战后时期的“第二个阶段”。乌克兰事件，乃是伴随整个国际权力转移的关键时段、在关键的国际角色之间发生的一场关键性的危机。
【关键词】乌克兰危机 俄乌关系 卢布危机 俄罗斯未来选择
对于俄罗斯而言，2014年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年份。
通贯全年的乌克兰危机，前所未有地改变着后冷战阶段俄罗斯的外部环境。而紧接着发生的西方制裁、能源价格下跌和卢布危机，更是给俄罗斯经济造成了深重的威胁。在这样的情势之下，俄罗斯内部的社会政治生活将出现怎样的变化？久拖未决的乌克兰危机意味着国际社会究竟在经历着怎样的变迁？2014年后国际变局对于俄罗斯未来的发展，又意味着将是怎样的一幅图景？所有这些，不仅有待于对当前事态的深入观察，同时还有必要诉诸对有关的国内和国际进程深层次问题的重新考量。
有鉴于2014年之变起源于围绕乌克兰的这场冲突，那么，我们就从事发一年之后的此刻，也即2014年和2015年之交，乌克兰局势本身的变化开始，来展开对于这一复杂问题的讨论。
一、跌宕起伏和多方角逐之下的乌克兰局势
2014年，围绕着乌克兰问题的国际国内局势之紧张、复杂和多变，以及所具有的全局性影响，冷战结束以来很少见到。
在这一年当中，从2月基辅政变，到3月18日克里米亚被俄罗斯收回；从4月以后乌克兰东部和南部地区的武装冲突，到9月19日的明斯克会晤；从7月17日马航悲剧，到西方发起一波又一波集体制裁；一直到2014年底，俄罗斯接连遭逢能源价格和卢布汇率下跌的多重打击。这一连串的事变都在说明：一年多来，乌克兰内部和外部各方势力的激烈竞争与角逐此起彼伏，未见平息；和平谈判虽然一轮接着一轮，但是多半止于空转；大国干预也是一轮又一轮，同样难以奏效。相反的景象是，乌克兰东南部的武装冲突连绵不断，乌克兰危机难有竟日。
2014年整整一年的起伏震荡之后，接近年底时又一次出现了局势转缓的可能。首先，法国总统奥朗德以中介人的身份，闪电般访问俄罗斯。2014年12月6日，普京和奥朗德的“机场会见”，给摆脱危机带来一线希望。而面临卢布危机压力的俄罗斯，也释放善意。普京向乌克兰冲突双方提议，重新撤回各自的重型武器，以“明斯克协议”为准恢复和平谈判，并且同意以俄罗斯国内价格、不附带任何先决条件地向乌克兰供电。乌克兰则相应承诺向俄罗斯偿还天然气债务。在此背景下，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两地民间武装与乌克兰政府军在明斯克举行会晤。虽然没有进一步推进到所期待的政治协商，但至少获得了双方相互交换战俘的成果。俄罗斯、德国和法国之间，也勉强达成了以所谓“诺曼底方式”进行有关乌克兰问题的进一步谈判的约定。
新年降临之际，乌克兰国内的危机气氛一时间似乎有所缓。2014年12月22日，俄罗斯、乌克兰、法国和德国元首举行了电话会议。之后，四国外长会晤，商定了新年以后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有关乌克兰问题的峰会。到了2015年年初，奥朗德总统在关于俄罗斯问题的公开声明中则进一步提出：“普京先生并不准备吞并东部乌克兰地区。他是这样对我说的，我相信。但是俄罗斯依然希望对当地持有影响。所以接受乌克兰为北约成员的安排，对俄罗斯并不合宜，普京不希望在自己的国境线旁边看到北约成员国的存在”。[1]
遗憾的是，没过几天，上述缓和迹象又被一系列尖锐争执所代替。起初，欧洲议会外事委员会主席布鲁克（Elmar Brok）声称，关于乌克兰问题的阿斯塔纳峰会无法举行，“因为在乌克兰东部地区驻有7500名俄罗斯士兵。”[2]而乌总统波罗申科在后来的达沃斯论坛上，则一口咬定俄罗斯在乌克兰东部的驻军人数为9000人。但俄外长拉夫罗夫发表声明，坚决否认在乌克兰东部地区存在俄罗斯军队，也坚决反对把这一问题列为未来峰会讨论的主题。
在2015年新年长假的几天里，乌克兰战火重启，东部地区的平民重新遭到了重型炮火的轰击。双方围绕顿涅茨克机场等战略要地展开了激烈的拉锯争夺，满载平民的公共汽车在乌克兰东部的沃尔纳瓦哈被击毁。乌克兰政府军和民间武装互相指责对方破坏停战。
危急之下，经多方斡旋，2015年1月21日，俄罗斯、乌克兰、德国和法国四国外长终于再次在柏林举行会谈。作为会议的初步结果，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在口头上”同意普京总统此前所提出的关于双方各自撤回口径100毫米以上重型武器的提议。但是，时隔不过两天，顿巴斯地区战事升级，先是顿涅茨克城市公交遭袭，后是乌东部马利乌波尔地区发生炮击致平民伤亡的事件。政府军和民间武装相互血腥仇杀到了难以控制的地步。2015年初刚刚闪露曙光的和谈，又一次陷于困境。
在2014年底和2015年初这一波三折的局势背后，折射出了整个危机过程中几乎一再被重复的机关重重和多头博弈的复杂图景。
从危机中的关键性问题来看，首先，西方要求从乌克兰东部地区撤出俄罗斯军队，批评乌克兰民间武装获得了俄罗斯武器。但是，俄方除了承认有志愿者、退休军人，以及来自车臣的民间武装可能自发地进入乌克兰东部地区外，一直否认有俄罗斯正规军在乌克兰境内。俄外长拉夫罗夫还反唇相讥：“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恰恰是北约和欧盟的一些成员国开始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我们认为，这并不符合欧盟和欧安组织的法律准则”。[3]普京则明确警告，乌克兰战场已经有外国雇佣军卷入。
其次，内容为停火、释放战俘、接受欧安组织观察的“明斯克协议”虽被各方承认，但是，如同此前的基辅、日内瓦等国际协议一样，处境岌岌可危。按照俄外长拉夫罗夫的观点，明斯克停火协议之所以未能被遵守，部分原因在于2014年9月19日协议中所规定的停火隔离带，已经与今天战场的实际情况有了较大变化。在今天双方实力急剧拉锯的情况下，按拉夫罗夫的说法，重定隔离带谈何容易。[4]
从危机进程来看，解决当前事态的出路，取决于俄罗斯、乌克兰、欧盟和美国各方政策立场能否趋近。
关于俄罗斯的立场，有必要关注普里马科夫于2015年1月13日在梅尔古力（Меркурий-клуб）俱乐部[5]发表的一篇重要讲话。他的表述甚为清晰明了地道出了俄罗斯当下对于乌克兰问题应该持有的方针。这位极具影响力的“三朝元老”以自问自答的方式作了以下的表述：
“第一个问题是，能否说：俄罗斯希望东部和南部依然是乌克兰的一部分？我认为，应该如此。只有在那样的前提之下才可能缓解乌克兰的危机。另一个问题是，是否应该在克里米亚和塞瓦斯托波尔被归并入俄罗斯的问题上向美国及其欧洲盟友‘让步’，我的回答是：决不。这不应该成为谈判的一个话题。下一个问题是，在明斯克协议未被遵守的情况下，俄罗斯是否有必要派出常规军去帮助乌克兰的民间武装，我认为坚决不可以。因为，如果出现那样的情况，恰好是有利于美国借机在欧洲待上整整一个世纪。但同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拒绝帮助民间武装。乌克兰国家结构中的乌克兰东南部地区的特殊性问题，正在获得重新考量的过程之中”。[6]
关于乌克兰的官方立场，波罗申科2014年5月下旬当选乌克兰总统以来，一直坚持克里米亚是乌克兰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接受普京提出乌克兰实行联邦制的建议，坚决要求上文提到的俄方军事人员首先撤离乌克兰。12月新选出的乌克兰议会，也通过投票宣布放弃不结盟的立场。近日波罗申科还下达了扩充乌克兰政府军的动员令。在乌国内激进力量的压力下，一年来，波罗申科对于东部民间武装力量的态度时紧时缓，他既下达过要对其进行坚决、快速打击的命令，但是也多次表示过妥协的意向。在新年之初形势一度缓和之际，波罗申科在2015年1月12日接受法国媒体的采访时，又表示：“我们准备向乌克兰东南部的居民提供类似于自由经济区这样的特殊法律地位，使其既能够与欧盟、又能够与俄罗斯做生意。”[7]波罗申科甚至确认，乌克兰上院已通过了有关顿巴斯地区特殊地位的法律。但是，仅仅几天之后，乌东部地区连续几起危及平民的军事冲突，马上又冲散了在政府与民间武装之间、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以及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立场有可能趋近的妥协空气。
欧美各国的立场同样复杂多变。出于“共同价值观”，它们希望通过联合制裁和施压，迫使俄罗斯就范。但是，出于各自不同的利益考虑、地缘政治背景、以及观念立场方面的不同谱段，它们又表现出互相掣肘的另一侧面。
就美国而言，乌克兰的动荡局面，从一开始就因美国政府要员在其中积极干预、多方策划而使得事态一步步走向恶化。与欧洲相比，美国从来就自诩对俄罗斯立场强硬。用美国前驻俄罗斯大使麦克福尔（Michael Mcfaul）的话来说，而对欧洲的对俄立场“不屑一顾”。奥巴马甚至在联合国大会上直言：和埃博拉病毒、伊斯兰国一样，俄罗斯是美国所面临的三大“威胁”之一。[8]美国白宫俄罗斯事务总统顾问、助理国务卿纽兰的助手谢列斯特·约兰德尔（Celeste Wallander）2014年12月15日在接受塔斯社采访时对此进一步解释道：“俄罗斯本身并不是威胁，但是，俄罗斯所采取的行动和政策构成了威胁全球安全的挑战。”[9]但与此同时，美国方面也从来没有放弃过“现实主义的立场”，总是设法利用时机寻求软化俄罗斯的立场，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就像在2009年，正当欧洲陷于欧债危机泥潭之际，奥巴马却不失时机地与梅德韦杰夫“重启”美俄关系，一时间曾经吸引了全世界的关注。
在乌克兰危机中，欧洲的总体立场接近于美国。其中，德国的表现最为清晰。其一，金融危机以来，德国在欧洲几乎成了中流砥柱，扮演着欧洲经济领袖的角色，并开始向政治领域外溢；其二，德国金融集团很希望借助与美国深化合作，包括通过TTIP协议，不仅加强德国在大西洋体系中的地位，而且提升自己在全球事务中的影响；其三，德国不希望欧盟东扩进程已在东欧以及前苏联地区形成的影响力缩减，也不希望由其主导的欧盟一体化进程出现逆转。因此，权衡之下，德国放弃了前几任政府与俄合作的方针，而选择了对俄总体强硬的路线。
但是，欧洲国家的表现并非一致，上文提及的法国就是一例。虽然法德两国总体上还是有所协调地奔走于乌克兰与俄罗斯之间，但是，对于法国而言，不仅因为“西北风”导弹巡洋舰的交易，使得法国从利害关系上比较倾向于俄罗斯；而且，法德两国国内民意的表现也各不相同——总体上说，德国多数国民支持默克尔对俄强硬，而法国则是多数国民主张放弃对俄制裁。
在这样各方立场分歧颇多的背景之下，要寻求乌克兰危机的解决远非易事。
二、对乌克兰危机的深层思考
如果超越上述各方在政策和战略层面的角逐，从危机所涉及的深层结构的问题和矛盾来看，乌克兰危机之所以迁延时日，有其必然的逻辑背景和历史渊源。
就这场危机的地位与影响而言，乌克兰危机所引发出的，不只是一场国家间、地区间的冲突，而且关系到对当今世界事务中一系列关键性问题的重新认知。其中所涉及的观念性问题，包括如何重新看待诸如文明冲突、地缘政治、国内与国外事务中的合法性、区域进程与大国关系、和平时期的军事联盟、大国间的缓冲地区，乃至国际权力转移进程的长期态势等问题。这些问题中的每一个，都足以搅动今后相当长时间的国际变局与各个层面的纷争。
从危机过程的视角来看，乌克兰危机在国际关系史上所具的特殊地位在于，从2008年开始的国际金融危机直到2014年乌克兰危机发生的这一阶段，事实上，是全球国际关系已经开始进入冷战后时期的“第二个阶段”。
如果说，冷战后国际关系的“第一阶段”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柏林墙倒塌和苏联解体之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取得了引领世界事务的主导地位，那末，这“第二个阶段”的最主要标志，乃是以美国这个唯一超级大国为代表的西方领导地位，虽未发生根本改变，但在这十多年中却发生了实质性的动摇。这一变化的标志包括：第一，新兴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中所占比重开始与发达国家大体相当。国际经济的决策机制，正在由G7或者G8，开始向着G20的方向转移。虽然，新兴国家“集体崛起”的过程远远不是一帆风顺。而在所谓“权力转移”进程中，虽然历经诸种压力，但诉求最为明确直白、立场最为强劲的当属俄罗斯。第二，自2013年以来一系列重大的国际冲突问题，诸如伊朗核危机、叙利亚冲突、斯诺登事件、乃至于乌克兰危机本身，已不再是美国领衔之下的西方决策就能主导解决，相反，是俄罗斯、中国等等新兴大国的参与合作，在这些危机的处理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与冷战后第一阶段的国际争端中，通常是美国决定一切的局面相比有了很大的不同。第三，中俄关系在一系列战略合作问题上进一步接近，以及中美关系重要性的凸显，表明中国的权重正在显著加大。中国虽然是与乌克兰危机的发生地距离遥远，也力求各方谨慎处置危机，但中俄的接近在客观上所造成的影响，引起了西方的高度关注。
换言之，乌克兰事件，乃是伴随着整个国际权力转移的关键时段，在关键的国际角色之间发生的一场关键性的危机。从这个角度来看，这场危机所蕴含的意义也就足以刮目相看了。
从更为深层的国际结构的角度来看，上述表象的背后，所展现的乃是一个矛盾纷呈的国际社会长过程在向深层延展：
其一，由技术演进所激发的经济发展和物资丰裕，远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全球各地所越来越急切地追求的财富份额。特别对于俄罗斯与乌克兰所处的欧亚地区而言，在半个世纪以前的现代化进程中，此地曾经一度领先，但在苏联解体二十多年后的今天，这里依然是不同程度地真切感受到了落后的窘迫；
其二，冷战结束以来，经过早先的社会转型，由各国精英们所构筑的资源分配体制，越来越无法遏制贫富差距日益增长的趋势，这不仅体现在欧美与欧亚这两大区域板块之间的落差，而且也体现在各国内部的日益分化。尽管，各种“革命”的由来复杂，但是内部社会分化无疑乃是主要的触媒；
其三，曾被表征为社会进步标志的民主化进程成效未彰，却诱发出或酝酿着一波又一波的社会动荡，在民主化进程中产生的异常活跃、同时又难以控制的政治权力，在地缘政治竞争中却成了各种利益集团“寻租”的对象，诱发着各种不可预测的风险；
其四，无论是对多元文明价值加以弘扬，还是对于普遍进步的追求，却总是无法在各种价值标准之间，以及在多样性和普遍进步性之间形成有效的互动和认同，以维持多元和普适之间的平衡，相反地，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俄罗斯的最高层，罕见地同时出现了表明本国的“文明例外”的呼声。
乌克兰事件乃是上述多重结构性悖离的一个缩微景观而已。
不仅如此，乌克兰危机尤其凸显了冷战后国际秩序中一系列蕴含深刻的规范性问题。这里所说的规范，不仅包括国际治理的基本法则、国际交往的通行规则，也包括国际社会中通常被视为最基本的范畴，迄今所遭逢的挑战。
首先，冷战后国际秩序是否存在着重大的规范性缺失。
令人非常奇怪的是，在苏联解体、冷战终结二十多年后的今天，乌克兰危机这场冲突似乎刚刚惊醒了已然销声匿迹多年的旧日梦魇。其中，特别包含了这样一种历史对比：冷战的终结为何没有像以往任何一次国际变局结束后那样，经过诸如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1918年的凡尔赛体制、1945年的雅尔塔会议的安排，达成一项能统摄全局的国际协议，并以此确定普遍通用的规则；包括确认每一个当事方（无论是战胜国、还是战败国）的国际地位和所拥有的空间。一场乌克兰危机好像让人突然想起，25年之前，当人们欢呼柏林墙倒塌之时，本应当有这样一份各当事国之间的国际条约，来确保国际权力的划分与转移。然而，历史似乎恰恰是开了一个玩笑，它没有留下这样一份有利于调解和规范当今世界诸多争议的遗产。亡羊补牢，犹为未晚。但是，这毕竟不是历史的一个简单的“疏忽”所能名状。
二十五年前柏林墙倒塌、冷战终结之时，究竟是当时居于上风的美国以及欧洲主要大国“忽略”了对于这样一场历史性变动作出法律的确认和规范，还是它们“故意”留下了这样的一个空间，企图利用当时苏联领导人的“软弱”，而为以后西方势力的进一步扩展和延伸留下余地呢？对于这一段历史公案的审视和争论，眼下，恐怕还只是刚刚拉开序幕。
如果说，“相互尊重”还算得是国际社会相处的基本规范，那末，这一看似平常的规范又是如何影响着大国间的相互交往的呢？
在冷战事实上是以西方得手而告终的背景之下，奥巴马公开的宣示是“冷战无输者”。然而，这无法改变西方、特别是美国把自己视为“胜利者”的内心评价。2001年，美俄之间因反恐而出现了合作机遇。当时，俄罗斯主动示好，开放中亚战略要地，帮助美国打击恐怖主义势力；而几乎是同时的2002年，美国反而却以单边退出美俄“反导协议”的谈判来作为回报。美国在这里想要表达的是：作为冷战的输者，俄罗斯是没有资格平起平坐地与“胜利者”美国一起来讨论这个美国具有明显优势的战略防御武器的削减问题的。12年之后，也就是在2014年10月的瓦尔代会议上，普京果然明确地表示，美国对于美俄关系的毁坏，就是从2002年单方面退出“反导协议”开始的。[10]
联想到而后2014年的索契冬奥会，普京投下巨资，原本是满心希望以此来改变西方对俄罗斯的传统偏见。但是，西方领袖的集体抵制，不言而喻，大大挫伤了俄罗斯人的自尊。正如美国驻前苏联的最后一任大使马特洛克（Jack F. Matlock
Jr.）在乌克兰危机发生后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所提出的公开批评：正是美国的傲慢，才引起了俄罗斯的反弹。[11]
即使是对于国际社会的最基本范畴——主权民族国家的认知，看来也发生了尖锐的歧见。
从民族国家的规范理论来看，乌克兰危机之中克里米亚被俄罗斯收回，所触动的乃是二战之后政治边界不可变更的重大敏感问题。这当然不能不使人感到分外关切。2014年10月17日，普京在瓦尔代会议上发表长篇演讲之后，《金融时报》记者第一个提问：“您是否认为乌克兰是一个现实的统一国家？”普京的回答耐人寻味，值得关注。他说：“乌克兰当然是一个现实的统一国家，但是，这个统一国家的领土形成的历史是长期的和复杂的”。[12]普京显然并不否认作为民族国家基本规范的领土主权完整的重要性。但是，他提出，就具体国家而言，主权规范的形成乃是一个历史过程。2014年瓦尔代会议上另一项令人关注的辩论，乃是西方国家与会人士尖锐抨击俄罗斯“违反了自己签署的承认乌克兰边界的1994年布达佩斯条约”。而俄罗斯的反击则强调，上世纪90年代初期，西方曾经多次承诺，确保俄罗斯在前苏联地区的传统影响范围，但北约和欧盟的东扩一再打破了它们自己的承诺。当年，西方也曾积极支持科索沃独立（只是说“下不为例”），但厚颜的西方政治家们而今在批评俄罗斯时却毫无愧色。性质类似的这两个案例受到的待遇却不相同，这不能不使人对于国际公正是否真正得到了维护，感到怀疑。
乌克兰危机实际上涉及到的是文明间和区域间的相互关系问题。作为斯拉夫文明的一支、地处欧亚文明结合部的乌克兰，还有着另外一层地缘特点，即，它处于欧亚文明结合部的最西端，不言而喻，更多地受到了西方文明的吸引。诚然，无论是加入欧盟还是追求在更为成熟的民主与市场经济条件下生活，本无可厚非。但是，作出这样的抉择，所影响的不仅是其东部的邻居俄罗斯，而且还会大大限制乌克兰东南部地区人民的选择。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在东西方之间保持“均衡”，就是一个必须慎重考虑的问题。而在发生如此尖锐冲突的时候，文明问题经常会是一个比经济问题、乃至政治问题更为令人触目惊心的问题。其原因在于，文明问题所指向的是“你是谁”的问题，而不仅仅是一个“你是如何维持生存的问题”。前者显然是一个比后者更具根本性的问题。
与传统意识形态相比，当下的乌克兰之争，具有更加深刻的价值判断的含义。这就是乌克兰危机难以在短时期内化解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根源。
三、危机与俄罗斯的未来选择
2014年下半年以后，西方轮番制裁，国际能源价格下跌，在年底又发生了卢布汇率的急剧下降，一时间大有黑云压城之势。在此背景下，俄罗斯未来的发展前景，引起了世人的关切。
根据俄罗斯最大的银行——储蓄银行行长格尔曼·格列夫（Герман Греф）的说法，本次俄罗斯金融危机的发生，是相关的各种因素酝酿滋生而发展到极致，然后又互相作用，最后聚焦到一个时间节点上突然爆发而产生的结果。这样一种政治经济现象并不多见，但是让俄罗斯碰上了。在有关2014年底俄罗斯经济危机的深层原因有待进一步发掘的背景之下，格列夫的这一表述也许是关于本次危机的一个比较合适的判断。
当然，就其经济结构的基本面而言，俄罗斯作为非常特殊的高度依赖能源资源的经济体，恰逢能源价格下跌；乌克兰地缘政治冲突所引发的高度政治、安全对抗，以及经济制裁对俄罗斯的杀伤力逐渐显现；同时，在俄罗斯历来存在着“用脚投票”的现象，近年来“离岸经济”现象既是起因于前往海外移民数量的节节上升，而平民的储蓄也大量地通过自由兑换外汇参与了这样一个资金外流的过程；最后，俄罗斯国内的利益集团，特别是“金融帮”和“能源帮”之间，出于不同的诉求，围绕着如何走出危机，争论激烈。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不可避免地促使俄罗斯经济走向危机。
危机的直接导火索，有人认为是，2014年12月中旬，俄罗斯央行为解油价下跌之急，以109亿美元回购能源集团所派发的债券。但是本来就存在流动性不足的俄罗斯央行，仍然坚持自由兑换政策而不改初衷，结果很快就被“央行将大量印制钞票”的流言所击中，顿时出现大量挤兑，于是，卢布汇率急剧下跌，酿成“黑色星期一”和“黑色星期二”。
关于本次金融危机是否是国外阴谋所致的问题，俄方本来一直强调存在这样的因素，自由派出身的央行行长纳比乌林娜（Эльвира Набиуллина）也持同样的看法。然而，在2014年12月4日发表的国情咨文中，普京指出，本次危机大约25%-30%是外部因素所致，这意味着他认为影响下跌的各类因素中非外部问题占有更大比重，虽然不能完全排除外部力量的诱导。显然，在俄罗斯自身金融监管能力疲弱、经常会外部行情变动而出现流动性不足、特别是其刻意追求金融开放性、卢布基本上处于完全可兑换的状态之下，实际上非常容易被外部力量所攻击。而本次外部攻击的特点，有专家认为，是在诸多因素影响之下的顺势而为。在墙倒众人推的情况下轻轻加力，稍加份量，便能引发灾变。至于，是否存在短期内的专门设计，还有待观察。作为一项佐证，当奥巴马在吹嘘遏制俄罗斯有功、制裁取得成效的时候，美国国内舆论和保守派人士却反唇相讥，认为奥巴马什么也没做。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很难确定本次卢布危机完全是西方的专门设计所致。
至于本次危机后俄罗斯经济的前景，诚如普京所云，今后两年的困难时期看来是难以避免了。至少，能源价格无法在短期内迅速回升。按照库德林的预测，今后2-3年内大约都会在每桶60-75美元水平上徘徊。同时，美元量化宽松的结束，新兴经济体出现下行趋势，将会与页岩气革命一起，合力作用于未来的国际经济政治走势。在此背景之下，俄罗斯的经济困难完全可能会持续一个较长的时段。
同时，有必要客观地指出，本次危机尽管对俄罗斯经济伤害极大，但是，第一，俄罗斯经济的基本面并没有出现太过严重问题，财政税收的情况比较稳定，工业略有上升，农业还是丰收；第二，俄罗斯居民并没有出现大范围的恐慌与抢购风潮，其基本心态是希望通过购买暂未提价的耐用消费品，包括汽车、房产，以求保值，并没有陷入当年连基本生活都不能保证的境地；第三，经过90年代休克经济的震荡，经过1998年、包括2008年的经济危机，（2008年危机后次年的经济增幅降至-7.9%），俄罗斯人应对危机的心态和适应力有了增强。
所以，危机将会持续，但是规模及影响可能会逐渐消减。
有鉴于最近两年中曾经爆发过的社会动荡，人们关注俄金融危机之后的社会政治状况。曾经是2012年11月莫斯科博洛纳亚广场（Болотная
площадь）大规模街头示威的一位成功预测者、也是在政府部门有着长期预测与信息工作经验的著名社会学家德米特里·米海耶夫，这次在2014年11月下旬提出了一项预判。在他看来，不会出现类似于2012年的社会动荡局面。原因之一，在于经济层面的波动远远不及以往的危机；之二，目前政府80%的支持率来自于莫斯科以外地区，而外省对于当下急剧的金融波动的感知并不是很强烈。所以，德米特里.米海耶夫认为，只要控制好通胀，未必会出现大规模的抗议风潮。此外，正如前第一副总理、反对派核心人物库德林所言，本次发生的风波表达出的是对政府的不信任。但是普京还是有着一系列的政策手段可以应付局面：就像他在2014年12月4日国情咨文中所列举的：一系列免税、减税政策、赦免对外逃资金回国后的惩罚、推动中小企业的发展计划，包括卢布风潮中普京本人对于来自自由派阵营的央行行长纳比乌琳娜的坚定支持，特别是此后提出的在远东西伯利亚地区向农民无偿发放土地的新政，等等。看来，偏向于自由主义立场的经济路线正在重新得到重视。
2014年瓦尔代会议以来，俄罗斯执政的精英阶层在深入思考的，乃是危机条件下的未来战略选择。第一副总理舒瓦洛夫（Игорь Шувалов）曾经提出，政治学从来就是与经济学交织在一起的。他认为，上世纪80年代晚期，中国也曾面临西方制裁的严峻形势，但是，邓小平当时是通过改革开放，走市场经济之路，不仅跨越了西方制裁的陷阱，而且取得了中国经济的成功发展。[13]显然，俄罗斯精英层希望借鉴中国的先例，寻求解救危机之道。
总体上看，当下俄罗斯所出现的这一调整，既有着深层次的战略思想的考量，也有着政治社会基础的呼应。
2014年瓦尔代会议上，笔者曾经提问普京本人，如何理解他近年来一再提到的保守主义政治范畴问题，普京总统在回答中强调，他所主张的保守主义价值观，不是主张倒退、也不是主张封闭。恰恰相反，他是主张把传统当中最优秀的要素，比如对国家的尊重、对宗教和家庭的保护等等范畴，与未来的现代化目标相联接，支持现代化的发展。若干年前，普京曾经强调过他来自自由主义阵营，而近年来，他又强调保守主义路线的重要性。看来，他是要在原来的自由主义立场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所需要的政治保守主义路线之间，建立起一种联接，以这一组合来推进俄罗斯的现代化进程。
普京的这一思想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获得社会支持呢？危机条件之下，从一右一左两位重要人物的态度转变，也许可以窥见普京社会政治基础的构筑正在出现新的变化。一位是上世纪90年代曾任经济发展部长的老资格经济学家叶甫根尼·亚辛（Евгений Ясин）。作为自由派阵营的元老级人物，近年来不仅他本人被普京重新请回决策智囊班子，而且他的得意门生就是受到普京坚定支持的央行行长纳比乌琳娜。近来，亚辛对于普京在金融危机中的施政，公开表示大体肯定，这是多年来难得一见的现象。另一位人物，便是持社会民主主义立场的戈尔巴乔夫。多年来，戈氏众所周知地对于普京持有批评态度，但是这一次，戈尔巴乔夫公开表示，普京乃是“拯救俄罗斯于危难之际”的人物。如专家们所言，俄罗斯每到遭遇外来尖锐挑战时，民意反而会加倍凝聚，也许，这正是当下难以一般政治经济理论来解释的状态的一个深层原因。
当然。危机，总还是一场危机，而且，很可能这将是较长时期艰难行进的一个开始。特别是，如何能将思想落实于行动，还要将战略转化为实践，在俄罗斯现代化历史上，有着太多刻骨铭心的教训。无论是俄罗斯国内民众、还是域外的伙伴，期待着这个曾经彪炳显赫于世的伟大民族，能够经受考验，战胜挑战，书写出一段超越自我的历史。
[1] Констатин Емельянов. Нормандский формат под перекрестным огнем. 19.01. 2015. http://www.politcom.ru/18492.html
[2]Там же.
[3] Юрий Паниев. Ополченцы согласились отвести тяжелые вооружения//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 21.01.2015. http://www.ng.ru/world/2015-01-22/1_opolchentsy.html
[4] Там же.
[5]这是由俄罗斯工商联合会倡议发起的高水平的对话机制，俄罗斯联邦的各部部长、议员、地方联邦主体的行政官员、学者、俄罗斯国内外企业家等在此平台上，发表观点和看法。关于该俱乐部的介绍，参见http://www.tpprf.ru/ru/special/mercury-club/
[6]Евгений Примаков. Единственной альтернативой для России является опора на внутренние резервы и возможности. 14 января 2015. http://www.globalaffairs.ru/ukraine_crysis/Edinstvennoi-alternativoi-dlya-Rossii-yavlyaetsya-opora-na-vnutrennie-rezervy-i-vozmozhnosti-17252
[7] Татьна Ивженко. В Киеве спорят о верояности большой войны//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 23.01.2015. http://www.ng.ru/cis/2015-01-23/7_kiev.html
[8]“Remarks As Prepared for Delivery by President Barack Obama Address to th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September 24, 2014, New York City, NY. http://www.washington post.com
[9]Селест Уолландер. Дверь к более конструктивным отношениям не закрыта. 9 дека бря 2014. http://tass.ru/opinions/interviews/1634293
[10]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 принял участие в итоговой пленарной сессии XI заседания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дискуссионного клуба «Валдай». Тема заседания –«Мировой порядок: новые правила или игра без правил?». 24 октября 2014. http://www.kremlin.ru/news/46860
[11] Jack F. Matlock Jr., “Who is the bully? The U.S. has treated Russia like a loser since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March 14, 2014,http://www.washingtonpost.com
[12]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 принял участие в итоговой пленарной сессии XI заседания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дискуссионного клуба «Валдай».
[13] 舒瓦洛夫在2014年瓦尔代会议上的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