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兵:民国学人宋代研究的取向及纠结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29 次 更新时间:2015-02-05 14:2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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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兵 (进入专栏)  

  

   民国时期,学人沿袭清中叶以来的风气转换,对于赵宋一代的学术文化渐趋推崇,同时随着研究时段的下移,中古历史开始受到重视。两相作用,关于宋代历史文化的研究层面日益扩展深入,意见分歧也逐渐多点展开。不无蹊跷的是,对于宋代越是推崇备至的学人,如陈寅恪、傅斯年等,反而很少直接下手撰写关于宋代的论著。而其提出的各种问题,却陆续引起宋代研究专家以及关注这一时期的各科学人的回应讨论。其间玄奥,颇为耐人寻味。对于陈寅恪重视宋代而无直接著述一事,学人已经有所注意,并且概括陈的宋代观或宋学理念。①可是陈寅恪等人关于宋代研究的种种议论引起近代学人广泛讨论的渊源流变,却鲜有通盘爬梳解读,因而论及相关史事文本,误读错解不少。梳理相关史事,将思想学术还原为历史,可以进一步把握陈寅恪及其他学人对于宋代看法的异同,探寻其何以无宋代专著的缘由。而以陈寅恪等人所主张的办法,寻绎当时学人重视宋代的前因后果和各自侧重,及其关于重修宋史、“宋学”渊源以及宋代史学、新宋学的讨论争议②,不仅有助于深入理解近代学人关于宋代言说的本意,而且对于今日研治宋史乃至整个中国历史研究,都有至关重要的启示作用。治学须取法乎上,以免等而下之。有鉴于此,不揣冒昧,就近代学人关于重修宋史、宋学渊源以及新史学和新宋学等事,略作讨论,以就教于方家。③

  

   一、宋代为中国学术文化高峰

  

   民国学术,由经入史,学人所重,大都偏于上古,兼及清代,然中古一段,重视不够。经陈寅恪等人提倡,用力于魏晋隋唐者渐多,而宋元以下,专攻的学人依然鲜少。这一方面固然由于中国学术历来尚古,另一方面则由于新发现的上古出土材料较多,易于创新。如钱穆所说:“当时学术界凡主张开新风气者,于文学则偏重元明以下,史学则偏重先秦以上。”④不过这种捷径到1930年代已经渐成畏途。1934年2月赵万里与朱自清谈论“现在学术界大势”,慨叹:“大抵吾辈生也晚,已无多门路可开矣。日本人则甚聪慧,不论上古史而独埋首唐宋元诸史,故创获独多也。”⑤当然,不愿着手于宋元,还有另一重原因,即认为宋代国家羸弱衰败,各方面均无可取,即使有研究价值,情感上也宁可回避。

   对于宋代,陈寅恪的看法与时流不同。他认为:“中国史学莫盛于宋……元明及清,治史者之学识更不逮宋。”⑥“有清一代经学号称极盛,而史学则远不逮宋人。”并称许陈垣的《元西域人华化考》“材料丰实,条理明辨,分析与综合二者俱极其工力,庶几宋贤著述之规模”。⑦蒙文通在1941年发表的《四库珍本〈十先生奥论〉读后记》一文中提到:“往时陈君寅恪于语次称汉人经学、宋人史学皆不可及。”⑧新版《蒙文通学记》(增补本)记:1934年前后,“曾访陈寅恪氏于清华园,谈论间,陈盛赞‘汉人之经学,宋人之史学’,余深佩其言,惜当时未能详论。异日,再往访之,欲知其具体论旨。晤谈中,陈详论欧阳永叔、司马君实,亦略及郑渔仲。”⑨

   陈寅恪所论并非空谷足音,但参以民国的时势,不无先见之明。有学人指出,道咸以后,鉴于乾嘉学术不能应对危局,“学风遂变,其时学者知大乱之将至,乃归咎于考证学之无用,又学术之事,有时而穷,才智之士不能不别启途径,故宋学文史复兴”。⑩不过,所谓宋学文史复兴,当有所分别,曾国藩等人的复兴理学,力图挽回乾嘉以来因汉宋分争的颓势,文学则有“同光体”的尊宋诗,二者影响后世颇大。以致有学人认为,推崇宋代是道咸以后的一个基本风气。(11)与理学、文学重在本身价值有所不同,民国学人虽以宋代为近世起点,认为赵宋一朝是古今变革的枢纽,中国所以成于今日现象,多宋人所造就,因而主张究心赵宋一代历史,“留心细察古今社会异同之点”。(12)但这还是就内容立论,重视赵宋历史而非推崇宋代史学,更不及整个学术文化。即使如王国维,断言“近世学术多发端于宋人”,总体上在人智活动与文化的多方面,前后历朝皆不如宋代,可是所举直接关于史学的例子还是金石学。(13)推崇宋代史学而非仅仅重视宋代历史,并且诩为中国传统史学的高峰,陈寅恪即使不能称最,也是少数前驱之一。况且在讲究宋代史学方法方面,很少有人能出其右。

   上述主要以史学为标的,不过,不能据此理解为陈寅恪对宋代学术文化的推许仅限于史学一科。不仅如此,陈寅恪看重宋代学术文化并非由于其对于史学的偏爱,而是整体上将宋代视为中国历代学术文化的高峰,宋代史学能够登峰造极,恰是因为这一大背景。他后来针对时势说:“欧阳永叔少学韩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记,作义儿冯道诸传,贬斥势利,尊崇气节,遂一匡五代之浇漓,返之淳正。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孰谓空文于治道学术无裨益耶?”(14)虽以史传为例,重心却在文以载道的义理一面。这番话说于向蒋天枢托命之时,在举世“俗学阿时似楚咻”中慨叹“可怜无力障东流”,将百万罪言藏山付托的旨趣,系于让圣籍神皋留诸后世,希望以学术趋向转移人心治道世局的良苦用心。(15)

   至少从可见的资料看,陈寅恪对于宋代学术文化尤其是宋学的推崇,还在标举宋代史学之前。早在留美期间,他就曾对吴宓详细阐述中西文化的长短优劣:“中国之哲学、美术,远不如希腊,不特科学为逊泰西也。但中国古人,素擅长政治及实践伦理学,与罗马人最相似。其言道德,惟重实用,不究虚理,其长处短处均在此……中国家族伦理之道德制度,发达最早。周公之典章制度,实中国上古文明之精华。至若周秦诸子,实无足称。老、庄思想高尚,然比之西国之哲学士,则浅陋之至。余如管、商等之政学,尚足研究;外则不见有充实精粹之学说。汉、晋以还,佛教输入,而以唐为盛。唐之文治武功,交通西域,佛教流布,实为世界文明史上,大可研究者。佛教于性理之学Metaphysics,独有深造,足救中国之缺失,而为常人所欢迎。惟其中之规律,多不合于中国之风俗习惯。故昌黎等力辟之。然辟之而另无以继其乏,则终难遏之。于是佛教大盛。宋儒若程若朱,皆深通佛教者。既喜其义理之高明详尽,足以救中国之缺失,而又忧其用夷变夏也。乃求得两全之法,避其名而居其实,取其珠而还其椟。采佛理之精粹,以之注解四书五经,名为阐明古学,实则吸收异教,声言尊孔辟佛,实则佛之义理,已浸渍濡染,与儒教之宗传,合而为一。此先儒爱国济世之苦心,至可尊敬而曲谅之者也。故佛教实有功于中国甚大。自得佛教之裨助,而中国之学问,立时增长元气,别开生面。故宋、元之学问、文艺均大盛,而以朱子集其大成。朱子之在中国,犹西洋中世之ThomasAquinas,其功至不可没。而今人以宋、元为衰世,学术文章,卑劣不足道者,则实大误也。”(16)

   虽然晚清民国学人重视赵宋,以宋元为衰世的观念仍居主导,因而所重与宋代学术文化的高度以及陈寅恪的看法之间还是存在差距。在同时代学人当中,傅斯年对于宋代史学以及宋代学术文化整体的看法与陈寅恪较为近似。他的《评丁文江的历史人物与地理的关系》称:“大野三百年一统后,大乱上一回,生出了一个文化最细密的宋朝。在许多地方上,宋朝是中国文化最高点。”(17)他在任教中山大学时讲《诗经》,又说欧阳修大发难端,在史学、文学和经学上一面发出些很旧的观点,一面引进了很多新观点,摇动后人。宋朝人经学思想解放,眼光敏锐。宋末王应麟(伯厚)则开近代三百年朴学之源。(18)

   相比较而言,傅斯年对于宋代的肯定更多地是指史学,认为宋代史学最发达,“《五代史》、《新唐书》、《资治通鉴》即成于是时,最有贡献而趋向于新史学方面进展者,《通鉴考异》、《集古录跋尾》二书足以代表。前者所引之书,多至数百余种,折衷于两种不同材料而权衡之,后者可以代表利用新发现之材料以考订古事,自此始脱去八代以来专究史法文学之窠臼而转注于史料之搜集、类比、剪裁,皆今日新史学之所有事也。”欧阳修的《五代史》不是客观史学,而《集古录》“下手研究直接材料,是近代史学的真工夫”。欧阳修的《五代史》、朱熹的《纲目》代表中世古世的思想,司马光的《通鉴》则能利用无限的史料,考订旧记。“宋朝晚年一切史料的利用,及考定辨疑的精审,有些很使人更惊异的。照这样进化到明朝,应可以有当代欧洲的局面了。”不幸因为胡元之乱,以及清政府最忌真史学发达,不仅不能开新进步,反而退步。(19)就此而论,傅斯年所看重的显然是实学一面,因而“以为近千年来之实学,一炎于两宋,一炎于明清之际”。(20)

   关于陈、傅二人学问上是否互为影响以及如何影响,较为复杂,另文详论。1924年傅斯年在柏林时,看到顾颉刚在《努力》上疑夏禹诸文,“发生许多胡思乱想,曾和陈寅恪先生每一礼拜谈论几回,后来也曾略写下些来,回国途上只抄了一半给颉刚”。(21)就吴宓日记所记陈寅恪谈中外学术文化等情形看,其时陈影响傅的可能性较大,而傅影响陈或英雄所见略同的可能性相对较小。傅出国前以科学为准则,以清代学问为最佳,认为:“宋朝学问的原动力是佛道两宗。谈起心性来,总是逃禅;谈起道体来,必要篡道。我平日常想:假使唐朝一代的学者,能在科学上研究得有些粗浅条理,宋朝的学问必定受它的影响,另是一番面目。无如唐朝的学问太不成东西了,宋人无从取材,只好逃禅篡道去。所以整天讲心,却不能创出个有系统的心理学;整天说德,却不能创个有系统的伦理学。程伯子的天资,朱晦翁的学问,实在是古今少有的。但是所成就的,也不过‘如风如影’的观念,东一堆西一堆的零杂话。这都由于先于它的学者,不能在科学上有点成就,供给与它,因而它走了错道了。”而清代学问是宋明学问的反动,宋明的学问是主观的、演绎的、悟的、理想的、独断的,清代的学问是客观的、归纳的、证的、经验的、怀疑的,方法截然不同,主义完全相左。“清代的学问很有点科学的意味,用的都是科学的方法。”“清代学问在中国历朝的各派学问中,竟是比较的最可信、最有条理的。”(22)

   傅斯年肯定清代的学问相对高明,从后来将两宋与明清并列为中国历史上实学兴盛的时期,还依稀可见影子。推崇宋代学问,甚至将宋代置于清代之上,则是出国以后的转折变化。而变化的原因,很难说来自读书和修课,最大的可能,还是与陈寅恪每周数次的交谈。尽管傅斯年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所读旧籍已经优于胡适,与陈寅恪的交游还是使其学问功力突飞猛进,见识较出国前增长不止一层。所以后来顾颉刚擅自将可能包含陈寅恪见解的傅斯年来函公开发表,让后者多少有些尴尬。

1929年9月,傅斯年就商议修宋史之事专门回复陈寅恪的来函。此事当由傅斯年提议,而得到陈寅恪的响应,傅因而表示:“此事兄有如许兴趣,至可喜也。此事进行,有两路:一、专此为聘一人,二、由兄领之。弟觉专聘一人,实难其选。此时修史,非留学生不可(朱遏先、陈援庵亦留学生也),粹然老儒,乃真无能为役。然留学生之博闻,而又有志史学,而又有批评的意□在,尟矣。算来算去,不过尔尔!故如吾兄领之而组织一队,有四处寻书者,有埋头看书者,有剪刀□者……则五、六年后,已可成一长篇之材料有余矣。此时无论研究一个什么样的小问题,只要稍散漫,便须遍观各书,何如举而一齐看之乎?弟意,此一工作,当有不少之副产物,如全宋文(□诗词)、全宋笔记、全宋艺文志(或即为新宋史之一部)等,实一快事!目下有三、四百元一月,便可动手。若后来有钱、有人,更可速进。如研究所地老天荒,仍可自己回家继续也。且此时弄此题,实为事半功倍,盖唐代史题每杂些外国东西,此时研究,非与洋人拖泥带水不可;而明、清史料又浩如烟海。宋代史固是一个比较纯粹中国学问,而材料又已淘汰得不甚多矣。此可于十年之内成大功效,五年之内成小功效,三年之内有文章出来者也。此时吾等大可细想:一、如何收集材料,二、如何样之体例,三、如何组织此一staff。下月开会,讨论之,如何?”(23)此一修宋史的计划,在学界发端较早,此前只有刘咸炘、蒙文通等个别学人议论过重修宋史之事。据刘咸炘《重修宋史述意》:“戊辰三月二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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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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