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勇:酷刑与公利主义——一个伦理学的分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87 次 更新时间:2015-02-02 18:53:53

进入专题: 酷刑   公利主义  

夏勇 (进入专栏)  
它是一些哲学家企图靠诉诸经验而非诉诸内心直觉或一系列颇成问题的义务来获得从道德上评估行为的一种便捷方法。相当于我们经常说的,“让结果说话”、“靠事实证明”、“通过实践检验”。结果主义主张,一种行为,只有其结果较为有利时才能说在道德上是正当的。因此,正确的道德行为只能通过对行为结果的利益成本分析来决定。结果主义要求,我们既要计算行为的好结果,也要计算行为的坏结果,从而确定整个好结果是否超出整个坏结果。倘若好结果大一些,那么,行为就在道德上是恰当的。结果主义理论又被称作客观目的论(teleological theories),认为行为的最终后果是道德上的唯一决定因素。大致说来,结果主义有三种基本形态,一是伦理上的利己主义(Ethical Egoism),主张只有行为的结果对行为者较为有利时,才具有道德正当性;二是伦理上的利他主义(Ethical Altruism),认为只有行为的结果对除行为者外的其他每个人都较为有利时,才具有道德正当性;三是公利主义(Utilitarianism),它把法律、道德看做一种公利衡量体系,一种交易规则体系,认为只有行为的结果对所有的人都有利时,才具有道德正当性。这三种观点的主张者通常靠诉诸某种人类天性来捍卫他们的理论。伦理利己主义者诉诸动机的心理学原则,被称作心理学利己主义(psychological egoism)。心理学利己主义声称,人类的一切行为,无一例外地都是绝对由自私自利的利益动机所支配的,这是不可改变的人类本性事实。利己主义者进而争辩说,道德义务必须限制在我们人类特质所允许的范围内,我们不能被期待去做超出我们自身能力的事情。因此,他们的结论是,既然唯有伦理利己主义承认我们完全自私自利的动机,那么,它就是道德评判的唯一可能的标准。但是,伦理利他主义同样也诉诸人类本性。利他主义者拒绝心理学利己主义,主张人类在天性上是仁慈的。天性的仁慈是我们人类本性的特征,该特征是利他主义道德义务的基础。最后,公利主义是我们的自私自利和专门利人的理想之间的一个调和。公利主义有多种流派。[7]许多公利主义者认为,我们的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是缠绕在一起的,所以,我们在追逐自我利益的同时,也在追逐其他人的利益。约翰·司图亚特·密尔也认为,尽管人类是自私的,但是,我们还是具有对团结的天然情感,这样的天然情感有助于扩展我们的私人利益。

   遗憾的是,所有这些诉诸天然动机的努力都失败了,因为我们无法从经验上证立人类在天性上究竟是自私的,还是仁慈的,抑或两者的某种混合。从常识上看,伦理利己主义似乎有很大的麻烦,因为按照伦理利己主义,说谎、偷窃甚至杀人,只要对行为者有利,并且他未被逮住,就是在道德上可允许的。这显然与我们所说的“道德”概念相悖。伦理利他主义的问题在于不切实际,因为大多数人相信至少在某些事情上应当考虑自己的利益。适当照顾个人利益,为自己的利益而斗争,是符合人类的普遍道德的。

  

   (三) 公利主义借公共利益的名义侵犯个人权利和自由

   在这里,我们应当着重关注的是,作为一种学说,公利主义的重要意义,不仅仅存在于它从所谓普遍有利的结果的角度对人类行为、政治与社会政策作出一般估价,而且在于它解释结果的特殊方式。它设定,社会大多有一种“公利功能”,这种功能是可观察、可测量的,并且由个人功利功能的总和构成。尽管公利主义预设了个人主义的前提,但是,它还是导致了把社会作为整体的集体主义价值判断。我们被告知,社会的价值标准是公利,或者,是最大数量的最大幸福(the Greatest Happiness of the Greatest Number),但是,正如我们经常观察到的,至少有两种解释,我们是要尽可能把幸福的总量最大化,即简单地“把蛋糕做大”,还是按照让最大多数人能够享受到方式来分配幸福[8]?究竟有多少人真正享受幸福?围绕这两个问题,公利主义尽管在当代有一些变化或修改,但它仍然遭到强烈反对,因为它从公利的产出角度只关心结果,它抹去了我们的道德和政治语汇里的一些重要因素,这就是平等、正义和权利。

   在刑事法律方面,公利主义为威慑理论奠定了基础。在逻辑上,公利主义无法面对这样的问题:倘若其他人能够被有效地威慑住而不敢实施犯罪,公利主义的刑罚威慑理论会惩罚无辜的人吗?根据公利能够被计算的假设,如果奴隶主的满足大于奴隶的痛苦,公利主义会允许奴隶制吗?

   历史上有许多罪行都是在公利主义的旗号下犯下的,例如,以公共利益的名义准许酷刑或奴隶制,因为只要这种行为的有利大于不利,而且对多数人有利,就是道德的。正因如此,罗尔斯曾指出,公利主义原则使正义所保障的权利受制于社会利益的计算,这样的计算是对“个人分际”的破毁[9]。对曼哈顿岛上的炸弹嫌疑人施用酷刑,为的是挽救多数人的生命;在阿富汗狂轰滥炸的借口是,不消灭拉登和塔力班,整个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都不太平。这是典型的以公共利益为由公然采取残暴的行为。在这里,酷刑的所谓功能和战争一样,不仅仅是威慑潜在的罪犯,而且是防止罪恶,是拯救众生[10]。不过,当我们考虑那些成为炮火下冤魂的无辜平民或蒙受酷刑残害的人们时,便不难发现,实际上,这是一种公利主义掩盖下的利己主义。

   我们这里所说的酷刑,或者,为人权公约所禁止的酷刑,主要是一种公务行为。也就是说,酷刑是否合法,它都是国家机关及其人员在执行公务时的一种行为,而不是私人的复仇与妄为;是国家暴力,不是个人复仇。正是这样一种“公”的性质,使得酷刑能够借助公利主义的道德获得宽宥乃至纵容。在公利主义者看来,酷刑无非是通过选择痛苦、放任罪恶来谋求社会功利。

  

   三、酷刑与中国

  

   (一)古代中国酷刑的特色

   在中国古代,虽然以儒家为主流的政治哲学讲究仁者爱人,提倡慎刑,但还是和其他国家古代的情形一样,把酷刑作为一种合法的惩罚措施和逼供手段。中国古代酷刑与西方古代和中世纪酷刑相比,较少宗教色彩[11]。这是一个特色。中国古代的酷刑主要是肉刑,它的目标和过程都直接指向肉体的痛楚。肉刑自汉代开始缓减,至清末法制改革废除。另一个特色是,诉讼过程中大量存在今天看来应当算作酷刑的一些程序方法,如,在审判官面前,两造都得下跪,这个待遇其实和做臣子的在皇帝面前的待遇是差不多的,可是,倘若按当今的反酷刑公约,便算得上酷刑了;又如,犯罪嫌疑人收监时往往不分青红皂白,先打一顿“杀威棒”,尽管有武松那样的好汉具备自讨杀威棒的英雄气概[12],这样的做法,却是当今的人权公约绝对禁止的。

  

   (二)现代中国废除了酷刑,但没有触动公利主义逻辑

   清末法制改革时,沈家本《删除律例内重法摺》提议首先删除的刑罚,除了缘坐外,都是现代意义的酷刑,即凌迟、枭首、戮尸、刺字。然而,删除酷刑的最重要的理由,不过是,“中国之重法,西人每訾为不仁,其旅居中国者皆藉口於此不受中国之约束”。[13]显然,在这里,废除肉刑是为了符合所谓世界文明潮流,用今天的话说,是为了“与国际接轨”。它没有,也不可能解决本文提出的问题:为了维护多数人的利益,或者,为了使多数人的利益最大化,能不能在必要的时候使用酷刑?

   走过20世纪,中国法律里的酷刑已经被剔除得很干净了。尤其是1996年的《刑事诉讼法》修改,确立了无罪推定原则,进一步消除了可能导致酷刑的程序因素[14]。接下来的《证据法》制定,正在继续这种努力,例如建立关于排除非法证据的原则与机制[15]。但是,所有这些努力,都只能完善关于遏制酷刑的制度设计,未能终结、哪怕触及酷刑的逻辑。在讨论确立无罪推定原则和排除非法证据的过程中,占据主导的观点,一是从与国际接轨的角度来论证。具体理由主要是,人权国际公约已经规定无罪推定,此为国际趋势、历史潮流;中国政府历来重视保障人权,应当弥补此一缺憾;中国已经签署国际人权两公约,要加入和实施人权公约,必须要在制度上及早改革,在法律上明确像沉默权一类的权利,以便在国际斗争中赢得主动。二是从案件正义的角度来论证。主要理由基本上出自对经验事实的总结,如,无罪推定既有助于保护犯罪嫌疑人的诸多合法权利不受侵犯,也有利于提高刑事侦察和诉讼工作的水平;许多历史事实证明,刑讯逼供容易造成冤案,是不科学的取证方法;不能依赖口供,把口供作为最可靠的定案依据。[16]

   坦率地讲,以上的论证,都是对的,但不够充分,不够彻底,因为它们不曾触动公利主义逻辑,相反,倒是在不少方面强化了公利主义逻辑。这些论证还是不能回答这样的问题:当莱文教授假设的类似9·11事件的情况出现时,能不能对嫌疑人施用酷刑?或者,我们假设一种较为常见的情况:为了获得重要的破案线索或定罪证据,从而剿灭一个犯罪集团,能否对其中已经被捕的成员使用酷刑?或者,再进一步,我们假设一个更为常见的情况:一个臭名昭著、心狠手辣并且杀过几名警察的连环强奸杀人案犯在作案时被当场抓获,倘若警察基于义愤或为了对围观者以儆效尤而对他施与拳脚,或者在这个犯罪事实已经明确无误的所谓“犯罪嫌疑人”拒不认罪时,警察施用饥渴、“车轮战”审讯等办法予以惩罚,民众应该对这样的为人权公约所禁止的酷刑给予宽宥吗?

   我想,就这三种情形作出明确的回答,是不大容易的。在第一种情形下,可能有90%以上的人同意使用酷刑,因为,这样使用酷刑,毕竟要比为了捕获嫌疑人本·拉登而发动战争要好些。在第二种情形下,可能有90%以上的人在公共场合,尤其是联合国人权会议和欧盟与中国、美国与中国人权对话那样的场合,对执法人员施用酷刑口诛笔伐,但是,在私下,也可能有90%以上的人赞同执法人员的做法,就像他们欣赏好莱坞匪警片里的类似情节那样,因为剿灭犯罪集团符合公共利益,而且,警察对嫌疑人施以拳脚或以不人道的方式予以惩罚,也不是为了自己的一己之私。在第三种情形下,可能有99%的人表示反对,但是,在内心深处,恐怕有不低于50%的人对警察的行为表示“可以理解”,并愿意予以宽宥的。

   施用酷刑的具体情形,当然远比以上假设的三种情形丰富多彩。不过,从上述有限的情形里,我们足以看到,酷刑的背后,有何等强大的公利主义道德支撑!

   翻阅中国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有关刑讯逼供的文件和讨论,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是党和国家领导人,还是学者和普通老百姓,都对刑讯逼供、对酷刑深恶痛绝。这在很大程度上出自人们对“文革”时期的刑讯迫害、冤假错案记忆犹新[17],心有余悸,并非出自对公利主义逻辑的反省和批判。正是由于这种反省和批判的缺位,在确信“刀把子”已经掌握在好人手里,或者掌握在广大人民手里的时候,便容易出现公权者尤其是执法人员在公共利益的名义下施用酷刑。如前所述,施用酷刑在本质上乃是公权者的行为,是“假公济公”,甚至是“假私济公”[18],而非假公济私。

  

   (三)死刑的拥护者会反对酷刑吗?

近年来,没有关于中国公民对酷刑看法的民意调查,但是,关于死刑的调查是可资佐证的。我们知道,死刑通常被看作“最严重的酷刑”"。死刑的基础,一是预防论,即通过死刑来预防犯罪,杀一儆百;二是报应论,即通过死刑来惩罚罪犯,满足杀人偿命的报应观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夏勇 的专栏     进入专题: 酷刑   公利主义  

本文责编:zhenyu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法学 > 理论法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83445.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3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19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易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