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勇:酷刑与公利主义——一个伦理学的分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89 次 更新时间:2015-02-02 18:5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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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勇 (进入专栏)  
研究死刑的学者围绕预防论和报应论展开争论,例如,有些试图证明死刑对潜在的罪犯有威慑功能,有些则认为任何经验事实都不能证明死刑对潜在的罪犯有威慑功能,相反,死刑可能因渲染屠杀气氛反倒刺激犯罪。[19]可是,问题在于,无论是杀一儆百,还是杀人偿命,都是以公利主义道德为基础的,也就是说,国家可以按照设计好的程序,通过剥夺人的生命来满足预设或认知的公共利益或大多数人的利益。只要杀死罪犯有利于社会功利,死刑就是合乎道德的。20世纪90年代涉及死刑的两次公民法律意识调查显示,我国大多数公民是赞成死刑的,而且,有相当数量的公民认为,死刑使用得还不够,要“加大力度”[20]。也就是说,公利主义道德原则在我国被广泛接受,已经具备深厚的社会基础。在此情况下,主张削减乃至废除死刑的学者试图通过批判预防论来使人们怀疑死刑对于预防犯罪的功能,不过是想告诉人们:“杀死罪犯,并不能预防犯罪,因此,并不能带来多大的社会功利”。那么,按照这样的逻辑,倘若能够发现比死刑更有威慑力的手段,只要符合社会公共利益,也是可以采用的。这岂非缘木求鱼?

   正如酷刑的逻辑与战争的逻辑是一样的,酷刑的逻辑与死刑的逻辑也是一样的。死刑的逻辑之不同于酷刑,不过在于它还有强烈的报复因素。前面说到,死刑是最严重的酷刑。这个说法,丝毫不意味着死刑的公利主义根基更为深厚,或者,更不道德。在秉承公利主义这一点上,死刑和酷刑是完全一致的,它们都是通过给受刑人施加痛苦来满足假想的社会利益。可是,倘若死刑是最严重的酷刑,那么,为什么现代刑法要废除酷刑,偏偏保留死刑呢?欧盟十五国在近代革命后便纷纷废除了酷刑,只是近些年来才废除死刑。这似乎是一个难解的谜。

   其实,“死刑是最严重的酷刑”,这个说法既对也不对。假如人活得长是绝对价值,假如死的痛苦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大于活的痛苦,那么,死亡比起伤害,当然是最严重的酷刑了。可是,假如人的尊严不取决于其生命短长,而在于其人格是否受到尊重;假如人的快乐与痛苦不取决于单纯活着,而取决于怎样活着;假如死亡就像许多宗教或部族信仰里所认识的那样,被看作对现世痛苦的解脱,或者因为某种光荣的使命,被看作现世人生的升华,那么,不人道的、有辱人格的肉体与精神伤害比起死亡,恐怕就得算最严重的酷刑了。

   当然,这样的解释,还是不能够回答,为什么现代刑法废除酷刑却保留死刑,为什么反对酷刑的人们却拥护死刑。可能的答案是,因为酷刑要比死刑带来更少的社会功利[21]。就像许多反对酷刑者经常申辩的那样,对犯罪嫌疑人施用酷刑,既不能有效地预防犯罪,又往往造成冤假错案;既影响治理效能,又落下坏名声。可是,问题恰恰在于,一旦在某种特定的场境里,施用酷刑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能够带来较大的社会功利,而且,既能有效地预防特定的犯罪,又肯定不会造成冤假错案时,为什么不能偶尔为之呢?为什么不能给施用酷刑的执法官员以必要的理解和宽宥呢?

   这正是酷刑在法律上已然禁止但在实践中禁绝不了的关键之所在。

  

   四、酷刑与人类的情感、道德和制度

  

   (一)酷刑的情感色彩和伦理粉饰

   支持酷刑的,不是法律制度,而是公利主义。法律上可以禁绝酷刑,但只要公利主义盛行,酷刑便会至少半合法地存在。支持公利主义的,不是单纯的利害计较,而是某种道德热情和正义观念。执法官员可以不为一己之私而施用酷刑,但可能出于某种道德热情和正义观念而施用酷刑。酷刑的公利主义逻辑,在许多场合,并不以单纯的、表面化的功利计较为表现形式,而是通常以堂而皇之的道德热情、社会正义为表现形式。有一件让我随着年岁增长越来越清晰的童年往事。大约小学二、三年级时,与我同座的一个叫梅子的女孩,在放学路上一起围观被批斗的坏分子,她用别红小兵臂章的别针扎一个坏分子光着的小腿,腿上冒出小血点后,还嘻嘻哈哈地问其他同学:“谁敢来?”我记不清那时坏分子的表情,但清楚地记得这位漂亮的小姑娘当时一脸自豪和在一旁的语文老师的一脸茫然。包括我在内的其他的小朋友不敢上去“来”一下,不知是因为胆子小,还是天生的恻隐之心,但是,无人会怀疑其中的铁一般坚硬的逻辑:对敌人的残暴就是对自家人的爱护,对敌狠就是对友亲,因此,在那样的场合下,是无人敢于挺身而出来反对“来一下”的。

   在历史上,酷刑都是在信仰、理想、真理和正义的旗帜下所为的粗鲁、凶狠、野蛮和残暴。野蛮的仪式是为了祭典信念,宗教裁判所的火刑是为了维护宗教真理。偏执的信仰使人性之恶披上真理和正义的面纱。在许多场合,人们通过对“敌人”施用酷刑,表达自己的政治热情,宣泄某种近似宗教的情感,尤其是在缺乏合格的宗教环境和法治环境的情况下,这种热情的表达和情感的宣泄必定采取可怕的方式。

  

   (二) 反酷刑的逻辑

   有意思的是,反对酷刑的人们,也同样怀抱浓厚的政治热情乃至宗教情感。酷刑有酷刑的逻辑,反酷刑也有反酷刑的逻辑。那么,反酷刑的逻辑比酷刑的逻辑更有力量吗?

   彻底的反酷刑逻辑,主要有三个支撑点。首要的支撑点是人类的内心直觉,也就是人之作为人对自己同类所遭受的痛苦与不幸的天然同情与不忍。孟子说的人人皆备的“恻隐之心”[22],便是这样的直觉。这是人类平等、博爱和自由的最为根本、最为永恒的支撑点。在历史上,这种不依靠经验论证的人类内心直觉在儒学、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主要的文化形态里有不同的表述方式。它把一切虐待人、能为地折磨人、贬低人的行为宣布为“不人道”,曾经为反对奴隶制、酷刑和其他不人道待遇提供了雄厚的道德力量,也为鱼龙混杂、薰莸同器的人类政治与学术提供了激浊扬清的不竭源泉。

   另一个支撑点比较理论化,主要是启蒙运动以来的自由主义哲学,以康德主义为代表。按照康德主义,每个人是他们自身的目的,他们不能被单纯地作为达到他人或被称作社会的“虚构”实体的目的的手段,因此,正义的伦理问题总是优于功利或福利的伦理问题,正义和个人权利,而非结果主义的考量,才是价值的主要焦点。康德主义与公利主义的论争构成了最近几百年来政治哲学的一个耀眼亮点。

   第三个支撑点是人权,它借助权利语言把人之作为人都应当具备的要求、利益、资格和权力宣布为不可让渡、不可剥夺、不可侵犯的,并且让公共权力承担起予以保护的法律责任和义务。这种维护人的尊严和价值的制度化诉求造就了自北美独立战争和法国革命以来的一系列人权法律文书,尤其是20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包括反酷刑公约在内的一系列国际人权公约。

   依据反酷刑的逻辑,酷刑被视为对个人权利和尊严的可耻而邪恶的践踏,是违反人类本性的罪孽。反酷刑逻辑的道德说服力,也是可以获得经验支持的。例如,即便刑讯逼供有时侯是为了公共利益,但是,由于刑讯是以造成极度痛苦的方式显示权威的力量,使得受刑者因胆怯、崩溃而服从,或者,以造成极度痛苦的方式造成极度的恐惧,使得受刑人因本能地期望中止痛苦或不再加重痛苦而作出违心的选择,所以,这样的服从或选择可能会给自己带来更大的痛苦,尤其是心灵的、长久的痛苦。在此意义上,酷刑构成了对受刑人的尊严和自由的严重侵辱。同时,由于酷刑是集体的施虐,尽管施用酷刑的官员自以为代表国家或阶级,肩负某种神圣使命,完全消解了自我,但毕竟是违背人类对同类的道德直觉或恻隐之心而为残忍、不人道的行为,从而,必定对施刑人本身构成或许更深刻、更长久的伤害。酷刑的伦理是施虐的伦理,施用酷刑,不仅会导致施虐者品德的败坏与恶劣,而且会导致观虐者品德的败坏与恶劣,乃至形成受虐、施虐、观虐的制度性共谋,所谓“嫌疑人不打不招”、“警察不打手发痒”、“观众不见打不解恨”是也。在上述意义上,酷刑不仅损害受刑人之作为人的尊严和自由,而且损害施刑人乃至观刑人之作为人的尊严和自由;不仅荼毒受刑人,而且荼毒施刑人、观刑人;不仅破坏人权原则和法律制度,而且毒害整个社会的道德风气。

   由是,即便酷刑对社会有利,也在道德上是不正当的。倘若因为社会功利的计较而允许酷刑存在或变相存在,为一时的、表面或政治性的社会功利而牺牲个人的尊严和自由,宽宥每个人对自己的同类在任何时候都应当承担的作为同类而相互尊重和保护的责任,无异于饮鸩止渴。该社会的道德和制度将因此蒙受长久的损害,乃至不治而亡。

  

   (三) 我们能做什么?

   我在一篇关于死刑的文章末尾曾写道:“死刑旨在剥夺人的生命。惟有新的伦理与制度,方能剥夺死刑的生命”[23]。这句话搬来这里聊作尾语,也是恰当的。不过,我要进一步说,惟有完全以每个人的尊严和自由为优先价值的伦理和制度,才能够禁绝酷刑。

   从酷刑的逻辑,我们看到的远远不止酷刑本身。我们看到的是,迄今为止的人类道德原则和制度安排在很大程度上受公利主义逻辑的支配。从根本上讲,人权是反对公利主义,支持人类对自己同类的道德直觉,支持孟子所谓“恻隐之心”的。在现阶段,我们针对“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24]的伦理和制度,把人的无上尊严和自由借用权利语言表述为“人权”[25],并期望通过人权公约和机制来抵抗对每个人的尊严和自由的侵渎。这是人类的一项伟大成就。人权的价值,在于把人类的道德自觉转换为制度原则,从而,既对抗制度性的不自觉,又进一步启发人类的道德自觉。

   倡导人权,不是要反对社会功利,也不是要把公共利益与个人权利绝对对立起来。我们应当通过对酷刑逻辑的分析,对迄今仍然支配我们现实生活中的伦理和制度的公利主义做一个批判性的反省,并通过这种反省,认真思考这样的问题:我们对同类究竟要负什么样的道德责任?我们应负的道德责任由什么来衡量?每个人怎样决定自己的道德责任?是主要靠对行为结果的计较,还是主要靠其他?法律在识别、确定和履行道德责任时应当起什么样的作用?进而,我们还要探讨,如何谋求一种更为精致而人道的正义?例如,如何在中国的场境里布设罗尔斯所说的那样一种正义的基本结构(basic structure),一种背景正义(background justice)[26]?如何重新界定“公共利益”?如何在面对冲突时,既维护大多数人的权利和利益,又能够保证少数人的权利和自由、尤其是弱者的利益和要求相对优先地获得满足?

解决这些问题,比单纯地借助人权原则和机制来遏制酷刑,要重要得多。从酷刑的历史和现实,我们观察到的,不仅仅是人的性恶还是性善的问题,而且是人类伦理与制度的性恶还是性善的问题。在公利主义占据主导,仍然以战争作为解决纠纷的重要甚至还不是最后手段的时候,人类的伦理与制度还充满着恶,人类文明的整体水平还十分低下。这种状况,是对启蒙运动以来人类理性主义和与此相关的浪漫主义、欧洲文化中心主义的绝大嘲讽。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对人权公约和机制的功能表示过分的乐观。既然战争的逻辑与酷刑的逻辑是一样的,那么,和呼吁反对战争、优待战俘一样,要求执法官员不得对犯罪嫌疑人使用酷刑,不得刑讯逼供,对于改进整个人类文明的意义和作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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