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兵:科举、学校到学堂与中西学之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28 次 更新时间:2015-02-05 14:3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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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兵 (进入专栏)  
新式学堂取代学校、书院、学塾,最终成为定局。传统风教也转变为社会教育,普及识字,推广新知。而全盘接受西式教育体制及其知识系统,导致中国的知识体系前后两分,影响至深且远。因操之过激,以及官绅趁机渔利,其间也出现名实不符等诸多弊端,加重了民众负担,激化了社会矛盾,导致各地毁学风潮此起彼伏。而大批受西学教育的青年学生聚居在都市城镇大大小小的学堂,本来为维护清朝统治而实行的教育变革,反而促其速亡。

  

   三、纳科举于学堂

  

   从学堂发展的历史进程可见,中西学校之争本质是中西学问之争,所争可以说是新旧学问的优劣消长。甲午战争前,尽管西学传入中国已近半个世纪,官办新式学堂也有30多年历史,但在人才培养与选拔方面,西学仍然只是作为科举的补充。科举必由学校,学校是重要的储才之所,处于教化体制的中心位置。这既使学校沦为科举制的附庸,也让学校成为读书人学而优则仕的正途。读书人无论在何处肄业,必须名列学校册籍,成为生员,才具备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特科例外),因此人们趋之若鹜。

   道光至光绪四朝,清朝官员先后奏呈过10个以上的科举改革方案,试图以变常科开特科、纳洋学于科目、设经济特科、废八股改策论等形式,增广科目,讲求实学,吸取西学之长,广开取士纳贤之途,重新激发科举制的活力,可是始终不得要领。其实清初以理学取代王学,正是为了反对阳明心学的空疏,而汉学也旨在进一步求实。这些挡不住西洋冲击的实学,在时人眼中统统成了无用的虚理。

   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以学校未成,科举不能骤废,请罢弃八股试帖楷法取士,复用策论。清廷谕令自下科起,乡会试及生童岁科各试一律改试策论,以励实学而拔真才。政变后,恢复旧制,嗣后乡试会试及岁考科考等,仍以四书文试帖经文策问等项,分别考试。经济特科即行停罢,但废除时文取士已成大势所趋。新政复行,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七月,谕令停止八股取士,自次年始,乡会试头场试中国政治史事论五篇,二场试各国政治艺学策五道,三场试四书义二篇、五经义一篇。考官阅卷,合校三场,以定去取,不得偏重一场。生童岁科两考,仍先试经占一场,专试中国政治史事,及各国政治艺学策论,正场试四书义、五经义各一篇。考试试差、庶吉士散馆,均用论一篇、策一道。进士朝考论疏、殿试策问,均以中国政治、史事及各国政治、艺学命题。所有考试,凡四书五经义均不准用八股文程式,策论均应切实敷陈,不得空衍剽窃。

   新政期间,各省督抚纷纷奏请分三科递减科举,以期10年后取士概归学堂。如果学堂育才效果不佳,仍可恢复旧制。尽管癸卯学制的《各学堂奖励章程》规定,凡在各学堂肄业学年期内,均不得应科举考试,仍然挡不住学子们的功名进取之心。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八月,袁世凯、张之洞、端方等鉴于科举夙为外人诟病,学堂为新政大端,科举一日不停,士人仍有冀望,无法专心投入学堂肄业,民间更相率观望,私立学堂者绝少,又断非公家财力所能普及,学堂绝无振兴的希望。一旦弃旧图新,则风声所树,观听一倾,群且刮目相看,推诚相与。而留学外洋之中国士子,亦知进身之路归重学堂一途,益将励志潜修,不为邪说浮言所惑,显收有用之才俊,隐戢不虞之诡谋。欲补救时艰,必自推广学校始,而欲推广学校,必自先停科举始。请立停科举,专办学堂,广学育才。是年八月初四(9月2日),谕令立停科举。

   从乾隆九年议改取士途径,至光绪三十二年停止科举,专办学堂,历时160余年,学校制度终于从制义取士变为学堂育才。其时各省学堂未能全立,成效也不显著,章程犹未妥善。科举与学堂的优劣兴废,关键还在育才取士的良否。

   无论实情如何,当时人和后来者将立停科举解释为废科举,这与主其事的内外重臣的想法有所出入,后者的愿望只是纳科举于学堂,将科举与学堂合为一途。科举与西学之争,背后起决定作用的仍是中西学的相互角逐和此消彼长。科举停罢,学堂成为正途,意味着中学的正统地位根本动摇,而中西学之争的主战场转移到学堂内部。尽管纳科举于学堂已是中学失势的表现,学制的规划设计者还是异想天开地希望学堂以变通的方式继续承担科举的重任,主要有三:一是中学为体,二是育才取士,三是化民成俗。结果当然事与愿违,学堂在三方面都不能延续科举制的作用,反而进一步加速了中学的衰颓。

   自西式学堂诞生以来,中西学如何一统于学堂就成为问题。在华教会学校为了吸引中国学生,早已注意到加授经学课程。1890年在华传教士大会明确提出,教会学校的教学计划应包括基督教书籍、中国经书和西方的自然科学三个方面。其教学内容虽然各有安排,大体上经学多习四书,程度较高的兼及五经。山东登州文会馆分备斋、正斋两级,备斋主要学习《孟子》、《诗经》、《大学》、《中庸》,专斋则有《礼记》、《书》、《左传》、《易》等。

   同文馆初开,“阁束六经,吐弃群籍”,于中国旧学一概不问,[3]但随后开办的一些技术学堂增设了经学等中学课程。主持其事的官员强调“可以中国之心思通外国之技巧,不可以外国之习气变中国之性情”。[4]保存与巩固中体的问题进入学堂。尤其是甲午战争前后,电报、医学、铁路、矿务等技术学堂相继创办,开始贯彻中体西用思想。两广电报学堂规定,学生除学习西学外,兼课四书五经,以知礼义。南京矿务铁路学堂、江南储材学堂的学生也要兼习经史,习《春秋》、《左传》等。

   起初,无论新式学堂还是书院,课程中的经学、经史等名目,不过是相对西学而提出的中学“代表”,分科的观念比较模糊。办学者一面抱有中国传统不分科的治学取向,一面拼合西学。甲午以后,朝野上下逐渐接受西方的学术分科观念,各书院开始定课程,以大学堂为首的普通学堂明确将中学分科设置。甲午战争后出现的普通学堂,中西学课程的种类大幅度增加,西学课程增添了政治、伦理等科目,中学课程增加了掌故、史地、通鉴、律法等门类。1896年,管理官书局大臣孙家鼐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提出学问宜分科,不立专门,终无心得。分科治学,成为朝廷办学的方针。人们不断尝试用分科的办法来规划中学,导致中学课程名目渐多。1898年,张之洞的《劝学篇》为应对新学不得不讲而中学过于繁难的状况,提出易简之策以救中学。所列举的中学各门为经学、史学、诸子、词章、理学等,并寄希望于学堂专师以之纂成专书,初步显示了所主张的中学课程分类。大学堂章程将普通学课程分为经学、理学、中外掌故学、诸子学和初级的算学、格致学、政治学、地理学以及文学、体操等十种,为全体学生必修科目。至此,中学分科的课程名目已先后有经学、史学、文学、掌故之学、舆地之学、理学、诸子学等多种。此后,传统学术在学堂中所分学科大致未脱离这样的范畴。

   中学既然已经分科,那么各科孰轻孰重的问题自然走上台面。经学地位重要,在一些学堂的开办章程和办法中得到体现。京师大学堂确立以中体西用为立学宗旨,明文规定经学是各学根本,“经学所以正人心,明义理,中西学问皆以此为根柢。若不另立一门,何以为造端之地?”[5]湖南正始学堂章程规定,立学中西并务,以经义为归宿,故先学群经。不能遍者,则以六经为卒业。但一些学堂设课时,标榜为各学基础的并不仅仅是经学,而是经、史等学并列,经学的地位并未凸显。天津中西学堂的中学课程就强调讲读经史之学。南洋公学章程也规定,所教以通达中国经史大义、厚植根柢为基础。这固然是由于时人分科观念模糊,中学的经、史划分不清,也因为经、史等传统学问的地位在清季发生了转变,这在日后的学制章程中得到体现。

   对于学堂内部的中西学之争,清廷最后确立了“中体西用”的解决方案,但实际上学堂是先有了“西用”之学,然后再逐步确立“中体”。反映在学堂课程层面,语言、技术类学堂初兴之时重在引进西学,中学并未成为其中的科目。纯粹西用的学堂,不过是补中学之不足。甲午后,肄习普通学的新式学堂开始大量出现,分科教学的观念为官方所接受,中学其实是按照与西学对应的观念重新分解组合,从整体一块被划分为经学、史学、文学等科目课程。这也可以说是以西用的规矩尺度来衡量规范中体,一方面用西学的标准看待中学,另一方面用西学的分类条理中学,中学自然很难保持其原有的形态和意义。

   学制颁布和统一学堂系统的设立,使得用西学全面整合中学成为势所必然。此前朝野上下一直试图以科举即中学兼容西学,成效甚微。虽然各种学堂尝试将中学纳入分科教学的系统,总体上中西学仍然处于分立状态。科举弊端日益显现,学校被斥为科举的附庸,徒具形式,所学空疏无用,导致教化废坠与吏治败坏。在学制颁行的同时,科举制也确定以渐停方式予以终结。学堂教育一统天下,分科教学使得中学整体上被西学所兼容整合。

   壬寅、癸卯学制的出台,使得分科教学成为官方体制。学制框架内的经学,在各阶段学堂中有了内容、层级安排的衔接和递升。壬寅学制秉承清代重理学和书塾大都以四书开蒙的传统,普通学堂蒙小学堂阶段先读四书。小学堂至中学堂,读完五经。中学堂毕业,则十三经读毕。高等学堂阶段,续讲各经自汉以来注家大义。分科大学因未办理,未定课程,但其预科下的政科与高等学堂程度相同。在分科大学阶段,专列经学目。专门学堂中的师范学堂仿照大学堂师范馆章程办理,列有考经学家家法一项。自小学堂、中学堂而至高等学堂、大学堂预备科,经学的传授以定钟点、定内容的方式在学制体系内得到贯彻。

   将经学课程系统规划到各级各类学堂中去,是壬寅学制的首创。因为西方学科中并无经学,所以其全盘规划只能自我统筹,无成法可资借鉴。而且相较于旧学教育有很大不同,书塾、府州县学到国子监并无层级的递升,新学制将经学课程纳入从蒙小学堂到大学堂各阶段的系统教学中去,有了教学内容、学时安排与层级次序的递升衔接,使得经学成为类似西式教育的课程门类和分科。学堂教习须按照统一规定的程序内容实施教学,不能全部听塾师、山长的一家之言。

   在新学制的框架内,各阶段教学安排的重心明显不同。就课时比重看,层级越低,中学课程的比重越大。随着学堂层级渐高,西学课程比重相应提高,以致超出中学课程。吴汝纶等认为习古文才是学堂保存中学的关键,中学以国朝史为要,中学的各分科课程,经学的重要性也没有得到体现,史学和文学的地位却有所提升。经学的课时安排相对较少,占每周全部课时的比例分别为蒙小学堂1/6,中学堂3/37—3/38,高等学堂政科与大学堂预备科政科2/36,大学堂师范馆1/36。读经课程的钟点相较于文学与史学大体持平甚至不如。《奏定学堂章程》调整的方面之一,是注重读经、讲经课程的设置,于七科大学基础上,增设经学科,并置于各科之首。《学务纲要》规定中小学堂须注重读经。初、高等小学堂和中学堂各学年每周授课钟点分别为30、36、36,读经讲经分别占12、12、9个钟点。随着新学制在各地学堂的实施,经学在“以西方学术之分类来衡量”的路上越走越远。

   立停科举后,“不废经学”的责任更多地落在了学堂的经学课程上。张之洞规划学制经学课程时,曾经自信地表示:“若按此章程办理,则学堂中决无一荒经之人,不惟圣教不至废坠,且经学从此更可昌明矣”。但学制执行的效果显然与他的预期相差甚远,变成一科的经学,很难担负维系圣教和支撑中学的重任。一方面分科太多,减少了学生修习经学的精力,如直隶“中学堂以上学科太杂,于经学反多荒废”。[6]另一方面,学堂重西学而轻中学,所谓“近来中外学堂皆注重日本之学,弃四书五经若弁髦。即有编入课程者亦不过小作周旋,特不便倡言废之而已”。[7]经学在学堂中普遍成为最无聊、最不受欢迎的课程,非但起不到维系中体的作用,反而成为人们厌倦中学的口实,再度引发对于经学消亡的忧虑。于是人们开始重新思考保存旧学的办法。

《奏定学堂章程·学务纲要》明示重国文以存国粹之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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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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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研究》2012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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