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浒:投靠还是扩张?—从甲午战后两湖灾赈看盛宣怀实业活动之新布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48 次 更新时间:2015-02-13 20:5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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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浒  

  

   甲午战败,李鸿章势力垮台,以之为靠山的盛宣怀非但没有沉沦,反而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迎来了其一生中的“大发迹开端”(夏东元语)[1]。按照学界长期通行的说法,盛宣怀此次成功转身的主因是找到了新后援即张之洞,而其委身张之洞的标志又是接手张之洞一手创办却难以为继的汉阳铁厂。至于盛宣怀愿意接手的原因,自费维恺(AlbertFeuerwerker)、全汉升、陈锦江(WellingtonK.K.Chan)诸名家以来,迄今学界多认为,乃是张之洞为盛宣怀面临的参案提供庇护作为交易条件。[2]李玉勤近年来虽发现有关这一交易的证据并不充分,但又基于“政治权力的交易和运作属于潜规则”的理由予以化解,认定张、盛之间是以潜规则形式达成了交易。[3]其实,证据不足并非仅有潜规则一种可能,它也能令人猜想:这项交易会不会并不存在呢?甲午战后的两湖灾赈活动——这一看似与盛宣怀接手汉阳铁厂无关的事件——提供的线索表明,这一猜想是可以得到确实查证的,随之又产生了重新理解盛宣怀战后实业活动之新布局的要求。

  

   一、两湖灾赈凸显出的人脉疑云

  

   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1896年2月10日),时近年关,正准备从上海前往苏州与老父团聚的盛宣怀,接到了直隶总督王文韶发来的一封急电,其内容居然是催促盛宣怀为湖南灾荒提供臂助:

   湖南长、衡、宝三府大荒,右帅(按:湖南巡抚陈宝箴字佑铭,有时又作“右铭”)有电告急,筹赈局已拨济四万,兄亦捐廉三千。昨又有湘省京员三十二人,并翁、徐、钱、廖以次七十八人,公函迭告,司道及尊处皆有,容另寄。似此情形,固非偏灾可比,不识尊处备荒项下,尚能借移一筹否?南省义赈,力尚从心否?兄于湘最习,不能不为尽力,希赞成为盼。[4]

   为了说明这份电报的缘起,首先需要对此次大荒情形略加介绍。这次大荒的诱因是旱灾。据开缺湖南巡抚吴大澂于是年九月十一日(10月28日)奏报:

   长沙府属之浏阳、茶陵、醴陵、湘乡、湘潭、攸县,衡州府属之衡山、安仁、衡阳、清泉,及宝庆府属之邵阳、新化各州县,均有被旱之区,收成歉薄。……兹据委员会同各该州县履勘灾区,开折呈报,每有一乡数十村庄颗粒无收之处,民情困苦。……据长沙、善化两县报称,醴陵等处灾民纷纷来省就食,扶老携幼,每起五六十人至八九十人不等,每日约有四五起,分住城外庙宇,颇形拥挤。……查旱灾较重之区有十二州县,访诸父老,今年旱荒为数十年来所未有。[5]

   接任巡抚陈宝箴于十一月二十二日(1896年1月6日)亦奏称:“查明长沙府属之醴陵、攸县、茶陵,衡州府属之衡山、衡阳、清泉、安仁,宝庆府属之邵阳等州县,均经被旱成灾,在五六分以上,轻重不等,甚有颗粒无收之处。至浏阳、湘潭、湘乡、新化各县,虽被旱较轻,收成亦属歉薄。”[6]由此可见,这次旱灾的确来势不小。

   其次需要解释的一点是,身为直隶总督的王文韶为什么会为湖南求赈呢?个中原由,除了王文韶于同治十年至光绪四年(1871至1878年)、光绪十四年至十五年(1888至1889年)两次出任湖南巡抚而“于湘最习”外[7],另一个重要因素在于这时接替吴大澂出任湖南巡抚的陈宝箴身上。王文韶之于陈宝箴,可谓有知遇之恩。原来,陈宝箴曾于光绪九年(1883年)被参而受到了“降三级调用,不准抵销”的处分,一度仕途坎坷。王文韶则于光绪十五年(1889年)向朝廷保荐人才时奏称,自己“在巡抚任内,见其(按:即陈宝箴)学问优长,识量超卓,深器重之”,请朝廷“量予录用,俾回翔两司之间,以备封疆之选”。有赖于此,陈宝箴方于次年补授湖北按察使。[8]此次湖南旱灾发生时,陈宝箴恰恰又是从直隶布政使任上转任湘抚。[9]由于吴大澂在任期间,为赈务所落实的款项,仅仅是从“粮道库储本年解部漕折项下截留银三万两”[10],而陈宝箴也在接任后即发现,“惟库储支绌已极,筹款万分艰难”[11]。在这种情况下,陈宝箴向恩人兼老上司求助自属情理之中,而王文韶为老部下分忧解难亦是应有之义。

   回到前述王文韶的电报,其对盛宣怀的要求可以归纳为两个:其一是设法筹集赈款,其二是派遣义绅即义赈人员前往办赈。有趣的是,在一个多月前,盛宣怀也碰到过类似要求。当时,正准备回两江总督本任的刘坤一因江苏北部地区被水成灾,故请盛宣怀“于义振(按:当时“振”与“赈”通用,原文如此,下同)款内拨若干,派熟谙之人前往查放,以助官振之不足”。[12]盛宣怀的答复简直是一片推搪之词:

   从前捐存备赈银十万两,无可归补。原议随垫随还,而湘赈、川赈借用,无可归补。徐海灾重,已电调严作霖回来,如川赈有剩款,当可赴徐海,或严到,亦可劝捐。各省民穷财尽,情形一日不如一日,奈何。[13]

   而这时面对王文韶时,盛宣怀却在王文韶来电的次日即二十八日(1896年2月11日)便回电称:

   湘南告灾,亟应筹助。招商局所捐备赈十万,除山东借拨五万外,现存松江各典五万难动,晋捐剩存备赈十万,除山东借拨五万外,现存纺织厂五万,可以借拨。刻与各董熟商,一曰筹垫倡捐,拟借拨备赈款五万两,并息借庄款四万两,宣亦捐廉一万两,共成十万。二曰择地派人,义赈中亦少可靠之人,只有请严佑之(按:严作霖字佑之)前往一行。款少地广,不足救澈,应电询佑帅,三属以何处为最重,只可择尤加放义赈。三曰劝捐归垫,备赈借款,奏明必须归还,否则以后无可再垫。顷与施则敬等面议,善捐甚微,仍赖奖捐为主。湘中咨部太远,请援协晋成案,由津道刊发实收,直督咨部,并请札委张道振棨在津总办。以上三端,是否有当?敬候钧裁。[14]

   盛宣怀这里的表现可谓十分卖力:除备赈款项可以借拨外,又添加了向钱庄的借款以及自己的捐款,并且也不顾严作霖刚刚从四川办赈归来的劳顿,便促其立即带队前赴湖南,甚至还为如何尽快赶办赈捐出谋划策。不仅如此,盛宣怀稍后又商请作为义赈领袖人物之一的谢家福,“另行垫款二万”,故助赈湖南的总数达到12万两。[15]并且,为了消化这些垫款和借款,盛宣怀又招集当时义赈活动中的十多位头面人物,如叶成忠、严信厚、经元善、施善昌、施则敬、谢家福、王松森、郑官应、杨廷杲、席裕祺等人,与之联名在《申报》上发布公启,在义赈名义下发起了专为湖南筹捐的活动。[16]王文韶显然对盛宣怀的活动非常满意,故而在日记中也写下了“杏孙(按:盛宣怀字杏荪,亦作“杏孙”)电来,代筹湘赈不遗余力”之语。[17]而陈宝箴于光绪二十二年三月(1896年4月)间给朝廷的奏报也表明,盛宣怀所筹款项是湖南此际从省外接收赈款中最大的一笔。[18]

   真可谓无巧不成书,就在湖南遭灾的同时,湖北也发生了严重灾荒。据护理湖广总督、湖北巡抚谭继洵于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初三日(1896年1月17日)奏称:

   湖北本年夏、秋二汛,汉水叠涨,滨临襄河之钟祥、京山、潜江、天门、荆门、汉川等州县堤多漫溃,田庐淹没,小民荡析离居,嗷嗷待哺。而下游之武昌、汉阳、黄州三府所属州县,复因久旱,秋收失望,情形亦重。……惟是本年被淹各处,至今积水尚未全消,受旱之区又值冬晴日久,二麦多未播种。

   他继而指出,此际的湖南灾荒更让湖北形势雪上加霜,因为“湖北人稠地隘,素鲜盖藏,即值中稔之年,民食恒虞不继,每仰给于湖南。今则北省既遭巨祲,南省亦受旱灾,收成歉薄,米谷下运无多,粮价现已渐长,转瞬腾贵,粮缺势所必然。”[19]此言确非多虑,其子谭嗣同于除夕日给湖南家乡的业师欧阳中鹄的信中便称:“自岳州(按:岳州为湖南通往湖北的重要粮道关口)禁米之后,米价每石骤涨至四串八百文,……安陆一带早已过五串,湖北之荒亦为近年所未有,江夏(按:江夏为湖北省城之附郭县)已经逃荒,何论外县?”[20]

   谭继洵关于此次湖北灾荒的另一份奏折表明,因“司道各库向无闲款,赈捐屡经开办,已成弩末”,故办理赈务甚属棘手。[21]在这种情况下,此时的正任湖广总督张之洞虽因署理两江总督而远在千里之外的江宁[22],亦不得不出面为湖北寻求帮助了。光绪二十一年九月初五日(1895年10月22日),张之洞致电山东巡抚李秉衡称:“该处(按:即湖北)饥民不下数万,嗷嗷待哺,甚恐生事。鄂省库款如洗,无款可筹,当道万分为难。敝处已设法劝捐,量为协济。公拟筹济若干?祈酌定速示,……若再迟,则恐已转沟壑矣。”李秉衡次日即复电,应允“拟筹济十万金”。[23]次年正月(1896年2月)间,鉴于“鄂赈需米”,张之洞又急电谭继洵称:“鄙意拟在江南筹款借拨,就近电饬芜湖道购米一二万石,由商轮运鄂,以便平粜。”[24]从这里可以看出,此次湖北赈务需要外部援助的急迫程度和力度,并不比湖南逊色多少。可耐人寻味的是,张之洞和盛宣怀之间就此次两湖赈务问题没有任何联系的记录。

   事实上,在此次为湖北助赈的活动中,盛宣怀的身影也出现过。但其态度之消极,简直令人怀疑,这还是那个多年来始终以热心助赈著称的盛宣怀吗?对此,他在两次面对为助赈湖北要求时的反应堪称明证。

   令人有点意外的是,第一个让盛宣怀向湖北赈务提供帮助的人,居然是王文韶。光绪二十一年除夕(1896年2月13日),王文韶电告盛宣怀称:

   昨接敬帅(按:谭继洵字敬甫)电,又以鄂灾告急,并有近年直赈,鄂曾迭助巨款之语。有挟而求,势难诿卸,而赈局甫拨湘款,开正工赈纷来,一时力实不逮。不得已或于尊筹十万内拨出二三万入济,遂作为直协之款,将来统由劝捐项下归还,可否?[25]

   王文韶之所以让盛宣怀从湘赈款项中划给湖北一部分,是因为无法对谭继洵的求助置之不理,但自己刚刚为湖南筹措赈款之后,再无余力。孰料盛宣怀却在次日的回电中拒绝了王文韶:“鄂灾告助,谊亦难却。惟……义赈专办湘省,尚恐力不从心,断难兼顾。”[26]可以肯定,盛宣怀的这个答复当然不是不顾王文韶的情面。这是因为,王文韶于除夕发出的电报中还有这样的话:“佑之能去固好,但恐过鄂时,鄂中又有祈恳,佑之亦甚为难,此层并当计及之。”由此可见,王文韶心里真正关切的是湖南,也很担心湖北的事情对湖南形成干扰。而由于盛宣怀的回电没有涉及严作霖该怎么办的问题,王文韶于二十二年正月初四日(1896年2月16日)致电盛宣怀,提出了一个免得让严作霖为难的转圜办法:“佑之肯赴湘否?或解款而不去人,准以十万为率,而分二三成与鄂,何如?”[27]盛宣怀于同日便回电,并且这一次的态度更为决绝:“义赈若不去人,则大众不信,无可劝捐归垫。若派人去,则至少十万,势难分鄂。……佑之如肯去,当嘱不见鄂官。”[28]也就是说,即使在严作霖确定前赴湖南的情况下,湖北也不能从盛宣怀手里分一杯羹。

   盛宣怀对湖北赈务的消极态度,并非只在王文韶面前才表现出来,在应对来自一位湖北大员的请求时也有明显表露。这位大员便是湖北按察使恽祖翼,他与盛宣怀既是常州同乡又兼世交。[29]更重要的是,在这一时期张之洞与盛宣怀商讨接办汉阳铁厂问题的过程中,恽祖翼也是为双方穿针引线的重要人物之一。[30]作为湖北的高级官员,恽祖翼自然深知该省赈务危急的情况,因此向盛宣怀求助亦属人之常情。可是,盛宣怀在正月初十日(2月22日)的回电内容是:

   江电与廿五函同到,始知鄂灾与湘并重,公在鄂,尤应帮忙,惟允湘赈在先,且专派人去,非巨款不可。鄂捐只可竭力赶办实收,望速咨送五百张,如能照山东给空白咨文,功效乃速。[31]

而在收到这批实收后,盛宣怀又电告恽祖翼:“实收已到,暂缓添寄,必竭力代劝。”[32]可以说,盛宣怀这里的表现实在不够朋友:其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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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人民大学清史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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