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丽 王善迈:义务教育中择校寻租主体的行为分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9 次 更新时间:2015-02-05 14:5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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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丽   王善迈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义务教育阶段的"择校"现象是一个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其根本原因在于由于过去的"重点校"政策导致学校间教育质量存在巨大差异,优质义务教育资源成为一种垄断供给的产品,造成优质义务教育领域存在巨大的教育租金。本文运用寻租经济学的方法,分析了择校寻租的三大主体:政府、学校与学生家庭出于成本-收益的考虑开展各自的活动:学生家长由于文化传统的影响以及对未来就业的预期,对择校有着无可比拟的热情;政府和学校方面承担着教育投入的责任,希望能通过择校收费弥补一部分教育经费,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相关的教育管理制度及社会监督体系非常不完善:对校长权力缺乏必要的约束、对教育收费缺乏规范化管理、入学方式又存在许多可乘之机,这两方面的因素催化了三大主体的择校寻租行为。

   【关 键 词】义务教育/择校/寻租/成本收益分析

  

   从1993年国家取消小学升初中考试,实行就近入学政策后,义务教育阶段的"择校生"问题便逐渐形成为一种"气候","以钱择校"、"以权择校"成为其主要实现手段。虽然国家有关部门曾经三令五申,在义务教育阶段不允许择校,但事实上,"择校"现象并没有得到遏制,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

   从社会层面看,"以钱择校"和"以权择校"现象是市场经济、竞争意识等社会现象在教育上的一种反映。可以说,我国的择校现象是在社会经济体制市场化改革这个大背景下,教育体制新旧转换过程中优质教育资源市场化的表现,问题在于,在体制转变过程中,由于相关的管理制度还不健全,对择校行为缺乏必要的制度约束,导致金钱、权力以及社会关系以市场化的形式全面参与了优质教育资源的分配,从而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近年来在经济生活领域广泛运用的寻租理论为分析"择校"这一教育现象提供了一个非常适合的经济学平台,其实,已经有学者提出,"在公立学校系统存在资源分配的不均等,引起择校和价格'双轨制',只能用经济学的'寻租'理论来解释"[1]。

   一、义务教育中择校寻租的三大主体

   择校寻租是指在义务教育领域发生的利益主体通过各种非生产性的方法手段(如走后门托关系、交赞助费、贿赂等),获得接受优质义务教育的机会,从而占有这部分教育租金的行为。

   择校寻租的主体是指参与择校寻租活动的利益主体,包括寻租者和给租者。寻租者即是择校租金的需求者,给租者是择校租金的供给者,二者是相伴而生的一对概念。在寻租经济学的分析范式下,择校寻租的主体是有限理性的经济人,他只能在其理性范围内通过成本收益分析寻求其最大化利益。在择校寻租这一活动中,政府、学校和个人是其三大主体。本文也主要探讨这三者之间的寻租活动。

   在这里,政府指国家领导机关以及教育行政部门,它们是国家意志以及相应的国家教育意志的代表;学校是指各级各类教育实施机构,本文是指全日制中、小学校;个人是指教育的需求者,它包括学生及其家庭。在这三者之间,政府和学校本身是一种组织,拥有自己的组织利益,为了实现自己的组织利益,政府、学校会理性地通过成本-收益分析来采取相关措施,以实现组织利益的最大化,其组织的行为具有经济人特征。政府、学校和个人为追求各自的利益参与到了择校寻租活动中。

   政府、学校、个人三大主体的择校寻租活动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将政府与学校看作一个整体,政府与学校作为给租者,个人作为寻租者,二者之间发生的择校寻租活动。二是指政府作为给租者,学校作为寻租者,二者之间的择校寻租活动。

   前一种情况就是现实中学生家长进行的择校活动。政府和学校作为教育的供给者,拥有教育供给的垄断权,也就拥有大量的租金,个人(家庭)作为教育的需求者,为了获取政府及学校手中的教育租金(享受优质的教育),就会采取一切可能的方法进行择校寻租活动,他们的活动边界是享受优质教育所带来的预期收益大于其进行择校活动所花费的成本。

   后种情况是讲"择校收费"屡禁不止现象。政府与学校之间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政府是委托人,学校是代理人,政府委托学校具体实施自己的教育方针、政策,学校全权代理政府的教育意志。但是代理人(学校)在全权代表委托人(政府)的利益时,仍然有自己的私利(学校自己的组织利益),代理人与委托人之间的利益目标并不是完全一致的,有时候甚至可能是相反的。如政府为确保政策的有效性,维护社会公平,严禁义务教育阶段公立学校招收择校生,以及把择校与捐资助学联系在一起,但学校为了获得更多的教育经费,通过多种方法回避或不执行这项政策。由于代理人(学校)与委托人(政府)之间的信息是不对称的(如学校对招生的具体情况是充分了解的,而政府并不完全了解实际情况,它只能通过学校传递给它的一些信息来间接地了解招生情况、择校政策执行情况。在这样的信息传递过程中,极易产生信息失真、信息扭曲)。再加上相关的约束机制的缺乏,政府禁止的择校收费便愈演愈烈。

   二、择校寻租主体的行为分析

   根据寻租理论的分析,寻租者的行为规律是一致的,都是按照成本-收益的分析方法来做出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选择。只要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寻租者就会进行寻租活动。本文所探讨的择校寻租活动也不例外。如前文所指,择校寻租活动包含两个层次上的寻租,一是学生家长为获得进入优质学校就学的机会而进行的寻租活动,另一层次的寻租就是学校校长及其部分政府官员违反国家有关政策收取择校费或扩大择校生规模的寻租活动。下面就这两个层次上的寻租行为进行分析。

   (一)学生家长的成本收益分析

   个人作为有理性的经济人,其教育投资活动在理论上可以用成本-收益分析方法进行描述。净收益率越大,进行教育投资的动力越大。

   在目前的教育收费制度下,由于义务教育阶段免收学费,杂费标准国家有统一规定,也比较低,所以,为简化分析,我们把家长为择校所交的费用作为全部的教育成本,这样,学生进入优质中学读书的教育成本就是择校费B。

   假设学生进入优质学校后考取大学的概率为q[,1],进入普通学校后考取大学的概率为q[,2],且q[,1]>q[,2],则考不取大学的概率分别为1-q[,1]和1-q[,2];学生考取大学后读大学的期望收益为S[,1],考不取大学的期望收益为S[,0]。那么,学生进入优质学校的期望总收益为q[,1]S[,1]+(1-q[,1])S[,0],进入普通中学的期望总收益为q[,2]S[,1]+(1-q[,2])S[,0]。

   那么,学生进入优质学校学习的预期净收益b=(q[,1]-q[,2])S[,1]-(q[,1]-q[,2])S[,0]-B=(q[,1]-q[,2])(S[,1]-S[,0])-B

   显然,学生进入优质学校学习所获得的净收益的大小取决于两所学校升学率的差距、读大学后的收入、不读大学直接就业的收入以及读书的择校收费水平。大学毕业后的期望收入越高,不读大学的期望收入越低,择校费越低,预期净收益越大。同时,若给定预期收益,则大学毕业后的期望收入越高,不读大学的期望收入越低,择校收费水平就越高,或者说人们的择校意愿就越强。另外,两所学校升学率的差距越大,择校的意愿也越强烈。

   以上的分析暗含这样一个假定:择校是自由的、收费是公开的,择校寻租有一个相对完善的市场,这种情况下,以钱择校比较有效率。但在义务教育阶段,我国现在对跨区择校是禁止的,择校收费大都是暗箱操作。在这种情况下,并不是人人都能够获得择校的权利,也不是说有钱就可以自由地择校,选择自由成为了一种稀缺物品,要想获得这种稀缺物品还要付出代价,这又是另一层次上的寻租,也是以权择校产生的温床,因为更多的时候,有权的、有关系的家长才能得到择校的机会。在我国,以钱择校和以权择校常常是相伴而行的。家长除了要交择校费外,可能还需要在疏通关系、找关键人物帮忙等方面做不少花费,那么家长付出的成本要远远大于择校费B。

   (二)政府官员及校长在寻租过程中的成本-收益分析

   择校寻租活动中,作为经济人的政府官员及校长的行为准则与学生家长是一致的,也取决于他们对择校寻租的预期收益与预期要支付的价格(预期成本)之间的关系。

   他们的预期收益主要表现为一种经济利益,它包括收取择校费的收入,或者因为收取择校生而疏通了与其它部门的关系而给学校、自身带来的额外收益。

   预期收益(u)=招收择校生所带来的利益(B)×(1-ρ)

   预期成本(C)=惩罚(CF)×ρ

   其中:ρ为招收择校生被发现的预期概率

   惩罚=罚款+处分、判刑的量(d)×力度系数(Ld)

   力度系数=个人对各种处分和判刑给自己带来的利益损失的判断

   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处分、判刑等惩罚手段给寻租者带来损失是多方面的,不仅是经济上的,还有精神、政治、社会地位等方面的损失。

   预期净收益是预期效用和预期价格之差:

   预期净收益(Y)=预期收益-预期成本=u-C

   因此,根据上式,寻租者的预期成本取决于费用、罚款、处分和判刑的量以及预期被揭露的概率(ρ)。这些变量的值越高,预期成本越高(其中预期概率的高低又取决于监督制度的完善程度:制度越完善,ρ越高),择校寻租的净收益就越小,政府官员进行寻租的动力也就越小,相反则越大。

   (三)小结

   择校寻租活动中,对学生家庭来说,接受优质教育所获得的超额收益R,即(q[,1]-q[,2])S[,1]-(q[,1]-q[,2])S[,0]>B时,才有利可图,才会产生寻租行为。对学校来说,B>C是他参与寻租活动的前提条件。具有实质意义的收益,对学生家庭是R-B,对学校是B-C。以权择校这个交易过程中,由于交易双方所付出的代价原本并不能给自己带来直接收益,只有交易以后才能转化为实质收益。从这个意义上说,双方的成本可计为零,而择校以后的预期收益却很大,因此,以权择校这种寻租行为动力十足。

   在择校收费这一社会现象中,教育部门官员把享受优质教育资源的机会提供给了那些缴纳择校费的学生,这种行为是和"就近入学"政策相抵触的,是不合法的。但是,这种择校费的收取是以捐资助学这样一种形式变相收取的,通过这样一次转换,择校收费披上了一件合法的外衣。这种情况下,择校费B的增加并不会引起学校C的增加,因为收取B是被认可的。择校费收的越多,学校有实质意义上的收益就越来越大,在这样的利益刺激下,作为有理性的经济人,学校自然就会追求扩大择校生规模了。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择校现象屡禁不止。

   三、择校寻租的动力机制分析

   其实,教育领域的这部分租金在过去的教育体制下也是存在的,但为什么择校收费行为在当时并不多见,而在90年代以后才开始泛滥成灾呢?这主要是因为择校寻租的主体--政府、学校和学生家长在现有的制度条件下产生了寻租的动力。

   (一)政府具有寻租的动力

以布坎南、施蒂格勒等人为代表的公共选择理论和政府管制经济学的学者们认为,许多政府成员既然是某些特殊利益集团的受益者,就很可能为这些既得利益集团服务,这样的政府就也很可能是一个被私人既得利益集团"俘获的政府(Captured Government)"[2]。(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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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张容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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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教育科学》(大连)2005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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