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小莲:如果胡风当官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90 次 更新时间:2015-02-07 10:1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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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小莲  

   这里,是另外一次机会,胡风如果去了解放区,他一定会得到可观的一官半职,不仅因为胡风先生在中国的文化界是有影响的人物,更重要的是,任何人进入了共产党的体制,位置是必须的,否则就无法发号施令和工作。但是,事实证明,胡风从来没有考虑要去解放区,或者是香港。他一直坚持在国统区做一个自由创作人或者是自由出版人。

   1949年7月,第一次文代会举行。大会常务主席团名单里面,没有胡风;会议选出的全国文联常委中,没有胡风。主席是茅盾,而他在国统区“左翼”作家中的影响,远远不及胡风,(两个副主席丁玲、柯仲平都是来自延安!)但是茅盾识时务,很快就紧跟了延安派,并且高举起“讲话“的旗帜。在给冀汸的信里,胡风是明白自己的身份了,所以他说,“目前有一个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非得参加一下不可,所以滞留在北平,但我对这毫无兴趣,只想多到实际里去接触。”

   这个代表大会,当然指的就是第一届文代会。从胡风的信里,确实看见了他失落,但是这份失落可以有各种解释。在我的解读里面,他不再被人尊重,不再让人意识到他的价值,这是一份失落;但是同时,你也可以看到,胡风丝毫没有想到,要到这里面去搞人际关系,要抢到那个官位。他对朋友表述的,只是为自己失去了发言权而情绪低落;他更加希望的是,到实际里去呼吸空气,释放心中的郁闷,并不需要以当官来换取他的人生价值。

  

   作为国统区的“左翼”作家的领头人,他是一个官员吗?

   不是,而且,他也从来没有为了得到一个官位而去努力和争取过。实际上,他对国统区“左翼”文化的影响,是无可非议的。1949年以后,只要他努力,只要他肯去阿谀奉承,也只要他违背自己的良心,去拥护“讲话”,他是完全可以得到那个位置的。茅盾就一直把自己处理得很妥当。问题是,这不是胡风的作派,也不是他追求理想的终极目的。

   当他从24年监禁出来以后,在他被迫害以致精神崩溃以后,他思考的竟然还是这些理论问题上的争论,他继续在写辩论文章,继续要表达他的主观战斗精神。这时候,他的理智已经完全不可能被控制,他有病。可是无意中,我们却看见了胡风先生最真实的一面,如果他想当官的话,这个时候,他也会控制不住地“流露”出他本质的愿望。结果,却是没有愿望当官。就是这样一个纯粹到极点的文人,还是会被很多人误解为“如果他当了官……”

  

   C. 为什么人们会有这样的议论?

   我想这可能是,胡风先生和他的分子们,在和别人论争的时候,表现的强势,以及他们所选择的语言的暴力性。难怪李洁非先生,在他写的《误读与被误读》的文章里,是这样说的:

   “多少年来,胡风及其朋友们作为现代文字狱的受害者唤起人们的同情和义愤。难以置信的是,他们在没有失去自由之前,也是语言暴力的拥护者、参与者,也在自觉运用‘言论有罪’逻辑去打击他人,也企图通过引申和推演到政治层面去终止不同观点,剥夺对方的发言权—最终,对柄政者而言,胡风及其朋友们的话语同样存在利用的价值,同样可以充当罗织文字狱的材料。”

  

   其实,语言变得暴力是在语境改变的状态下,渐渐改变,到最后是被强制地运用,不得不暴力。

   试想,在1943年的时候,延安来人对重庆这些国统区作家,表现得趾高气昂的时候,冯雪峰也只是口头上骂了一句粗话:“他妈的,我们革命的时候,他在哪里?”等到胡风写文章的时候,他还是让舒芜执笔写了《论主观》,从文章里可以读到的是,一种论理,还是文质彬彬的。可是,革命不需要这些!批判在继续,等到1947年把胡风叫去香港接受批判的时候,语境已经完全变了,从当年的朋友乔冠华、邵全麟到林默涵、胡绳、黄药眠,已经变得气势汹汹,杀气腾腾,上纲上线,发动了猛烈的攻击,胡风是完全招架不住了。但是,即使这样,胡风还是不愿意低头,于是在1948年出版了《论现实主义的路》。

   如果,认真阅读一下那篇文章,胡风的语言,似乎已经比1943年的更强烈一点,但是还够不上暴力语言。直到1949年以后,他们已经没有发言的空间了。绿原说:“解放后,阿垅、路翎受到批判也是令人莫名其妙。什么叫做莫名其妙的呢,不晓得为什么写一篇批一篇,写一个字批一个字。这就是成心地在那里不要你讲话。”在如此恶劣的情况下,大家都不愿意再这样“论理”了,所以就必须学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学会用对方的语言来说话了。这是合理的行为逻辑,所以即使像阿垅这样的文化人,也开始使用暴力语言,首先就是为路翎的创作论争、辩护。

  

   试想一下, 1949年以后,作家已经全部体制化,在进入体制后,作家才有创作的权利,虽然体制并不保护个人写作的自由权利,但每一个人,只要服从领导和他们意识形态的制约,根据表现,再划分“行政级别”,最后就可以享受一定的待遇、特权,领取高低不等的工资,这就保证了最基本的生活;很多时候,还可以有一份优越、高于一般人的权力。体制改变了每一个作家,多数人都开始自觉地去服从领导,放弃“自由”的追求,在统一的意识形态下说话和思考,同时写作。

   可是,追随胡风先生的分子们,他们既不想服从体制,但又没有多少自由的空间。他们还需要说话、发言、反驳,生在这样的体制环境内,他们就必须学会在体制的语境中,用体制的语言说话。特别在对胡风先生和他的朋友们,展开攻击和批判的时候,那些暴力语言是以正统姿态出现时,他们的回击也就必须使用同样的语言。如果你不这样说话,你就会显得软弱、愚蠢,甚至会被剥夺说话的机会和权利。这样的集权体制,语言不可能不暴力,不可能不强势!

   就像文革中间,造反派、保守派,甚至是被关押审查的走资派,大家使用的都是文革语言,全都是暴力的,“革命就是暴动,就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如果,有人试图用正常的语言去表白或者写文章,这反而会显得非常滑稽。那时候,直到上面颁发下来的红头文件,都是具有暴力倾向。所以,我们今天来批判当年胡风和他的朋友们的“暴力语言”,必须提出当时的社会背景,以及使用的原因。在被批判的一方,在没有更多的选择时,不知道,今天的人,还能设想出什么样的语言,在那样的语境中,让他们为自己辩护和声张正义。离开了历史背景和前提批判“暴力语言”,是不负责任的表现。回头看看,胡适的文字和为人,是再不暴力的典型了,可是他当时在中国,是被完全妖魔化的面目出现在国人面前。

  

   只有到生命的最后时刻,在监狱里,身患癌症的阿垅先生,他已经被体制彻底排斥的时候,在自己如此被迫害之后,他本该是可以用最暴力的语言,去控诉这个体制和行为时,他的语言却一点都不暴力,他回归到自己的语言,理性地无所畏惧地告诉后人:“从根本上说,‘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全然是人为的、虚构的、捏造的。所发布的‘材料’,不仅实质上是不真实的,而且还恰好混淆了、颠倒了是非黑白。一方面歪曲对方,迫害对方,一方面则欺骗和愚弄全党群众和全国人民!我认为,这个‘案件’,肯定是一个错误。一个政党,一向人民说谎,在道义上它就自己崩溃了。这显然是政治迫害,政治欺骗,别的解释是不可能的。”

   这就是,胡风和他的朋友们真正的语言,他们一旦不需要再和体制对话的时候,他们暴力倾向就彻底消除,他们回归自己的语言,他们的思考是独立的。

  

   而最后,特别需要强调的,就是历来在理论和争执的时候,无论你的语言有多么暴力,从来是君子动口不动手。没有看见,最后暴力的语言,权力机构竟然可以在政治、精神到肉体上使用暴力手段来替代文字的。文革期间,胡风先生完全丧失自由,甚至被判处了无期徒刑,在那个时候,北京外调小组到监狱里找到他,让他揭发周扬。如果他有任何“暴力”动机,如果他要制裁周扬的话,这是一个最好的机会,借刀杀人,无可非议!可是,胡风先生以他做人的原则,对文学的虔诚态度,他拒绝揭发。

   现在看来,王元化先生所说的:“如果他当了文化部门的领导人,可能比周扬还更坏。”这样的假设,是没有任何立足的根据和成立的可能。

  

   2012/07/01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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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黎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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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2014年第1期《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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