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 温儒敏 吴福辉:沈从文传略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80 次 更新时间:2015-02-07 10:2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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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自《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作者:钱理群 温儒敏 吴福辉)

  

   一 边地湘西的叙述者、歌者

  

   京派代表作家沈从文(1902-1988年),原名沈岳焕,生于荒僻而风光如画、富有传奇性的湘西凤凰县。他身上流着苗、汉、土家各族的血液,这给他带来特殊的气质,带来多彩的幻想和少数民族在长期受压的历史中积淀的沉忧隐痛。从少年时期起,他就熟读社会这本大书,生命的智慧多半直接从生活中得来。高小毕业14岁即按当地风习进入地方行伍,先后当过卫兵、班长、司书、文件收发员、书记,看惯了湘兵的雄武,以及各种迫害和杀戮的黑暗(在芷江的乡下四个月看杀人一千,在怀化镇一年多看杀人七百)。过早面对社会的残酷和周围生活的愚昧,使他以后将“残酷”、“愚昧”写入作品时消除了任何炫耀猎奇的可能,反形成了一种追求美好人生、善良德性的品格。他自小谙熟川、湘、鄂、黔四省交界的那块土地,谙熟那延绵千里的沅水流域及这一带人民的爱恶哀乐的鲜明生活样式和吊脚楼淳朴的乡俗民风,因此形成对民间的、世俗的东西具有特殊敏感的审美情趣。以后接触了“五四”新文学,发生憧憬,1923年独自跑到北京,读书不成,决心学习写作。其生活的窘困景况,一如郁达夫在《给一个文学青年的公开状》中所描述的。自此,他开始用“休芸芸”等笔名,在《晨报副刊》、《现代评论》、《小说月报》、《新月》上发表作品,渐渐闻名。沈从文这种少有的经历,如少年流浪,自学而达到能在大学任教席,占有一份无可替代的乡土生活,使他的走上文学之路也充满了传奇色彩。30年代起写出他的“湘西”主题的代表作,并执编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成为北方京派作家群体的组织者之一。他的创作终于走上一条独特的道路。

  

   沈从文的主要文学贡献是用小说、散文,建造起他特异的“湘西世界”。而这一文学世界是用“湘西人”这个主体来叙述、观照的。沈从文一生都自命为“乡下人”,他一再地说:“我实在是个乡下人。说乡下人我毫无骄傲,也不在自贬,乡下人照例有根深蒂固永远是乡巴佬的性情,爱憎和哀乐自有它独特的式样,与城市中人截然不同!他保守,顽固,爱土地,也不缺少机警,却不甚懂诡诈。他对一切事照例十分认真,似乎太认真了,这认真处某一时就不免成为‘傻头傻脑’。这乡下人又因为从小飘江湖,各处奔跑,挨饿,受寒,身体发育受了障碍,另外却发育了想象,而且储蓄了一点点人生经验。”(注:沈从文:《习作选集代序》,《沈从文选集》第5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29页、231页、228页。本章沈从文引文,版本下同。)沈从文当然不可能是个原生态的“乡下人”,实际上从进入北京城之后,他就拥有了一个具“乡下人”眼光的都市知识者身份,时时来看待中国的“常”与“变”了。只有这时候,他才深切领悟了宗法农村自然经济在近代解体的历史过程,接受“五四”启蒙思想,了解西方文明,动用丰富的乡村性生活积存,来充当现代中国文化的批判者角色。沈从文的这种文化立场,在当时便显出不同一般。他不是从党派政治的角度来写农村的凋敝和都市的罪恶,也不是从现代商业文化的角度来表现物质的进步和道德的颓下,他处于左翼文学和海派文学之外,取的是地域的、民族的文化历史态度,由城乡对峙的整体结构来批判现代文明在其进入中国的初始阶段所显露的全部丑陋处。由此,沈从文的作品丰富了30年代中国文学的多样、多元的特征。

  

   沈从文创作宏富,作品结集约有80多部,是现代作家中成书最多的一个。早期的小说集子有《蜜柑》、《雨后及其他》、《神巫之爱》等,基本主题已见端倪,但城乡两条线索不够清晰,两性关系的描写较浅,文字的纯净度也差些。30年代之后,他的创作显著地成熟了。主要成集的小说有《龙朱》、《旅店及其他》、《石子船》、《虎雏》、《阿黑小史》、《月下小景》、《如蕤集》、《八骏图》、《从文小说习作选》、《新与旧》、《主妇集》、《春灯集》、《黑凤集》等,中长篇《阿丽思中国游记》、《边城》、《长河》,散文《从文自传》、《记丁玲》、《湘行散记》、《湘西》,文论《废邮存底》及续集、《烛虚》、《云南看云集》等。从作品到理论,沈从文后来完成了他的湘西系列,乡村生命形式的美丽,以及与它的对照物城市生命形式批判性结构的合成,提出了他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本于自然、回归自然的哲学。“湘西”,所能代表的健康、完善的人性,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注:沈从文:《习作选集代序》,《沈从文选集》第5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29页、231页、228页。本章沈从文引文,版本下同。),正是他的全部创作要负载的内容。如他所说:“我只想造希腊小庙”,“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注:沈从文:《习作选集代序》,《沈从文选集》第5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29页、231页、228页。本章沈从文引文,版本下同。)。湘西人的文学才能也在这里得到再好没有的体现,好像天然是艺术型的:关切俗世的情趣,情绪记忆的高度发达,把握生活的细节,“时时刻刻为人生现象自然现象所神往倾心”(注:沈从文:《从文自传》,《沈从文选集》第1卷,第126页。),将生命形式和生活形式高度统一。这就是“抒情”。沈从文有一篇未完稿的题目叫《抽象的抒情》,其中说到可把文字、语言的表现“当作一种‘抒情’看待”,“因为其实本质不过是一种抒情”。沈从文充满了湘西精神的文学,也就是抒情的文学。湘西这块神奇的土地,因有了沈从文而以一个无比淳朴的、自由的、满溢了生命力的王国出现在世人面前。他成为湘西人民情绪的表达者,他本人即是湘西的魂魄所在。

  

   二 乡村叙述总体及其对照的世界

  

   沈从文的创作还是以小说的成就最高。在30年代繁盛的创作潮流中,他是京派小说的领衔者。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包含有对人的生活形态中有别于现代文明的那种健全、协调、化外境界的重新发现,并大量地渗入作家的情感、情绪,把自己童年的记忆长久地带进当下的记述,从而有意增强了叙事作品的抒情倾向。

  

   大约1928年后,沈从文摆脱了初期幼稚,他的表现湘西下层人民特异“生命形式”的小说纯熟了。他对故乡的农民、兵士、终生飘泊的水手船工、吊脚楼的下等娼妓,以及童养媳、小店伙等等,都一律怀有不可言说的同情和关注。这里自然有血有泪,但更多的是追求琐屑生活的企望的破灭,是人格的习以为常的遭受践踏。《萧萧》中的童养媳萧萧的悲凉命运,正在于人对自身可怜生命的毫无意识。萧萧终于没有被发卖、被沉潭,她抱了新生儿,在自己的私生子娶进大龄媳妇的唢呐声中,也即又一个“萧萧”诞生的时候仍懵懵懂懂。以写妓女和水手蛮强的性爱闻名的《柏子》,字里行间透出的也是哀婉的艺术效果。叫做柏子的水手,每月一次花尽用性命换来的金钱去与相好的妓女会面,他倒觉得满足,像一条随时可以掀翻的船在无所顾忌地前行而不知觉。便是有一天受到严重的挫折,有所悟了,还是脱离不掉生命的“自在状态”。《丈夫》在反映边地农民忍受屈辱让妻子出外卖身的严酷现实时,写了初时的无意识,和一次探望在河船上为娼的女人的过程中,所引起的混合了原始男性主义的人性醒悟,第一次想到业已丧失的做丈夫的权利,具体感受到地位低下的痛楚。他们的隐忍态度,促成作者对其坚韧生活能力的赞美,和人的命运不可知的深重哀叹,如《石子船》里那个偶然被河石“啃”住手的年轻人,生死只在一发之间。这里没有尖锐的阶级斗争的图画,沈从文不具有那样的政治意识,他只用看似轻淡的笔墨,点出令人心灵颤抖的故事,他的目标仅仅专注于那些历经磨难而又能倔强地生存下去的底层人民的本性。

  

   这类人事的表达,在沈从文1931年出版的代表作中篇《边城》里,推向了极致。《边城》描写撑渡船的老人与他的孙女翠翠相依为命的纯朴生活,以及当地掌水码头团总的两个儿子同爱一个翠翠以致造成的悲剧结局。小说达到了乡情风俗、人事命运、下层人物形象三者描写完美和谐、浑然一体的境地,像一颗晶莹剔透的珠玉。风习描写注重本色,充满诗情画意,与故事、人物的情调合一。悲剧的明线暗线贯穿始终,包括老船夫、翠翠母女、傩送两弟兄的命运。至于人物,主要是翠翠这样的纯美少女形象所提供的典型的湘西人生样式。这种“人生”是美丽善良的,但却被引向了毁灭。翠翠的天真纯洁在小说中都表现为她的毫无心机的、超出一切世俗利害关系的爱情之中。而作品写翠翠之爱,是十分含蓄,朦朦胧胧的。她对二老的感情像是一直处于少女期的梦境状态。作者细致地写翠翠接触男性不多但在少有的接触中对二老的微妙印象,写她很少听周围闲言但也听到了团总欲与有碾房陪嫁的人家打亲家,而二老偏不要碾房的传言,写二老为翠翠唱夜歌而歌声径直进入姑娘的梦里,层层入扣。到了祖父老船夫死后,她才将事情始末串联起来,方明白了自己的不幸。如果探讨翠翠不幸的原因,其中有人的、社会性的各种因素,而沈从文写来平实,把一个生活、浸染在古老风俗环境中,长久将自己的爱情心里埋藏极深的小女子,写得极有诗意,就是沈从文常说起的美丽总令人忧愁的那种境界。翠翠,和沈从文其他小说中所写的小女人如《三三》里的三三、《长河》里的夭夭,都是作者美的理想化身:恬静、温柔、纯净、忠贞,从外表到内心皆姣好无比。围绕翠翠描述的宁静自足的生活,淳厚的人情美、人性美,人心向善,正直、朴素、信仰简单而执著的地方民族性格,加上乡村风俗自然美的渲染,由此,托出了作者心向往之的那块人类童年期的湘西神土。汪曾祺称“《边城》的生活是真实的,同时又是理想化了的,这是一种理想化了的现实”。“《边城》是一个温暖的作品,但是后面稳伏着作者的很深的悲剧感。”“《边城》是一个怀旧的作品,一种带着痛惜情绪的怀旧。”(注:汪曾祺:《又读〈边城〉》,《汪曾祺文集》文论卷,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100页。)作为一部带“牧歌”情味的乡土小说,是与“五四”以来形成的表现压迫和不平,或者批判愚昧、落后,挖掘民族精神创伤的乡土文学传统不同的。它也有文化批判倾向,是用“梦”与“真”构成的文学图景,同文本外的现实丑陋相比照,让人们从这样的图景中去认识“这个民族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注:沈从文:《〈边城〉题记》,《沈从文选集》第5卷,第226页。)。这是他的诗体乡土故事的主旨。

  

   沈从文的女性形象柔美如水,这种生命形式可以用“恬淡自守”来加以概括。但故乡的男性又教会他神往于“雄强进取”,十万大山般矗立,表现了原始的蛮性力量。所以在他的湘西人物序列里,男性军人往往是诚实、勇武、不驯服、有血性的。《虎雏》里的少年勤务兵,在上海未被“我”驯化过来。这个短篇用“我”与军官六弟等人的对话贯穿,始终在论辩湘西人的野性能不能改、要不要改的问题。最终用勤务兵在城市里杀人潜逃的事实来回答。《会明》、《灯》写军队里三十年的伙夫老兵,外表皆雄壮、固执,实际天真、憨痴如儿童一般,几乎是将雄强和柔顺集于一身了。关于此种湘西精神的表现,早就有人提出作者是“想借文字的力量,把野蛮人的血液注射到老态龙钟、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身体里去,使他兴奋起来,年青起来,好在20世纪舞台上与别个民族争生存机利”(注:苏雪林:《沈从文论》,《苏雪林选集》,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456页。)。这是有些道理的。

  

在沈从文的美学观众里,除了“人性”,还有“神性”的概念。他说:“一个人过于爱有生一切时,必因为在一切有生中发现了‘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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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黎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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