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逸舟:中国需要大力拓展"高边疆"和提供国际公共产品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05 次 更新时间:2015-02-03 15:0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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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逸舟 (进入专栏)  

  

   现在无论国内国外,人们都有一个感觉,中国正在朝世界大国迈进,这个新大国的外交和国际战略应有更大作为。从研究分析出发,笔者的判断是,现在确实是中国创造性介入全球事务的好时机,各方面条件逐渐成熟,关键是有高层的政治意愿和外交部门的积极行动。理论上需要探讨的一个问题是:中国更大作为、更积极介入的方式和形态有哪些,怎样使之既符合中国的切实需要,也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本文提出的观点是,可以从拓展"高边疆"和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入手,增强意识和加大投入。它们将是展现中国新形象、深化中外利益交汇点的战略举措,也是事半功倍、收效显著的先手棋。

   中国"高边疆"的拓展

   这里所说的"高边疆",指的是超越主权边界和物理疆界的空间和领域,是大国力量延伸和利益获取的新取向。比如,国际关系历史上,英国崛起的过程伴随着大量的航海探险与商业贸易--海洋成了英帝国的高边疆;美国实力壮大的同时,深耕出广阔而丰饶的拉美"后院",并推动了国联、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建立--"拉美后院"与"国际制度"都是这个超级大国的"高边疆";苏联鼎盛阶段在东欧和蒙古围绕其核心地带,催生了一批战略盟友,并建立起华约和经互会等区域组织--"卫星国"和苏联体制的扩大,代表着苏式的"高边疆"。即使是中等强国和地区大国,也有类似的战略和举措:南非在非洲南部带头维和,推动次区域的经贸合作,同时在非盟加强了倡议过程;土耳其在西亚和地中海东部区域,介入中东和平斡旋事务,竭力打造其区域力量基石;巴西多年在南美经贸一体化和政治发展方面,经费投入甚多且倡导了不少制度性组织。从国际制度和创新性角度分析,"高边疆"范畴越来越超出了纯粹地理学的范围,表现为新领域的展示、新空间轮廓的揭示、新体制的建立,人们可以联想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核能的发现、美国军方关于空海一体战的新战略。

   既往的相关研究,有一些重要启示。例如,近代国际战略思想学说里,诞生过著名的"陆权论"(先手控制大陆战略要津的理论)。英国地缘政治学者麦金德有句名言:"谁统治东欧,谁便控制心脏地带;谁统治心脏地带,谁便控制世界岛;谁统治世界岛,谁便控制世界。"它揭示了欧洲传统列强竞争时代的国际制高点,表明大陆岛核心地带已成列强争锋的"高边疆"。19世纪后叶出现了美国海军军官马汉的"海权论",其构思是:海洋是那一时期列强占据殖民地争夺有利位置的主要领域,国家的地理位置尤其是海岸线的长度,以及一个国家对于制海权的重视程度,决定着这个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重要性。它提醒世界,规模技术的进步与大型军事机器的建造是国家权力的关键,它们使大炮射程大为增加、覆盖更大水域,海军代表着那一时期最有拓展性的军事力量。20世纪前半叶,西方一些地缘政治学家通过对飞行器技术改善造成的效果(如机动性的大大增加,地形障碍重要性的下降,前后方区别的模糊等)的考察,创立了新的"空权论"。这揭示了大国竞争的新基石。美国和苏联空中力量的不断增强,是这一阶段最前沿的战略认知与实践结果。推导可知,21世纪各国的综合国力竞赛,将在更高、更大、更深的地球空间展开,深海、大洋、极地或外空等,将呈现领土主权延伸和大国实力拓展的新疆域。

   在另一方向,观察世界能源开发的不同途径与思路,亦可以发现,尽管工业革命至今,以煤炭、石油、铁矿石、铜矿石为代表的天然矿石资源,一直是各国发展的主要能源动力,然而新趋势已显现,即核能、风能、水利、电池板、潮汐能、太阳能等清洁和可再生的动力源,在开发利用方面有更值得重视的远景。换句话说,从中长期角度观察,不论大小国家,只要率先掌握高效和便于储存的可再生能源,就有可能在综合国力的较量中占据有利位置。不难理解,为何美国已故总统肯尼迪宣称,谁占据了高边疆,谁就控制了地球和宇宙[1]。

   按照历史启示,在和平发展的新阶段上,中国应有总体的设计与布局,建设对中国有利的、外部接纳的、适合时代特点的"高边疆"。至少应包括以下几方面:

   首先,深耕海洋边疆,加大海洋权益保障。传统上,中国是一个陆地大国,"黄土文明"意识长期起支配性影响,带来深远后果,例如中国军队里陆军占有主导位置,国民生产总值里海洋收益很小,国民海洋意识相对淡漠。它们部分解释了为何近年来南海困境、东海争端、黄海麻烦,成了困扰中国巨人成长的根源。说到底,当中国开始走向新大国的"高边疆"时,不仅要面对传统海洋国家的干扰与束缚,更要正视自身的各种不适应与落后面。这要求对"蓝色国土"有更多的共识,在海洋经济方面要有更多的开发手段,在海军、空军等高科技的远投兵种方面要有更大投入,在海洋法、海洋多样性保护、海洋方面的非传统威胁、海洋领域的国际合作方面要有更大的重视。中国巨人适应和驾驭海洋国际关系之日,便是这个新兴大国立足站稳全球高地之时。

   其次,深化极地探测,包括建设性介入北极开发。经过改革开放、特别是新世纪以来的努力,中国在南极已成为积极的参与方,南极科考成为中国科学家提升"高边疆"开拓能力的重要领域之一。然而,中国在北极仍是一个缺席者,发言权甚少。往未来看,中国并不一定要获得与美俄加及北欧国家完全相同的主权权利,而要努力变成一个战略伙伴,在北极能源勘探开采方面,在北极航线与空域合理利用方面,在防止北极成为军事冲突地域的国际制度制订方面,有中国的声音并且开展多种先期研究。从目前形势看,北极可能是21世纪中叶新的科技制高点,是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一个地区。这方面中国需要积累多种智慧与能力。

   再次是外层空间的和平利用。外空的开发有类似北极的性质,目前美国、俄罗斯和欧盟占据优势,下了许多先手棋,尤其是外空规则上做了谋划。中国是最近十几年才逐步"挤入"这一范围,而且主要是通过军事现代化步骤(如运载工具和航天器的研发、反导卫星的试验等)。必须看到,中国目前的规则制订权很少,话语权是空白,当中国尝试做美俄同样在做的事情时常常受到质疑。往长远看,中国不能没有对空间法特别是外空法律的参与和倡议,不能没有替自身也替多数国家谋权益的战略;军队不能始终只做不说,国际关系学界不能不开辟外空国际关系及法律的专项研究。期待经过数年乃至十数年的改进,中国能在外空这片"高边疆"拓展一方天地,提供有竞争性的项目、制度和产品。

   最后是物理学意义上"高边疆"的探索,特别是新材料新能源领域的技术成长。必须看到,中国相对其他大国尤其是欧美日发达国家,迄今为止数量、规模方面的追赶比较迅速,而质量方面的差距依然很大,在新材料(如特种钢)、新能源(如核能商用)和新工艺(如航天器外表工艺)的问题就是典型。往坏处想,这些领域若无大力改进,中国就只能停留在诸大国产业产品的链条低端环节,并且经常受制于人。美国对中国实施高科技进口限制,欧盟对中国实行武器禁运,日本严格控制稀土半成品之核心技术的外流,都证明中国开发和掌握核心技术的紧迫性。这也要求中国改变以往那种重规模、重速度、重数量的做法,把新阶段发展的重点真正转移到重质量、重品格、重"高边疆"的方向。

   中国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

   国际公共产品是一个国家提供给其他国家,特别是国际社会共同使用的资源、制度、物品和设施,比如联合国会费、国际气候制度、世界粮农组织所需的救灾物品、国际水域水道上的灯塔航标之类。不论从什么角度讲,中国都应当加大这方面的投入,把它们作为扩大影响力、改善形象、争取人心的杠杆。而增加中国特色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有许多新的要求。

   首先,要适当调整目前这种延续了30年左右的以商务部门主导、以市场交换原则为标准的援外体制,改为经济政治外交安全各领域统筹、层级更高和更有权威的新体制。其次,除了传统商务外援,应增加战略外援和公共产品两类范畴:前者指符合中国重大安全利益和军事目标的对外援助,将主要用于中国的全球利益和战略布局:后者指用于国际社会集体使用的产品或项目及公约,它们更多提供给联合国等有公信力的国际组织和机构,如中国维和部队的提供及其维和基地的建设,团中央组织的赴外中国青年志愿者计划,中国提交联合国和国际组织的会费,保护公海多样性和极地生态的各种倡议等等。战略外援与公共产品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有区别又互相增强的一对范畴。它们的关系在中国对外关系的作用,需要系统深入的研讨。至少在笔者看来,过去几十年的对外援助里,商务合同份额过大,而战略外援尤其是公共产品的比例太小,今后应逐步调整,有所改变。

   中国在新阶段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似可考虑以下方面:第一,在向外空、极地、深海这些典型的"高边疆"进发的同时,不止是器物层面有更多的海军舰艇、海洋勘探船只、极地探险队伍和外空军事手段,更要主动提出为全人类着想的和平合作公约与多赢方案,建造国际水域的"灯塔",并积极充当国际范围的"救火队"和"救生员"。第二,着眼保护海上通道畅通和能源外部供应安全问题,中国应当积极与国际海洋法相关机构合作,熟悉预防油轮泄漏和海洋生物多样性的规则与制度安排,力所能及地提供一定资金和技术援助,同时加大打击海盗和防范海洋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力度。第三,像近年来设立的非洲事务专员、东盟事务大使、中东问题特使、气候问题特别代表等有效做法那样,中国应当在未来几年派遣更多的特使到周边和世界热点地区,把中国外交"不树敌"、善交朋友和耐心细致的优良传统发扬光大,让各国和国际社会感受到一个新兴大国带来的好处。中国外交特使安排应当制度化并有更大投入和人员配置。第四,总结过去行之有效的做法和安排,加大宣传力度和投入,这方面有在非洲的农业示范项目、海外服务志愿者项目、联合国维和部队培训等。这些做法和项目是中国和平发展的名片,是展示中国善意的抓手。第五,改变国际上一种不良的看法,即中国只是一个"跛足巨人"(一种在经济贸易能源等方面有能力,但政治安全人文领域无吸引力甚至令人害怕的形象),花大气力培养第三世界国家的各类人才,为一些急需的穷国减免债务和提供开发方案。

   做到这一切,并非外交部门自身所能及,除了外交转型和变革持续发展之外,总体的政治考虑、战略规划、部门协调是不可少的。无论如何,在相互依存的现时代,一个大国如果没有广阔的"高边疆",不能提供一定的国际公共产品,是不可能在全球高地站稳的,即便短暂形成崛起气象也无法持续。在这点上中国无法例外,必须想明白这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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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张容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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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当代世界》(京)2012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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