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涛:民国时期关于大学招生考试的三次论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67 次 更新时间:2015-02-04 13:2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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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涛(西南大学)  

  

   作者简介:李涛(1983- ),男,河北人,西南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近现代大学招生考试研究,E-mail:lit1984@sina.com,重庆 400715

   内容提要:民国时期发生了三次大规模的有关大学招生考试的论争:“废考运动”是对传统考试制度的批判;“新法考试运动”主要致力于引进西方的测验理论;“大学入学考试改进运动”则是探索本土化的大学招生考试制度。三次论争几乎涉及了大学招生考试的所有问题,探讨的深度也是前所未有的,这推动了我国考试制度的现代化变迁,促进了考试文化的更新。

   关键词:民国时期 大学 招生考试 考试制度

  

   民国时期新教育快速发展,但科举遗风的影响仍绵延不绝。新旧考试制度、中西考试文化冲突不断,纷繁复杂的考试问题困扰着时人。难怪时人评价:“现今学校成绩的不满人意,绝非由于学校制度的不良,其根本原因,为自从由科举变为学校以来,直到现在,所改变的仅是科举的一个制度,而没有改变一般人的科举思想。”[1]多种复杂因素促成了三次有关大学招生考试的论争,这些论争深刻影响着大学招生考试的发展:民国初期,时人极力抨击旧式考试制度和文化,反思考试现状,形成了废考运动,结果发现考试不可废;民国中期,人们又致力于引进西方的心理与教育测验,并进行本土化试验,企图改造考试,形成了新法考试运动;民国后期,各界对于考试的讨论更加理性化,将前两次论争的成果运用到了大学入学考试的改进运动之中。表面上看,前两次论争似乎与大学招生考试改革关系不大,实则不然。废考运动主要解决的是大学入学考试存在的必要性问题,新法考试运动主要解决的是大学入学考试内容和方法科学化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是改进大学入学考试的前提和基础。随后的大学入学考试的改进运动对考试的形式、内容、方法都有探讨,是前两次论争的深化、具体化。这三次论争涤荡了考试文化,廓清了考试制度,科学化了考试内容与方法,极大地推动了大学入学考试的现代化。这是中国传统考试制度现代化的过程,是中西考试文化融合的过程。

   一、科举考试的反动:废考运动

   民国初期,政局动荡,经济落后,社会不稳,新式教育虽快速发展,但科举遗韵的影响仍不可忽视。北洋政府对各级教育的管理相对松散,各种西方思潮不断涌入,尤其是五四运动时期,实用主义等思潮使青年的思想趋于自由、解放。与此同时,旧式考试方法、考试舞弊、频繁严格考试的弊端逐渐暴露,学生企图打破旧式考试的枷锁。因此,五四前后兴起了“废考运动”,其高潮期在二十年代,其影响一直持续到三四十年代。

   废考运动的发生并非偶然,其爆发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科举制度虽废,但其陈规陋习、遗风余韵依然深刻影响着学校考试。重考试,轻教育;重书本,轻实践;重智育,轻体育;重记忆,轻创造。夹带、枪替屡禁不止,败坏学风。考试内容空疏,与社会生产、生活脱节,记分方法模糊,难以适应现代科学和社会的发展。因为当时教育发展失序,学生参差不齐,故学校借助严格考试整齐新生程度,录取率很低。学校为了加强管理,保证教学质量,严格升级考试。这也有益于彰显学校的业绩,提高声誉,亦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如要考入交通大学,“不仅在清末时不容易,就是在民国初年,我国中等教育有了发展、教学质量有了提高以后,能考入本校的也只有上海、江苏、浙江等几所名牌中学的少数优秀学生。”[2]面对如此严格且繁多的考试,学生的压力和负担可想而知。难怪当时的学生抱怨考试庞杂,“我觉得一个人自入了学校以后,不是进了教育的园地,而是走进了考试的地狱。入学考试、小考、月考、期考、毕业考试以及会考使人精疲力竭,真是冤枉!而且,不知有多少儿童与青年在此等严重的考试之下牺牲了。”[3]1-4

   第二,新文化运动时期学生思想空前活跃,学潮不断。学生深受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权力意识扩张。他们容易受激情所驱使,对其利益和感受稍有触及,就会爆发强烈的反抗。正如蔡元培所料,当学生尝到权力的滋味,陶醉于胜利时,以后他们的欲望恐怕难以满足了。“教员如果考试严格或者赞成严格一点的纪律,学生就马上罢课反对他们”,“他们沉醉于权力,自私到极点。”[4]此类事件屡见不鲜,如北京大学预科生要求免试升学考试,激起绝大风潮,学校方面革除学生八人,学生则一方面与教育部交涉,另一方面向参议院请愿,“为学生一方说者,均归咎校长,责其表率无方,学风堕落,教育部亦不能为相当之调节。为校长一方说,则归咎学生,谓破坏风纪,毫无道德观念,且集众逼何辞职,为从来为校长者所不堪忍受之事。”[5]再如北京工业专门学校学生反对学期试验,“开学生大会,反对考试,质问校长,肆口谩骂,举行暴乱,竟以武力牵拽校长及学监主任,”[6]导致十名学生被开除。各类考试尤其是升学考试,与其利益直接相关,又往往给他们带来极大的压力和心理不适感,学生起而反对之,自属情理之中。考试往往成为风潮的诱因,此外考试也可能成为风潮的借口和工具。“星期一北大许多学生开会反对考试,一个学生演说道:‘他们利用我们去驱章,我们也要交换条件,利用他们不考试。’”[7]爱国运动与考试问题本不必混为一谈,“而河南学生总想把这两件事混为一谈。并且任凭放松爱国运动,而不肯放松考试问题岂非天下之大奇了。”[8]直到20世纪30年代,北大墙上依然贴着“反对成绩考查案”[9]的标语。

   第三,新文化运动时期各类西方教育思潮不断涌入,深刻影响了社会对考试的认识。新教育对旧考试的反动,给人们以很大的启迪。尤其是杜威来华后,实用主义风靡全国。学校即社会,教育即生长,教育即生活。儿童中心,强调活动,做中学,重视兴趣和创造,反对外在的成人的强加的教育目的,促使人们反思考试观念。设计教学法、道尔顿制等强调兴趣和学生的自我评价,弱化考试的制度设计,促使人们反思考试制度。时人评论道:“废除考试的理论,大教育家哲学家杜威已曾述及,附和者亦大有人在,”[10]7-9“自从杜威博士来华演讲之后,学界里就有很多人——自然是被考的学生们占大多数——发生了‘废考’的狂热症,竭力从事于‘废考运动’;也有一部分人,就已感觉到考试方法之应当改良的。”[11]94-95学生则激昂地发表宣言,“杜威先生说过,现在教授的方法,全是注重记忆,注重背诵,注重考试,”“你为什么不表示反抗的态度?我想诸君都是觉悟了!都不愿受那非人的待遇了!”[12]

   20世纪初,废考话题一经抛出就成为热点,后来颜保良于《北京大学日刊》发表《我们对于废止现在学校考试制度的意见》,废考运动进入高潮,北京高师、北大的学生都成立了“废止考试研究会”,学生大多主张废除考试,并在《北京大学学生周刊》发表多篇文章,指摘考试弊端,主张废除之,规划善后办法。①教授、学者则较学生冷静,其思考也更为理性,各界学人在《教育杂志》《新教育评论》《现代评论》等刊物上发表评论。北大在蔡元培的主持下广开言论,经过慎重的讨论,最后只是改进了考试制度,并未废止,但是允许学生不参加考试。②而废考运动并未因此而停止,以后间或有人提出废考的观点。

   废考运动中讨论的问题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考试的危害。考试的危害是最为人们诟病的方面,首先对于生理的危害,容易使人生病,“一、吐血;二、脑充血;三、饮食减少;四、体重减轻;五、排泄物变色。”[13]3-4其次对于心理的危害,人自然生出一种厌恶考试的心理,“精神上受莫大的痛苦啦!”[13]3-4“考试制度养成学生一种竞争心、自立性,一旦名列优等,便看同学不起,趾高气扬,而以一己为非常之人,不再深加研求,同学亦视他为神圣,往往受他利用使他成为一小社会的伟人。若或考试落第的,便志气萎丧,失了自主的能力。”[14]再次是道德方面的危害,它促使学生作弊,改变人的品行,生出三种弊病:自杀、堕落、自暴自弃。早在1913年,陶行知就看到考试激起学生的荣辱心,使其陷溺于畏、贪二念,致舞弊发生,其害“欺亲师、自欺、违校章、辱国体、害子孙。”[15]

   最后是教育方面的危害,这部分的讨论也最有价值,“虚糜生徒之经历,欲求其各极天能,推陈出新,不可得也;学子竞争虚荣,不事实学也;考试给分,恒不得其平。”[16]217-232“文字的考试之注重,实有碍于教育目标之实现;考试制度实为摧残个性的利器;考试制度对于成绩坏的学生固为不利,就是至于成绩很好的学生也有不良影响。”[3]1-4

   第二,考试的功能。梁漱溟认为考试是有必要的,“试他的见解心得”,“因为有的人,他的见解心得,不去考问时,模模糊糊,若有若无。因受考问,才把见解清理出来。”[17]邵力子则根据性质将考试分为两种,“一种是专以运用人才为目的而举行的考试,”“又一种是专以教育人才为目的而举行的考试,”[18]93-94且两种考试必须截然分开。还有人认为考试具有三层意思,“第一,学校是一种社会组织,社会上需要各种人才,仰给于学校,故学校对于社会有供给人才的义务,学校既向社会供给人才,对于社会不能不有一种负责任的担保,这种担保,就是文凭。第二,课堂里的试验,是教授上的一种手续,教员如果不知道学生对于已讲的功课了解的程度,他很难决定他授课快慢之是否适宜,和讲解详略是否得当。第三,考试是试验学生,同时也是试验教员。”[19]杨蔭庆则注意到考试的新功用,主张注重过程而非结果,注重促进多数人的发展,而非淘汰,“考试之新功用不专指由已成就者之中而加以选择,并须对于未成就者用考试以辅导其学业之进步,是考试中确有教育之功用存焉。”[20]95-97王书林认为考试的功用在选拔真才,其最重要的原则就是公平,此外考试还有淘汰功能,鼓励才能使其充分发展的功能。[21]归结起来,考试具有两大功能:教育功能和社会功能。考试犹如洋灰公司里的试验,“一边是防止劣品洋灰流入市面,一边是防止不合格的工程师混进实业界。”[22]8-11当然也有人认为考试并不是最重要的,师资问题是先决条件,否则考试的功能无从发挥,“废止考试,应该先从这一层着手。”[23]

   第三,考试与教育的关系。对于考试与教育的关系,大多数论者认为教育是目的,考试是工具。考试应该为教育服务,而不是相反,否则将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教育与考试应分轻重,“重学而轻考,则树人之道得矣。轻学而重考,则树人之道失矣。”[16]217-232考试本为选拔人才而设,如拘泥于形式反陷于考试的弊害,“考试制度盛行,真正的教育就难于普及了,”“把考试做本位的教育,大有害于个性的发挥,师弟间的信用必薄,授业上就容易成为机械的弊病,所以真正的教育,也就不能进步。”[24]主张废除考试的学生也说:“考试为教育的目的之一部分,非考试就是教育的目的”,“考试不是我们求学的目的啦”,[13]3-4考试“已经同教育的目的,根本违反,万无存在的余地了。”[25]当局以考试为法宝来消弭失业的青年,形成了“以考试为办学目的的教育,”“于是‘生产教育’摇身一变,变为‘考试教育’。”[26]考试似乎已成为一种专门的技术,需要特殊训练,教育已经不再以知识为本位了,而是以考试为本位了。[27]有的学者甚至认为“考试不是一种教育的机能,而只是一种社会的机能,”“社会可以藉考试以为用人的标准,但学校決不应有考试。学校为教育而存在,并非为考试而存在,学生为做人而求学,并非为文凭资格而求学。”[3]1-4之所以出现考试指挥教育的状况,“还是‘敲门砖’的观念,科举遗毒的影响。”[28]

第四,考试权的归属。民国时期考试权在学校是一个鲜明的特点,学校的自由度较大,但也容易造成混乱无序的状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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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张容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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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教育学报》2014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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