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华庆 刘荣:论共同自由(连载:第三章)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74 次 更新时间:2015-02-08 11:4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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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华庆 (进入专栏)   刘荣  

  

  

   编者按:《论共同自由》由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8月出版,感谢柯华庆教授授权爱思想网转载。

  

   第三章 科斯式自由观

  

   第1节 社会性即外部性

  

   社会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像一个立体的网络,每个个体都是网络的一个节点,节点的行为将会影响到网络中其他的节点。借用经济学的概念,我们将一个主体的行为对于其他主体的影响叫做外部性,网络社会中每一个主体的行为都具有外部性。外部性分为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也可以称为外部收益和外部成本,或者有益的外部性和有害外部性,如果用通俗的语言说就是好的影响和坏的影响。一个人的外部性既有外部成本也有外部收益,两个主体或者多个主体的合作关系也同样如此。因为主体之间的合作意味着另外的主体失去合作机会,张三与李四的合作可能意味着王五与李四失去合作机会,中美合作可能意味着日本受损等等。

   首先以单个人的行为来看。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就意味着外部性。新生命的诞生至少对他的母亲产生很大的影响,妈妈要养育孩子,她有可能因为此而影响工作,甚至放弃工作。对爸爸、兄弟姐妹、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等不同程度产生影响,或增加他们的快乐或者减少他们的快乐。孩子的出生对社会中的其他人也会产生影响,因为资源的相对稀缺,这个人的出生就占用了其他人的资源。我国的计划生育法鼓励一对夫妻只生育一个孩子,对违法超生收取社会抚养费。其根据就是在我国人口密度较大,总体上看,一个人的出生对他人产生有害的外部性,也就是外部成本大于外部收益。印度也是人口密度较大的国家,然而印度对生育采取放任的态度。印度的人口增长率很高,人口增长的有害外部性比较大,导致文盲特别多,严重制约了社会发展。当然也有和印度相反的例子,例如,加拿大人口密度很低,新生命带来的更多是有益的外部性,对社会总体来说是外部收益大于外部成本,所以,加拿大提倡多生孩子,同时加拿大也积极鼓励其他国家的高素质人才移民到加拿大。每一个生命的诞生都具有外部成本,也具有外部收益,我们需要比较这两者的大小。在人口密度比较高的国家,一个生命的诞生更可能是外部成本大于外部收益的,在人口密度相对低的国家,一个生命的诞生更可能是外部收益大于外部成本的。从功利的角度考虑,判断一个人到底是否应该出生时我们应该计算他的社会总成本和社会总收益,当社会总收益大于社会总成本时他就有出生的正当性。然而这需要盖棺才能决定,是不现实的。所以有效的措施就是对于所有人一视同仁,这也是现代民主国家平等原则的体现。你的懒惰、你的勤奋会对他人产生影响,有的是有益的,有的是有害的,而且对于不同的主体来说可能不同。你的勤奋可能对于你的家庭是好的,然而对于与你竞争的人来说可能是有害的。因为很多情况下优胜者只有一个,有你无我或者有我无你。我们之所以鼓励竞争只不过是从整个社会的进化来看是利大于弊,并不表明它对于所有人都是好的,很明显对于竞争的失败者就是有害的。再如,曾经在中国法学界引起广泛争论的成年人在自家看黄碟事件。有的人认为这是个人行为,与他人无关;也有的人认为与他人有关,应该管制。成年人在自家看黄碟肯定会对他人产生影响,问题在于这种影响是好的影响大于坏的影响还是坏的影响大于好的影响。看黄碟可能会促进成年男女伴侣性生活,但也可能会使成年男子越轨、甚至于性侵犯。因为成年人是属于自主决定的主体,我们一般认为是利大于弊,所以就将其划入个人自由范围,不加干预。

   其次,我们以两个主体的行为来看。两个人的自愿交易被经济学家誉为帕累托佳境,然而它的负外部性也是存在的。正如我们上面所分析的,两个人的自愿交易可能损害第三方,因为没有其中一个主体,第三方就有自愿交易改进自身的机会。市场经济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描述为美妙的帕累托改善过程,然而我们却忽略了市场经济的竞争性给在竞争中败北的主体的伤害。

   再次,我们可以将两个主体的行为扩展到N个主体的行为。如果我们将一个国家看成是主体之间的社会契约,契约是有利于该国之内的主体的,然而它可能对其他国家或者个人产生有害影响。例如,某国一致同意将污染特别严重的化工厂建在没有本国居民的边境上,对自身是帕累托改善,然而却可能对他国居民造成伤害。

   任何人的行为都有外部性,我们常常鼓励更多的正外部性,抑制负外部性。事实上,正外部性只是针对某一主体来说是正外部性,对于另一主体可能就变成了负外部性。例如,一家为了自身利益在花园养花,它的正外部性是对路过附近的爱花之人,然而对于对花过敏或者不喜欢花的人就是负外部性,对于没有养花的人也可能是负外部性,因为嫉妒而至。有负外部性并不能成为抑制该行为的理由,因为该行为对于制造负外部性的主体来说其所得利益可能大于负外部性,而且可能对另一主体来说是正外部性。我们之所以鼓励正外部性实际上隐含了其利大于弊,而抑制负外部性隐含了其弊大于利。这一点在现实生活中并非显而易见,我们必须全面考量。因为我们需要考虑的是社会总收益与社会总成本,然后比较社会总收益与社会总成本的大小。

   我们考虑外部性问题时,不应该仅仅考虑是否有外部成本或者外部收益,而且应该考虑是外部收益大于外部成本还是外部成本大于外部收益,更严格说是社会总收益大于社会总成本还是社会总成本大于社会总收益。任何制度都有成本也都有收益,关键在于收益大于成本还是成本大于收益。制度的理性选择是通过比较不同制度下的社会总成本和社会总收益之差而做出的。社会总成本不仅仅包括自身成本,还包括所有外部成本。同样,社会总收益不仅仅包括自身收益,还包括所有外部收益。

   在网络社会,每个人的行为都会对他人产生负外部性,也就是有害影响。在自由问题上,每个人自由能力的行使都会对他人产生有害影响,只不过有些直接,有些间接而已。我们怎么对待这种有害影响呢?

  

  

   第2节 科斯式自由观与庇古式自由观

  

   密尔在《论自由》第五章第二自然段中给出了两个关于自由权利的原则:“第一,个人的行为只要仅涉及自身而不涉及其他任何人的利害,他就不必向社会承担责任。其他人在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而认为有必要时,向他提出忠告、指教、劝说以及回避,这些是社会对他的行为正当地表示不喜欢或者责难时所能采取的唯一举措。第二,对于损害他人利益的行为,个人则需要承担责任,并且在社会认为需要用这种或那种惩罚来保护它自身时,个人还应当承受社会的或法律的惩罚。”(顾肃译本,第99页)密尔还在第四章第3、第6自然段和第一章第9自然段表述自由权利原则,但都比不上第五章表述的全面。

   第一条自由权利原则规定一个人在行使其自由能力时如果不涉及其他主体,那么他是可以为所欲为的。“他的独立性是绝对的。对于他自己,对于他的身体和心智,个人是最高主权者。”(顾肃译本,第12页)如果其他人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不喜欢这个人的行为,那么他们只能提出忠告、指教、劝说以及回避。

   第二条自由权利原理规定如果一个主体行使自由能力时损害他人利益,那么就应该承担补偿责任。如果社会认为有必要还可以进行惩罚。

   我们在系统批判密尔的自由权利原则之前必须说明两点:

   第一,密尔声明,他的自由权利原则“仅适用于能力已经成熟的人们”,不适用于“孩童或是尚未达到法定成年男女年龄的青年。”自由权利原则也不适用于文明人对待野蛮人,对于野蛮人,专制体制是必要的。(顾肃译本,第12页)这一说明非常有必要,否则我们对于未成年人不能进行管教。然而,这里的问题是,何为“能力已经成熟的人们”?法定成年的标准可能在不同国家是不同的,同一个国家不同时期也是不一样的。而且,有的人没有达到法定年龄,他们的心智已经非常成熟。而对于父母来说,自己的孩子好像从来就没有长大,必须进行管教。在有些男人看来,女人永远不成熟、不理性。孔子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尼采则提醒男人们见到女人“别忘记拿鞭子”。另外,对于野蛮人的看法也是引争议的,也许在白人眼里,印第安人就是野蛮人。密尔的《论自由》第一个中译本是严复翻译的,严复可以说是自由主义思想家。严复就认为当时的中国犹如病夫,不适合采取自由民主制度,必须首先通过君主立宪、通过强人内阁来维持秩序和统一、“鼓民力”、“开民智”和“新民德”。(《第三次变革》,第200-207页)可以说,能力是否成熟正是积极自由观和消极自由观争论的焦点,在持积极自由观的人看来,很多人都没有成熟,需要家长教化。而在持消极自由观的人看来,哪怕是小孩,我们也需要将其看着成熟的大人,寄予其消极自由权利。

   第二,密尔在陈述两条自由权利原则之后特别补充说明:“首先,绝不可假定,由于对他人利益的损害或有可能造成损害这一点就足够成为社会干涉的正当理由,所以这总在事实上为这种干涉提供了正当性辩护。在许多情况下,个人在追求一个合法目标时,不可避免地,因而也就合法地引起他人的痛苦或损害,或者切断他人本来有相当的理由希望得到的好处。……社会并不承认那些失意的竞争者免除此类痛苦的权利,无论是法律的还是道德的权利,而且,只有在所使用的获得成功的手段背离了普遍利益所容许的方法(即采取欺诈或背信、使用强力的手段)时,社会才感到有责任予以干涉。”(顾肃译本,第100页)作为经济学家的密尔显然已经意识到了他的自由权利原则是有缺陷的,正当自由竞争获胜的一方损害了失败的一方,获胜者并不承担责任。这是正确的,也是我们下面需要特别强调的。然而,遗憾的是,密尔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强调“合法目标”,而合法目标本身需要根据自由权利原则来确定的,这是循环论证。所以,自由主义思想家普遍认为,密尔的自由权利原则就是以是否损害他人作为是否承担责任的标准。例如,贝拉米认为,密尔在《论自由》中为“一条极其简单的原则”做了辩护,这条原则就是,对他人自由唯一正当的干涉是为了防止对他人的伤害。(《自由主义与现代社会》,第31页)

   密尔的第一条自由权利原则认为“个人的行为只要仅涉及自身而不涉及其他任何人的利害,他就不必向社会承担责任”。然而个人不必向社会承担责任的前提假设“个人的行为只要仅涉及自身而不涉及其他任何人的利害”根本不存在。只要是社会中的人,他的行为就一定不仅仅涉及他自身,他的行为一定会对他人产生影响。差别只在于他的影响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是有利的还是有害的,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唯一的例外可能在于他的行为只对他的家人产生影响,不对除家人以外的人的利害产生影响,他就不必要对社会承担责任,因为我们常常将家庭看作私人领域。即使我们认同这个观点,这样的行为也是少之又少的。所以,密尔的第一条自由权利原则基本上不成立。

密尔的第二条自由权利原则是“对于损害他人利益的行为,个人则需要承担责任”。损害他人利益的行为就必须承担责任,那么几乎所有行为都要承担责任。因为在网络社会中,几乎所有行为都会损害他人利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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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黎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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