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林:自由:关键在于信仰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90 次 更新时间:2015-02-06 16:2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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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林 (进入专栏)  

  

   谢文郁教授的论文《自由:自主性还是接受性?》对自由的内涵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辨析了以主体概念为基础的自主性自由概念所面临的理论困境,提出了以恩典概念为基础的接受性自由概念,以此作为对前者理论困境的克服;并通过对齐克果自由概念的阐释,把关于自由问题的讨论从抽象的理论领域引向了现实的生存状态,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该文从"柏拉图原则"(即"人无论如何都在追求好处")出发,重点分析了康德自由观与齐克果自由观的差异。作者认为,康德的自由观由于偏重于自主性自由概念,从内在的和先验性的角度来说明自由概念,得出自由的根据就是自由本身这一结论,否定了以恩典为基础的接受性自由概念对于生存的重要意义,因而无法有效地说明"心灵改变"的理由,从而使自由成为一种抽象的概念。作者敏锐地指出,康德一方面承认达到至善的自由之路是在"心灵改变"的过程中实现的,另一方面却不能从内在的和先验的善良意志来说明"心灵改变"的真正原因,从而把自由理解为一种顺从自我本性的自在发展过程,把绝对自由理解为完全不需要外在力量的约束和引导、仅仅只须服从善良意志的抽象概念。这样一种抽象的自由观对于解决人的生存实践是毫无意义的。针对近代以来占主流地位、侧重于主体内在自我意识的自主性自由概念,作者认为,使"心灵改变"成为可能的条件不是康德的绝对自由,而是外在的力量即恩典,只有恩典才是使"心灵改变"得以发生的真正原因。作者的这个观点是建立在两个基本前提之上的:其一,从一种道德传统内部是不可能产生对自身的解构活动的,从不同的道德传统的互动中也无法实现这一目的;其二,没有异己力量对于现实道德传统的解构,"心灵改变"是不可能发生的。因此,只有恩典这种外来的异己力量才是使"心灵改变"成为可能、从而使人类生存实现自由的关键所在。为了进一步说明上述观点,作者从恩典意识中合逻辑地引申出认罪意识、开放意识和接受意识,认为这三种意识才是对道德传统具有真正解构力的东西,才是"心灵改变"得以发生的现实基础。

   作者接着对齐克果的接受性自由概念进行了深入的分析。齐克果将自由界定为"紧紧抓住可能性",然而在现实生存中,人们面对着诸多可能性时必须作出某种选择,而每一种选择就意味着同时也放弃了其他的可能性,从而使自己自由地陷于一种不自由(丧失了可能性)的状态中。该文作者对齐克果的美感选择、伦理选择和两种宗教选择以及"罪"的概念(选择一种可能性而远离可能性本身)作了简明而透彻的阐释,指出惟有宗教选择B才使人能够紧紧地抓住可能性,而这种选择的前提条件就是人对自己生存境况的绝望和神的恩典对人已抛弃的可能性的再现。因此,只有在接受神的恩典和启示的过程中,人才能永远与可能性同在,才能实现真正的自由。

   《自由:自主性还是接受性》是一篇思想深刻、逻辑严谨的学术论文。无论是康德的自由理论,还是齐克果的自由思想,都是极其深邃的研究对象,作者对二者的分析具有高屋建瓴之势,显示了深厚的学术功力。尤其是对齐克果自由观的阐释,言简意赅,思路清晰,具有深刻的理论启发性。

   文章的缺憾之处在于结尾过于突兀,未能说明自主性自由概念与接受性自由概念的内在联系,给人以片面否定前者而一味强调后者之感。此外,文章对于康德的绝对命令的理解似乎不够准确,普遍立法、道德自律和人是目的是康德对于作为绝对命令的道德律的三种不同层次的表达方式,而非三种绝对命令。

   最后,有一个涉及到自由概念的根本性问题想与作者探讨:自由概念的根基到底在于自主性还是接受性?如果是后者,那么道德自律岂不成了一句空话(作者或许会说遵循恩典就是一种自律,然而这种遵循外来启示的"自律"还能叫做自律吗?),而没有自律的自由还能称其为自由吗?一味强调接受性而贬抑自主性,这样的观点在自由问题上是否有舍本求末之嫌呢?康德在批判奥古斯丁(以及加尔文)的恩典说和预定论时指出:这种"祈求神恩的宗教"使得"人或者谄媚上帝,认为上帝能够(通过赦免他的罪责)使他永远幸福,而他自己却没有必要成为一个更善的人;或者,如果这在他看来不可能的话,认为上帝能够把他变成为更善的人,而他自己则除了为此而祈祷之外,没有必要为此再做什么。由于祈祷在一位洞悉一切的存在者眼中不外是愿望,所以,祈祷实际上是什么也没有做。"(康德:《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1997)这段话表明了康德和主张恩典者对于自由的两种完全不同的理解,至于采取哪一种自由观,这显然已经超出了纯粹理论的范围,而是一种生存方式的选择了。谢教授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而我更偏爱一种怀疑论;谢教授把自由的根据建立在对恩典的接受之上,而我却更愿意像康德、黑格尔等人一样认为自由的根据就在于对恩典和启示的背离。这种背离最初表现为恶(恶乃是人类自由的第一个表现形式),它根源于一种要与绝对者、神以及仅仅处于接受性状态中的一般动物界相分离的意愿("失乐园"所讲述的正是这个背离的故事),而这种意愿就是自主性意识,它所显示的就是自由。自由虽然在最初状态中表现为恶(背离接受性状态、与神分离就是恶),但是在人类发展的整个历史中则呈现为一个弃恶扬善的过程。这个弃恶扬善过程(即"心灵改变"过程)的根据也并非是对外来恩典的重新接受,而是人这种以自由为本性的生灵自身所具有的自我批判能力,因为自由的本质属性就在于不断地背离、否定和扬弃,就在于对现实状态的不断超越。质言之,如果人不是生而自由的(像一般动物那样),那么他就永远不可能从外部获得自由,或者,如果自由不是人的本性,任何其他的事物(包括神)也不可能使他成为自由的。反之,如果人是生而自由的,自由就是他的本性,那么"心灵改变"根本就不需要任何外来的恩典,因为自由的本性就是不断的改变、背离和否定,一种缺乏自主性机制、只能通过接受性机制而发生改变的东西如何还能够称得上是自由?

   以上分歧是无法通过理论讨论来解决的,它说到底是个信仰问题。我与谢教授具有不同的信仰背景,因此在关于自由概念的理解上也许只能求同存异了,而这或许也正是自由概念的魅力所在吧!

   (本文作者系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回馈

   还是生存问题

   谢文郁

   感谢赵林教授对我的论文《自由概念:自主性还是接受性?》的评论。赵教授对本文的阅读和总结都相当到位。评论结尾时,赵教授认为我对自主性自由概念和接受性自由概念之间的关系没有深入展开讨论。联系到他针对我"偏好"接受性自由概念的倾向而提出来的问题:"一种缺乏自主性机制、只能通过接受性机制而发生改变的东西如何还能够称得上是自由?"对此,我觉得还是有些话要说。我同意赵教授的说法,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但赵教授进而认为这个问题涉及信仰。这一说法却是我不能同意的。因此,乘着这一机会,和赵教授,以及读者一起,我想进一步探讨接受性自由概念在人类生存中的重要地位(赵林教授还提出了关于康德"绝对命令"的表述问题。就理解而言,我想和赵教授没有根本上的区别:"普遍立法","意志自律","人是目的"作为绝对命令完全内在一致。不过,赵教授认为正确的表达应该是:绝对命令有三种表达方式;我的行文则提到"三条绝对命令"。如何表达常常是关键性的。不过,这种表达上的差异对本主题的讨论没有直接影响,我暂且从略)。

   我在文中对康德在"心灵改变"问题上陷入的困境进行了分析,指出,就善的积累而言,人需要在自主的不受外部干扰的生存境界中不断自我完善;但是,涉及到"恶的公设"问题,由于人的生存完全受到"恶的公设"的控制,人在自主的境界中无法向它进行挑战,因此,如果找不到对这个"恶的公设"进行解构的力量,所谓的"心灵改变"就是一句空话。正是从这一观察出发,我分析了解构在"心灵改变"中的关键作用,认为人只有在解构中才能摆脱"恶的公设",实现康德所设想的"自由"。我的分析还进一步指出,恰好是康德自己所放弃的基督教恩典概念提供了对这一解构力量的说明。

   赵林教授认为,在接受性自由概念中,道德自律将成为空话。这一推论似乎显得仓促了些。分析这一推论,我发现,赵教授还是努力从主体性自由概念的角度来理解接受性自由概念,特别地,他预设了接受性是一种"自律"。比如,赵教授谈到:"作者或许会说遵循恩典就是一种自律,然而这种遵循外来启示的'自律'还能叫做自律吗?"其实,我不可能说"遵循恩典就是一种自律"。理由很明显,恩典是不能"遵循"的。对于恩典,人只能在信任中接受。人甚至不能对恩典进行判断并加以挑选。当人挑选恩典时,恩典就不再是恩典了。因此,面对恩典,人完全失去了主动性。接受性自由概念不包含任何道德自律。这是恩典概念所要求的(恩典作为一个概念,指的是人对真理拥有者的给予完全信任;由于自己和真理的隔绝,人不得不完全依靠真理拥有者的给予。这里,信任是接受恩典的惟一前提。当然,人如何建立恩典意识,那是涉及信仰问题,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

   我们继续从恩典概念出发。人接受恩典必须以信任作为前提。没有信任就不可能接受。信任是一种情感性的倾向,是拒绝主体判断的。也就是说,在接受性自由概念中,人失去了判断力。正是这种判断力的丧失导致了"恶的公设"对人失去控制力,从而人的生存出现了解构力量,推动"心灵改变",走向康德所设想的"自由"。

   我的分析指出,作为情感性的信任在人的意识活动中会产生一系列意识倾向,如认罪意识,开放意识,和接受意识。这些意识都是内在于人的存在的。从这个意义上看,恩典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外在力量。这些意识活动的出现,表明恩典是通过人的内在意识而形成内在的解构力量的。这一点是需要特别注意的。

   那么,如何看待"道德自律"呢?赵林教授深深关注的问题是:人的生存不能失去自主性。赵教授说:"自由虽然在最初状态中表现为恶(背离接受性状态、与神分离就是恶),但是在人类发展的整个历史中则呈现为一个弃恶扬善的过程。"我的讨论努力指出这一点:除了自主性自由概念,我们必须充分注意接受性自由概念。尽管我的分析给出了自主性自由概念在自由问题上所陷入的困境,但是,我并无意说,我们要压制或抵制自主性自由概念。我要指出的是,自主性自由概念无法解决自己给自己提出的问题,即"心灵改变"问题。

   对于自主性自由概念的这一困境,齐克果提出了"自由地选择不自由"这一命题。在齐克果看来,自主性自由概念揭示了人类生存的一个生存事实,那就是,人在生存中一定是要做选择的。选择尽是面对两种以上的选择对象。因此,人首先是对对象进行判断,并在判断的基础选择其中之一。不难看到,如果没有任何外来的干涉,人在判断基础上所作的选择就是自主性自由概念所谈论的"自由"。不过,齐克果认为,人在自主性自由中所作的判断和选择,一无例外地是选择不自由。

   人们也许会问,既然自主性自由概念不可避免陷入困境,我们就可以放弃这个概念。这种简单的处理,我们看到,结果是放弃人类生存。人不可能放弃自己的生存;而人在生存中不可能放弃选择;选择需要判断,因而人不可能放弃判断;于是,人不可能放弃自主性自由。但是,如果我们仅仅是停留在这里,那么,我们就自由地进入不自由。在齐克果看来,这也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生存事实。

   看来,问题并不在于你要不要自主性自由(人拥有它是一个生存事实),而在于你如何面对它给你在生存上带来的困境,如何面对你在生存上自由地进入不自由。接受性自由概念就是要回答这一生存上的问题。我想,这不仅仅是一个信仰选择的问题,而是一个我们在生存上不能不正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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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张容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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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济南)2006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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