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中:论最高人民法院实际承担的政治功能——以最高人民法院历年“工作报告”为依据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130 次 更新时间:2005-08-24 01:4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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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问题、材料、概念界定与研究思路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中国最高法院或最高法院)自1949年11月成立以来,至今(2004年)已走过了55年的时光。按照孔子的说法,一个人应当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须知天命。已过“知天命”之年的中国最高法院是否知悉自己的天命,我们尚不得而知,也无从揣测。但是,55年来,中国最高法院实际承担的政治功能是什么,或者干脆说,它的“天命”是什么?对于一个旁观的研究者来说,却是一个值得关注也可以从学理上加以探究的问题。

  为了对这个问题有所揭示,本文的基本思路,是从历史变迁的角度,对中国最高法院实际承担的政治功能作一个实证的考察。我们采用的主要素材,是中国最高法院历年所作的工作报告。

  历史上留下来的最高法院工作报告,作为一种文本,所包含的基本信息可以概括为:“我们(中国最高法院)做了什么,正在做什么,将要做什么”。由于这些工作报告都是直接面向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且有待于后者的批准和认可。出于这个方面以及其他多方面的考虑,按照常理,最高法院会竭力将自己主要的成就或“最闪光”的地方,都写进这些工作报告中。因此,工作报告能够较全面地反映最高法院的“工作业绩”。从这些最高法院“自述”的工作业绩与工作成就中,我们可以有效地解读55年来中国最高法院实际承担的政治功能。

  依照1949年共同纲领特别是1954年宪法形成的政制,这些工作报告由最高法院院长代表最高法院,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出(1954年以前是面向政协全国会议)。由于全国人大是代表全国人民的,因此,这些报告也可以视为最高法院面对全国人民作出的。作为一种针对社会公众的文本,这些工作报告一般都刊载于报告宣读数天或十几天之后的人民日报等重要媒体。[①]在互联网上,“中国法官”网站的主页辟有一个专门的栏目就叫“法院报告”,其中收集了自1950年至2004年之间的中国最高法院工作报告。[②]这一系列内容翔实的工作报告,构成了本文立论与分析的基本素材。当然,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中国最高法院1979年之后的工作报告连续不断,但在此之前,则时断时续。因此,本文收集到的年份就只有:1950年、1951年、1955年、1956年、1957年、1959年、1960年、1963年、1964年,再加上1979年以后的26份,共计35份“报告”。

  从时间维度来看,在这35份工作报告中,面向第一届政协全国会议的共有两份,报告人都是沈钧儒院长。面向第一届全国人大的共有3份,报告人是董必武院长。面向第二届全国人大的共有三份,但由于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这三份报告各具特色,其中,第一份由高克林副院长1959年作出,第二份由谢觉哉院长1960年作出,第三份由谢觉哉院长与检察院张鼎丞院长(当时叫院长而不是现在的检察长)联合作出,被称为联合报告。再往后,面向第三届全国人大的只有一份,由谢觉哉院长1964年作出。没有找到1965年至1978年之间的工作报告。原因是,“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各级人大就被迫停止了工作。从同年7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改期召开三届人大二次会议开始,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长达8年多的时间里没有举行一次会议,仅仅保留了一个名义,完全失去了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作用。”[③]迁延至1978年3月,五届人大一次会议才得以召开。在1978—2004年期间,全国人大总共经历了第五、六、七、八、九、十届。其中,第五届全国人大产生的江华院长、第六届全国人大产生的郑天翔院长、第七届与第八届全国人大产生的任建新院长、第九届与第十届全国人大产生的肖扬院长,每年都向全国人大作了例行的工作报告。

  如果要将35份工作报告中记载的与中国最高法院的政治功能有关的信息都全部整理出来,并不是一件特别困难的事,但那样会使本文的叙述过于琐碎,甚至会淹没应当突显的文章主题。考虑到最高法院院长的每届任期与全国人大一样,都是五年。在时间维度上,五年(一届)恰好构成了一个不长不短的时间段落。特别是在1979年以后,每一任院长在新一届全国人大的第一次会议上,都有一个“卸任”性质的工作报告,这种报告,一般都要对最高法院“五年来”的工作进行总结。这种关于“五年工作”的报告见之于1983年、1988年、1993年、1998年、2003年。这五份工作报告为我们理解中国最高法院的政治功能提供了更加紧凑、密集的信息。因此,下文将尝试着以“届”作为一个基本的时间单位,借以从历史变迁的角度考察中国最高法院的政治功能。

  为了对历史变迁有一个更清晰的认识,我们根据最高法院历年来的工作报告,整理出以下附表。需要说明的是,(1)附表中关于不同时代的“政治背景”,基本上都是借用工作报告中的措辞或表达方式;(2)附表中关于“主要工作”或“主要工作任务”,也是按照工作报告中分列的“一级标题”整理出来的,换言之,某个时间段里,最高法院做了几项“工作”,各项“工作”之间,谁主谁次,重要程度如何排序,等等之类的问题,都严格根据工作报告文本,并非本文作者判断取舍的结果。

  

  附表:中国最高法院55年来的主要工作(1950—2004)(由于程序问题,以下表格无法复制,请读者注意——本站注)

  

  年份及报告人

  工作报告中记载的政治背景

  工作报告中记载的主要工作或主要工作任务

  备注

  

  1950—1951年,

  沈钧儒院长

  1.新中国全面建设的局面;

  2.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

  1.镇压反革命和反动阶级的反抗;

  2.巩固人民内部的团结,调整人民内部的关系。

  一届政协

  (二、三次会议)

  

  1955—1957年,

  董必武院长

  1.保障实现五年计划;

  2.肃清反革命分子;

  3.毛泽东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1.锋芒指向一切危害国家安全和破坏经济建设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各种犯罪分子,同一切阻碍建设的违法和犯罪的行为进行斗争;

  2.解决民事纠纷,利于生产与团结;

  3.人民内部矛盾不要混同于敌我矛盾。

  一届人大(二、三、四次会议)

  

  1959—1963年,

  其中,1959年是高克林副院长,1960年、1963年是谢觉哉院长

  1.两条道路的斗争(1959年);

  2.特赦罪犯(1960年);

  3.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城市五反运动(1963年)

  1.1959年:审判刑事和民事案件,监督地方法院的审判工作;处理申诉;贯彻法院组织法;肃清反革命斗争的审判工作;

  2.1960年:对罪犯实行特赦,显示了党的政策的伟大成功;

  3.1963年: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五反运动采取的方法来处理案件

  二届人大(一、三、四次会议,其中,第四次会议上的工作报告与最高检察院张鼎丞联合作出)

  

  1964年,

  谢觉哉院长

  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

  1.同犯罪分子作了坚决的斗争,多次打退了敌人的猖狂进攻。审理了大批民事案件,解决了人民内部纠纷,加强了人民群众的内部团结;

  2.向反动势力实行专政,阶级斗争,以阶级观点处理民事案件

  三届人大一次会议

  1979—1983年,

  

  江华院长

  1.粉碎“四人帮”;

  2.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进入新阶段;以法治国;走上依法办案的正常轨道;

  3.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

  4.修改宪法;

  5.现代化经济建设

  1.揭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破坏司法的罪行;

  2.复查纠正文革期间的冤假错案;

  3.依法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

  4.惩办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刑事犯罪分子;

  5.严惩破坏经济的罪犯;

  6.处理民事案件,保护国家、集体和个人权益;

  7.审判经济案件,维护经济秩序;

  8.改革法院机构,加强队伍建设

  从五届人大二次议会至六届人大一次会议

  

  1984—1988年,

  郑天翔院长

  1.严打;

  2.经济体制改革

  1.刑事审判,注重了一个“准”字,严打;

  2.民事审判;

  3.经济审判;

  4.落实政策与处理申诉信访;

  5.对下级法院的监督

  从六届人大二次会议到七届人大一次会议

  

  1988—1993年,

  任建新院长

  1.初级阶段理论;

  2.治理整顿,深化改革;

  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1.刑事审判,维护社会稳定与经济秩序;

  2.经济审判和海事审查;

  3.民事审判;

  4.行政审判,从无到有,初步打开局面;

  5.涉外、涉台案件的审判;

  6.审判监督和业务指导

  从七届人大二次会议到八届人大一次会议

  

  1994—1998年,

  任建新院长

  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

  1.严厉打击刑事犯罪;

  2.正确处理民事纠纷;

  3.公正审理经济案件;

  4.妥善审理行政和国家赔偿案件;

  5.加大执行工作力度;

  6.加强审判监督;

  7.法院改革与队伍建设

  从八届人大二次会议到九届人大一次会议

  

  1999—2003年,

  肖扬院长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实践“公正与效率”这一法院工作主题

  1.审判和执行工作;

  2.法院改革;

  3.队伍建设

  从九届人大二次会议到十届人大一次会议

  

  2004年,肖扬院长

  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认真落实司法为民的要求,积极实践“公正与效率”的法院工作主题

  1.履行审判职责;

  2.对下级法院的监督和指导;

  3.加强司法解释工作;

  4.落实司法为民的要求;

  5.积极稳妥推进法院改革;

  6.完善司法管理,加强队伍建设

  十届人大二次会议

  

  为了使本文的主题更加清晰,我们还必须先行辨析两个概念:最高法院的业务工作与最高法院的政治功能。在最高法院的工作报告中,记载的只是它的业务工作,即它实际做了什么。至于功能一词,则是一个重要的社会学概念。据考,第一次系统地建构功能概念的学者是迪尔凯姆,1895年,他在论述社会学方法的规则时就提醒我们,要注意将事物的存在原因与事物的功能区别开来。[④]迪尔凯姆认为,一个社会制度的“功能”就是这个制度与社会机体的要求相合拍。对于迪尔凯姆的这种界定,人类学功能学派的代表人物拉德克利夫-布朗进行了修正,他将功能、结构与过程三个要素联系起来,提出了一个更简捷的定义:“功能是指局部活动对整体活动所作的贡献。这种局部活动是整体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⑤]

  从拉德克利夫-布朗阐释的功能概念出发,我们可以依样画葫芦,将“中国最高法院的政治功能”理解为:中国最高法院作为一个“局部”,它的政治活动对于“整体”的政治活动所作的贡献。

  但是,仍有两个问题需要我们进一步探讨:

  首先,在功能一词之前加上一个修饰性的“政治”,是什么意思呢?什么是政治活动?什么又是政治功能?我们的简要的回答是,政治活动的核心和目标就在于把个体的人组织起来,实现个体的组织化;政治功能,就是在实现个体的组织化活动中所作的贡献。

  其次,如果说中国最高法院的活动是“局部”活动,那么,“整体”指的又是什么呢?根据中国最高法院所置身于其中的政治背景,本文认为,可以从三个层次来理解“整体”。第一个层次是“国家的中心工作”,它是一个“整体”或“整体性的活动”,最高法院的活动就是这个整体性活动中的一个局部。第二个层次是“全国法院与全国法官的活动”,或“全国法院系统的活动”,这也是一个整体,最高法院作为一个机构,只是全国数千家法院组成的法院系统的一个局部。第三个层次是“国家与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最高法院的活动也只是其中的一个局部性的活动。下文的分析将表明,中国最高法院的工作,对于这三种语境下的“整体”活动,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因此,中国最高法院的政治功能就可以从这三个方面来进行分析。

  下文的基本思路是,首先根据历年来的工作报告,考察中国最高法院到底做了一些什么样的“工作”,“工作”的重心又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背后的社会根源。这是一个事实整理的过程,以这样的事实作为基础,我们将从三个不同的层次来分析中国最高法院实际承担的政治功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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