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兵:走进新时代:进入民国之共和元年——日记所见亲历者的心路历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79 次 更新时间:2015-02-05 14:5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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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兵 (进入专栏)  

  

   20世纪前半期,中国经历了三次由革命催生的政权兴替,而三次的形式明显有别。以共和取代专制,打倒北洋军阀、推翻北京政府、建立统一的国民政府,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可分别标名为进入民国、统一易帜和迎接解放,作为主体,则是由臣民变为国民,进而公民,再进而人民。至少在今人并不一致的观念里,有着政体、国体、社会性质等等分别。而在亲历其事的人,大都未必有这样理性概括的认识,他们的直观感受与缘自立场身份思想不同而来的差异相混杂,心境随着史事的展开变化而波动,言论行事与后来者的看法固然不尽相同,与他们本人事后的回忆也往往有所出入。不过,三次政权鼎革的形式内容有别,又会在他们的心路历程中留下烙印,而显示出心境与行事的差别。各色人物如何经历革命的浴火,进入新政权新时代,经历三次政权更迭者的思维行为有何异同,既关乎对革命的理解,也有助于对新政权的认识,颇可玩味,值得考究。

   三次更替以辛亥革命和民国创立为肇端,虽然逊清王室依然存在,少数人自愿坚持或不得不继续臣子的身份,大多数社会成员则因此由臣民变为国民。这样的变化,在亲历者鲁迅后来文学作品的描述中,显得有几分滑稽,而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一段时期内更是贬为仅仅换了一块招牌。殊不知打落皇冠固然不易,摘掉臣民的枷锁,也绝不仅仅是剪掉一条辫子那样轻而易举。按住亲历者喜怒哀乐的脉动,可见相关史事远比今人所认为的更加丰富多彩。

   以各类亲历者的所见所闻为视角,自然有以何种材料为凭借的问题。考虑到即时性与连贯性,应循两条准则,一是取材以日记为主,辅以书信、年谱、文集等其他文献;二是时段以辛亥、民元为限,前后仅作背景式伸展,以便理解日记主人及其所记之人事。这并不意味着全然相信日记便是信史,中国日记种类繁多,内容复杂,所谓日记是人们内心世界写实的说法,不无可议;也不表示依据日记即可反应整体及各个部分的普遍状况,而是以此为据,可以掌握一定的脉络,不至于散漫无序,强行归纳;同时能够从具体细微处显现随着时势变化因人而异的心路历程,丰富历史的细节,减少概念化的误判。

   尽管相对于此前,晚清民国是目前所知留存日记最多的时期,可是有条件和能力记日记的,在全体社会成员中毕竟不占多数,愿意并坚持写日记的更少,而能够留存下来又公开面世的,则少之又少。有的人好记日记,偏偏辛亥、壬子两年的不见踪影,如刘大鹏、周作人等。或是两年当中仅有一年的日记传世,如张元济、沈家本、蔡元培、汪荣宝,甚至仅有的一年也残缺不齐,如钱玄同。有的人虽然记日记,也保留下来,可是内容过于简略,或仅仅如流水账般记事,或只记身边私事及自己有兴趣的某一类事。参酌其他各类资料以研究主人的生平活动,不无价值,用于本题,则不易展开。如徐世昌在这一历史时期扮演了重要角色,但是他的日记不动声色到了几乎不着痕迹的地步。缪荃孙的日记更是不涉时事①。有的文献,显然依据日记写成,如王锡彤的《抑斋自述》,而遣词用字,已多后来修改的痕迹,用于记事叙事,尚可参酌使用,要想显示其当时的心路历程及态度,就很难如实贴切。这样的情形在《朱峙三日记》每年的题记部分也反映明显。不与原文参照,不宜使用。所以,本文较多征引的日记,未必是其人其事更加重要,而是因为所记较详,吐露心迹较显,可以了解较多的史事。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而人物和历史都是不可重复的,从根本上说,归类不过是图方便。无论如何分类,总是无法完全适得其所。经历清季民初政权鼎革的各色人等,形形色色,可以从年龄、性别、政见、地域等不同方面加以划分。本文所取社会身份,也不过是图个方便而已。若以为放在一处便是同一类人,则大谬不然。因为在看似相近相同的身份之下,他们仍然是因人而异的不同个体。尽管勉强可以说各有一定的代表性,还是必须小心谨慎,充分自觉辐射覆盖的有限。诸如此类的个案,只能说史上有其人其事,不能说所有均如此人此事。即便一些人的为人行事可能大体相近,也要注意不能过度放大。因为历史人事均为个别,不能强同。不过,史事的记载和史料的留存,本来就是残缺不全,非要巨细无遗地掌握,则无史可究,也就无史学可言。要想随心所欲而不逾矩,拿捏得当至为关键。这也是史学仍然艺术而不能完全科学的一面。

   有日记存世者,大都是历史上的要角,他们的思想言论活动,在各自的传记或相关专题研究中,已经是重要的组成部分,而日记则是必不可少的征引材料。不过,还是有些相对而言的小人物,言行或日记未必能够进入正史论述征引的范围,又没有个人传记;有的人物前后显达出名,而在政权转折时期则籍籍无名;有的在其他专门方面有名,与时政却关系不大;即使那些呼风唤雨、引领潮流或占据时代舞台中央的明星要角,个人的经历感受也不可能全部涵盖在研究者的关注范围,因而不仅一般通史,即使在专题研究或传记中,也难免有所流失。借着性情政见千差万别的日记主人们的身手耳目,重新经历一番时代风云的变幻;深入体察革命时代的波谲云诡之下,形形色色的不同人等是如何面对巨变,适应形势,调整自我,在进入新时代的进程中设法立足存身,以致有所施展,一方面可以补充大历史的视野所不及,丰富历史的影像,更为重要的是,有助于改变认识历史的方式,还原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的差异。

   大历史的许多价值评判,是后来的总结认定,各自的立场政见观念难免影响左右对于史事的判断,加之所用理论架构多是后出外来,与本事有所隔膜距离。辛亥时期,中国的知识与制度全面转型,造成天翻地覆的变动,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只有周秦、唐宋可以与之相比。今日中国的许多问题,均由此发生演化而来。时代变动的加速使得逆上去的认识与顺下来的实事之间,存在形似而实不同的交集。辛亥以来逐渐展开的各种社会问题,往往并非今人所能体会和了解。即使用后出外来的观念架构进行分析判断,首先也要对顺时序发生演化的历史各层面有所把握认识,才能避免强古人以就我的误读错解。亲历者不能预知后来的发展变化,不可能预设各种后出外来的架构观念,历史进程的展开和他们逐渐接触或进入其中的感受,与后来人的认识不尽相同,而为把握现状、展望未来所不可或缺。

   今人治学训练,少读书而多读甚至只读教科书,所著书多为史论,而非历史,或者说更多的是对历史的看法,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历史。可是,人们或许已经习惯于教科书式的历史叙述,习惯于史论性的历史评价,虽然知道并且时时征引事实胜于雄辩的格言,即使以求真为首务的史学,实际上天平也每每偏重于雄辩。生命之树常绿,理论永远是灰色的,这一箴言本身在今日学界就显得相当灰色。近代以来学人好讲科学方法,只是所标举的归纳与演绎,本来不过是逻辑方法。在以西方为科学标准的背景下,或者说认定西方就是科学的观念主导下,逻辑方法才演化为科学方法的同义词。而在归纳与演绎之间,鼓吹科学方法的学人又着重于前者,这样一来,很容易造成史观先导的历史认识和表述。而思想再发达,在丰富生动的史事面前仍然是苍白无力的。回复史学依时叙事的原生功能,或许可为再现精彩的起点。

  

   改用阳历

  

   民国伊始,尚处于对峙状态的中国南北方分别改用阳历,只是开始实行的时间略有不同,光复的南方各省从1912年1月1日起即遵照南京临时政府的命令改用阳历,而袁世凯控制的北方省份,则是从旧历新正才改行阳历。

   历法关乎正统,晚清以来,又成为文明与否的指标。辛亥年草拟宪法之时,纂拟宪法协理大臣李家驹就以颁历为中国历史上大权之一,要求增入正文②。而反清人士早就纷纷改用算法各异的黄帝纪年,以示与清王朝脱离关系。各省独立后,新政权也多采用黄帝纪年。1911年12月中旬,湖北军政府各部总稽查苏成章等呈请大都督通电各省,一律剪发不易服,并颁行新历。内务部遵批议复:“原呈内称‘颁历尤属急务’一节,查尚寅之建,相因已非一世,骤更为难。该总稽查等所谓不为无见。属部业经开工刊印中华民国黄帝纪元新历,并仿照泰西各国月份牌式将西历附载”。“十月二十六日奉大都督批发各部总稽查处,请颁壬子年历书以新天下耳目。于是由印铸科长方作舟等刊印黄帝纪元壬子年历书,附戴[载]西历月份牌式,为习用阳历之预备,颁发各属一律通行。嗣因南京政府成立,始改用纯粹阳历焉。”12月31日,独立各省代表会议在南京开会,决定中华民国改用阳历,并于次日起实行。当日,上海军政分府即电告各省:“现奉孙大总统谕,中华民国采用阳历,期于一新耳目,与世界各强国共进文明,即以十一月十三日改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日”。要求转饬所属,出示晓谕军民人等一体遵照③。

   本来清廷也有自1912年1月1日改用阳历的打算,1911年11月20日,资政院开会讨论剪发、改用阳历各案,议决以宣统三年十一月十三日改为宣统四年元旦,用阳历而不废年号。11月21日,恽毓鼎闻知资政院建议剪发改历,极为不满,“当此分崩离析之秋,救亡不暇,忽为此大改革,惑民观听,愚氓误以为国家已亡,必生变动,是无故而搅之也。议员见识若此,何值一钱?亡国三妖:一东洋留学生,一新军,一资政院谘议局。”④十月十七日(12月7日),清廷降旨臣民准其自由剪发、改用阳历,着内阁妥速筹办⑤。可是此时清王朝已经焦头烂额,于此不急之务,无暇分心旁顾,结果不了了之。阳历新正这一天,郑孝胥(1860-1938,字苏戡,一字太夷,号海藏,福建闽侯人,光绪八年举人)记到:“朝廷欲改用阳历,宜以今日宣布,闻项城有此意,竟不能用,惜哉。”⑥辛亥十二月三十日,即1912年2月17日,坐上临时大总统大位的袁世凯发表布告:“现在共和政体,业已成立,自应改用阳历,以示大同。应自阴历壬子年正月初一日起,所有内外文武官行用公文,一律改用阳历。”署中华民国元年二月十八日,即壬子年正月初一日字样。⑦从此,整个中国从法理上进入通用阳历的共和时代,确切意义的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海内外青年学生

  

   1911年12月30日,朱峙三(1886-1967,原名鼎元,又名继昌,字峙三,亦名峙山,湖北鄂州人)的家乡县署奉令筹备过新历年,“谓之阳历‘中年民国元年’。宣统辛亥总算终了,满清气数二百六十八年已灭亡矣。”如果所记不误,则在12月31日南京的各省代表会议决定改用阳历之前,湖北军政府已经做出了相同的决定。这与相关文献记载湖北军政府只是改用黄帝纪元,沿用阴历,附载西历为习用阳历之预备,在南京临时政府决定改用阳历后才随之改变的说法有些出入,应是最早依据阳历计算中华民国元年的新政权。当地的寒溪学堂为此扎彩新丽,元旦当天彩旗飘扬,“路人观者叹息,谓随洋人过年,行洋礼矣。”⑧

   武昌起义前,朱峙三已经具有反清意识,并且参加过一些文字宣传工作,只是没有加入组织。起义前夕,朱峙三突发重病吐血,在病床上挨过两天,就于起事次日逃回家乡避难,同时养病。经过数月将息,病体逐渐复原,见局势渐趋平静,便动了上省找事做的念头,为此托过一些同学的关系。转眼到了1月下旬,朱峙三眼看消息沉寂,而同学好友纷纷上省,“欲往省谋事。盖腊月年关,百债待还,不胜忧郁,守株待兔不是办法。”于是剪去发辫,戴上西式便帽,父亲又为其“卜牙牌课云上吉,可就事,无危险。”(269:此为日记页码,下同)1912年1月27日,朱峙三终于和已经去辫的好友动身出发,走在街上,县里的相识者看到两人均无辫,惊异骇甚。朱峙三的发蒙塾师仍然劝其勿往省,“予以谋生要紧拒之。”(270)

其时鄂省内陆航运,“自起义后,招商各大船往沪汉线者,均停班装兵,只有日、英轮船装客货往来如常,革命军尊重外交也。”朱峙三视为文明行为的同样情形,在郑孝胥和恽毓鼎看来则是表明革党不敢得罪外国的怯懦之举。(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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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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