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中行:《禅外说禅》 第13章 禅的影响(上)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51 次 更新时间:2015-02-13 13:2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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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中行 (进入专栏)  

  

   第13章 禅的影响(上)

  

   13.1 关于影响

   禅是佛家一个宗派的人生之道。它属于佛家,因而修持的目的相同,至少是基本上相同。小异是达到目的的办法。这有客观原因,是为了能存在,能延续,不得不中土化,不得不向世俗靠近。化,近,产生异。有人特别看重异,于是也就特别看重变,说禅的骨子里已经是道家,甚至以不守清规的僧人为证,说其末流成为纵欲主义。我不同意这种看法。一切人间事都要变。变有大小:大,改动基本;小,不改动基本。在这两类变中,禅的变是小的,是修正,不是背叛。即如与道家的关系,禅吸收道家无为、任自然等成分,是因为两家有相通之处,这是取其所需,不是尽弃其所学而学。因此,纵使吸收,大别还是照旧保持着,这大别是:道是基于“任”之,禅是基于“舍”之。舍,是因为认定人生是苦,想灭苦,就不能不视情欲为蛇蝎,世间为苦海。自然,这是就根本思想说;至于表现于外,那就可以五花八门。但性质还会有分别,以自由无碍为例,同样的行为,甲没有动情,是禅;乙动了情,是败道。禅要求的是不动情的心境湛然,所以还是佛家一路。这禅的一路,由隋唐之际算起,经过唐宋的兴盛,元明清的风韵犹存,一千几百年,在文化的领域里活动,势力相当大,这有如风过树摇,自然不能不产生影响。

   最明显的影响是各地有许多禅林,有不少人出了家,到那里去真参禅或假参禅。这是禅门之内的事。本章所谓影响是指禅门之外,譬如城门失火,城门不算,只算被殃及的池鱼。

   文化是非常复杂的事物,现象难于理出头绪,讲因果就更难。禅,作为一种人生之道,是文化整体的一部分,与其他部分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而关系,绝大多数是思想方面的,想条分缕析,说丁是丁,卯是卯,太难了。难而勉强求索,有时就难免臆测,因而会错。为了避免牵强附会,只好取其大而舍其小,取其著而舍其微。

   思想的影响,有如水洒在土地上,四散,浸湿邻近的土。

   能浸湿是水之性,邻近的土受影响不受影响,可以用是否浸湿来检验。同理,其他事物是否受了禅的影响,也要用是否吸收了禅之性来检验。禅之性是什么?人人可以意会,可是想明确而具体地说清楚却不容易。勉强说,大致包括四个方面:一是“认识”方面,是:世间尘嚣可厌,应舍;自性清净,见性即可顿悟,即证涅槃。二是“实行”方面,即如何立身处世,是:悟后一切随缘(近于万物静观皆自得),自由无碍,并可化逆为顺(视不可欲为无所谓)。三是“受用”方面,是:心境湛然,不为境移,不为物扰,无烦恼。四是“表现”方面,是:因为深入观照,体会妙境,无执着,所以言行可以超常,有意外意,味外味。总说一句,是有世外气,有微妙意。

   以这样的禅之性为标准,来检验它的影响所及,像是问题不大了。其实不然。其中一个很难解决,是池鱼方面,表现像是与禅为一路,但究竟是否即来于禅,有时也很难说。难说,一个稳妥的办法是少说,就是上面说过的,要取大舍小,取著舍微。此外还有范围问题。我一直认为,禅的影响面远没有净土大,因为悟要有比较多的知识资本。这是说,难于扩大到士大夫以外。就是士大夫,绝大多数热而冷不起来,恐怕也是相识并不相亲。不过,情况也可以由另一面看,即所谓耳濡目染,没有多少知识资本的,也未尝不可以受些影响,如琴操是地位卑下的歌妓,传说与苏东坡参禅顿悟就出了家。

   此外还有程度问题。程度深的可以是真正逃禅,浅的就不过是官场失意之后,作两首淡泊的诗,表示富贵于我如浮云罢了。这类问题,也只能用取大舍小、取著舍微的原则来处理。

   这样的一些问题撇开之后,为了头绪清楚些,想把影响分为两类:一类是学术方面的,另一类是生活方面的。这一章谈前一类,包括属于哲学领域的道学和属于文学领域的诗学。

  

   13.2 道学

   道学,也可称为新儒学。儒学分旧新,是就演变的形势说的。总的形势是,治学重点由外而转向内:旧儒学多讲人伦,偏于外;新儒学多讲心、性,偏于内。旧儒学指唐以前的,主要是先秦和两汉。那时期,儒学着重讲怎样处理日常生活,怎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再向外推,乡党,以及行路之人,要以情理相待,出发点是仁义,如有过或不及,则以礼节之。多讲要如此如此,很少问为什么要如此如此。问为什么是走向哲学或说玄学的倾向,孟子有一些,如讲浩然之气,讲不动心。到《中庸》,像是更有意往这条路上走,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可是仍然是小国寡民,没有多少人在这方面深思苦索。

   新儒学兴起于中唐,因为想考索行为的是非、善恶的由来等问题,于是深入钻研“性”,并由性而钻研“天”。这是追求仁义或善的哲理的根据。然后当然是以之为指导,决定应该如何“行”,即如何立身处世,以期超凡入圣。这种深追的风气到宋明更加兴盛。主题包括天(大自然或存在)、人两个方面。天是宇宙论,研讨一切事物之所从来。这弄明白了,可以有两方面的用处:一是解决了知识的疑难,花花世界,千奇百怪,溯本推原,原来如此;另一是,人在天之下,或天之内,天明白了,就可以知人,即可以确知应该怎样生活。在这方面,宋朝道学家费了极大的力量。自然,都只能坐在屋子里冥想,乱猜。依常识可以推知,猜的结果必不会一样。于是而有程朱的“理学”,陆王的“心学”(这里统称为“道学”),都以为自己独得天人的奥秘。这是一笔非常复杂的帐。

   其实,由现在看,也无妨说是一笔胡涂帐。幸而这里不是想算这笔帐,而是想说明,一,消极方面,如果没有禅,也许就不会有这样大讲心性的新儒学;二,积极方面,新儒学讲天理人欲,讲良知良能,确是受了禅宗大讲自性清净的影响。

   这里要插说几句话,是新儒学由唐代起,许多大大小小的名家,都自负为纯正的儒,与佛不同,而且大多排佛。与佛不同是事实,如不说人生是苦,不绝情欲等,都是荦荦大者。但其时禅宗的势力太大,有关修持的理论和实行方面总有不少可资借鉴之处,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借来用用也是人之常情。可是借用,他们大概认为这是顺着《孟子》《中庸》等向下钻的结果。这自然也不错。不过钻,顺着近于禅的一条路走,而不顺着其他路走,说是未借它山之石,总是勉强的。回到本题,说影响,消极方面的“如果没有”来于悬想,难得讲清楚;下面专说积极方面,道学,由唐朝起,主要的各家都受了禅宗什么影响。就本书说,这不是重点,又,如果谈各家,略深入,就会陷入各式各样的排列抽象概念的泥塘,而所得,至多不过是知道公婆各有各的理,有争执,就不免都有所蔽。为了经济实惠,以下讲影响情况,都以“略”(只及其大)和“浅”(举要点而少辨析)为准则,全豹一斑,算作举例。

  

   13.2.1 李翱复性

   讲唐代道学,一般由韩愈讲起,因为他是排老(道)、佛,树立儒家道统,所谓拨乱反正的人物。他作《原道》,本之《大学》,讲正心诚意;作《原性》,想修正孟子性善说而发扬光大之。其实这位韩文公,声势大而实学少。如排佛,还为作《论佛骨表》而贬了官,可是有时又不免偷偷地向禅师们飞眼色。《原性》,看题目是谈大问题的大著作,可是内容却肤浅得很,说性有上中下三品,上者善,中者可导而上下,下者恶,这是孟子加告子加荀子,是乡愿劝架的办法,凡举起拳头的都对,调和派。他还说到情,也是有上中下三品,与性相配,跟着调和。调和,有好处,是兼容并包;但也暴露出弱点,是东拼西凑,缺少主见。

   所以由李翱讲起。李翱,字习之,与韩愈是师友之间的关系,可是后来居上,在谈性方面,造诣远远超过韩愈。这与禅大概有些关系。韩愈,传说与大颠(宝通)和尚有点交往,从大颠弟子三平(义忠)那里受到点启发。李翱就不同了,与禅林交往多,如《五灯会元》卷五还为他立了专条,称为“刺史李翱居士”,算作药山惟俨的法嗣。那时他任鼎州刺史,据说是仰望药山的道行,请而不来,所以亲往请教。主要问两个问题。一是“如何是道”,药山用手指上下,然后释义,是“云在青天水在瓶”(意思是道无不在,各适其所适)。

   另一问是“如何是戒定慧”(意在知修持的方法),药山答:

   “贫道这里无此闲家具。”李翱不懂有何深意,药山进一步说明:“太守欲得保任此事,直须向高高山顶立,深深海底行,闺阁中物舍不得便为渗漏。”(这是地道南宗精神,要重根本,不为常见所缚)高高深深的是什么?推想不过是自性清净,见性即可成佛。

   性这样重要,他不能不深思,其间或之前,当然会想到儒家的“性善”,“天命之谓性”等,于是感而遂通,写了《复性书》上中下三篇,用儒家的话大讲禅家的内容。如:

   人之所以为圣人者,性也。人之所以惑其性者,情也。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皆情之所为也。情既昏,性斯溺矣,非性之过也。七者循环而交来,故性不能充也。

   水之浑也,其流不清,火之烟也,其光不明,非水火清明之过,沙不浑,流斯清矣,烟不郁,光斯明矣。情不作,性斯充矣。……圣人者,人之先觉者也。觉则明,否则惑,惑则昏。……虽有情也,而未尝有情也。”性与情对立,与儒家的传统说法不同。孟子道性善,说恻隐之心是仁,恻隐不是情不动。《大学》说:“此谓唯仁人为能爱人,能恶人。”爱恶并不妨害性善。《中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对于情,只要求发而中节,不要求不发。要求不发,寂然不动,是禅的修持方法:去染污以明本来清净的自性。圣人是先觉者,觉则明,否则惑,强调觉,觉即悟,也是禅家的。尤其有情而未尝有情的说法,是禅家机锋的翻版,孔孟是不会有这种怪思路的。

   用复性的办法以正心修身,这是变人伦日用为禅的冥想的内功。这内功最好有哲学或玄学的根据,于是到宋儒就更深地往心、性里钻,更深地往天理里钻,新儒学的空气就越来越浓了。

  

   13.2.2 程朱理学

   宋代道学,程朱以前还有几位重要人物。一位是写《爱莲说》的周敦颐,字茂叔,号濂溪。他开宋明道学家深钻天人关系的风气之先,画太极图,作《太极图说》以说明之。目的是解答这个世界是怎么回事的问题,于是说是无极生太极,太极生阴阳两仪,两仪生五行,然后化生万物。这由现在看,都是无根据的胡思乱想。但可以谅解,因为:一,所想解答的问题,虽玄远而与喜深思的人人有关联;二,直到现在,我们虽然有了大镜子和小镜子,以及数学和理论物理学,可是还是没有找到可以满人意的解答。只说与这里有关的,古代《易系辞》说“易有太极,是生两仪”,讲天地之始是从太极开始。周敦颐于其上加个无极,有人说本于宋初的陈抟,如果是这样,陈抟是不是还有所本?这使我们不能不想到佛家的“无明”。周敦颐还说太极是理,五行是气,人事太极之理,具五行之性,理气对立,与禅宗的自性与染污对立相似,也可算是为以后的程朱理学写了个引子。

   其后还有邵雍和张载。邵雍,字尧夫,谥康节。他于太极之外,又引来八卦,画的图更多,设想的更复杂。张载,字子厚,号横渠。他所学杂,先喜欢谈兵,听范仲淹劝告,改读儒书,也读道书和佛书。后来立意以儒贯之,作《正蒙》,讲气,讲理,讲性,还讲天人合一,“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名言就是他说的。他自信为得儒家之正,批评佛家“语寂灭”,不“可与言性”,其实这样反复讲性,与禅宗的重视见性总不当没有一点关系。

宋代道学,到二程才趋于成熟。二程是程颢和程颐兄弟二人。程颢,字伯淳,人称明道先生;程颐,字正叔,人称伊川先生。二人都以周敦颐为师,并吸收内外学各家,重穷理,重修身,成为程氏一家。但二人的学说又同中有异,(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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