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勇:舍法求法与媒体正义

——从敬一丹的《声音》说起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51 次 更新时间:2015-02-02 16:4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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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勇  

   一、主持人与主审官

   二、舍法求法与天然权利

   三、力量与威望

   四、道德责任与职业分工

  

   《声音》是敬一丹的一本书。书里的"声音",由数以万计"看也不忍,不看也不忍"(页2)的观众来信汇成。来信大约集中在1997年至1998年间。那时,敬一丹主持的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和《东方时空》节目火爆空前,用该书编辑的话说,"她是全国被寄予希望最多的一个记者。"(页381)这样一位记者,从原本无声的来信里读出"声音",又把同样无声的文字变成"声音"出版,让我们阅读,的确不同寻常。那么,我们能从中读出什么呢?

一、主持人与主审官

   书的副标题,是"一个电视人与观众的对话"。看封面,在观众熟悉的玉照上,印的头衔是"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东方时空》主持人"。可是,阅读时,我总要提醒自己:我读的不是法官的审判手记,也不是检察官的公诉日志,更不是信访官员的流水账,而是一位新闻记者的工作手记,准确地讲,是一位电视节目主持人的近乎流水账的工作手记。

   全书十章,以观众来信为主,夹叙夹议,分述"农村"、"教育"、"法治"、"国企"、"市场"、"环境"、"社会"、"家庭"、"贫困"、"真情",末了,附录观众来信的统计分析。有意思的是,这十个方面的问题,大多数不单从法治原则,还更多地是从具体的执法、司法的角度来切入和叙述的。例如,"农村篇"叙述基层组织涣散、村霸横行、农民负担;"教育篇"涉及义务教育、儿童权利、学生学费、教师工资;"国企篇"讨论下岗、亏损、贪污、超时工作、劳动保护;"市场篇"关注消费者权益尤其是打假;"环境篇"论列水、噪音和空气污染、砍伐森林、捕杀动物、地方保护主义;"社会篇"历数嫖、赌、葬、骗、医疗责任、养二奶、乱罚款、乱收费、乱征税;"家庭篇"围绕包办婚姻、家庭暴力、儿童抚养、拐卖妇女、虐待儿童;"贫困篇"触及儿童失学、扶贫。名称很响亮的"法治篇",讲述的不过是腐败、贪污、徇私舞弊、违法不究、执法犯法。这大概反映了对法治的一种大众化理解。

   各篇基本上一个套路:先根据来信的控诉,叙述所控事由,后根据政策、法律或道义做出判断,再做出评议,或指出本该由哪个部门或地方来处理、本该如何处理。我想,作者的自我感觉,恐怕不是电视节目的主持人,倒有些像坐堂问案的主审法官。

   人的社会角色是多种多样的。法官可以脱下法袍,兼做电视明星,甚至兼做党务官员、立法官员,记者为什么就不能关起门来,在自己的书桌边或者在演播室里坐堂批阅,凭着良知和常识,做一回判官呢?如此"私设公堂",倒是比公设私堂要强出许多。实际上,这是设私堂问公案,公坐私堂,而非设公堂问私案,私坐公堂。在中国历史上,喜欢问案的文人不在少数。除了当上衙门老爷的入仕文人外,那些没有坐堂资格的文人,也常常借案前笔墨,弄咫牍烟云,唤人间正义。林蒙初"两拍"、冯梦龙"三言"里的每个案子,除了衙门的官判,大多还有作者自己在篇首篇尾写的或诗或词的裁判。有时侯,即便在讲述案件的中间,作者也按捺不住跳将出来,循着伦理、法理先判一回。汤显祖的戏剧更是明目张胆鞭挞司法黑暗、为窦娥们鸣冤叫屈。《红楼梦》里,刚刚补授金陵应天府的贾雨村看了门子递上的《护官符》,便黑起心来徇情枉法,雪芹的梦幻之笔不也为死于薛公子暴虐的冯渊喊了几声冤么("冯渊"者,"逢冤"也)!

   文人们的"词判",未尝不比衙门的判词出彩许多,也公正许多。这类文墨正义,属于民间正义,几千年来,遍及野史、杂记、小说、戏剧。在那个时代,虽没有报纸、电视和广播,但有竹简、石刻、印拓以及坊间流传的书藉、手稿来传播思想和信息。倘若把这些传播手段也称作媒体,那么,文墨正义大概就算得上最早的"媒体正义"了。我们要注意的是,这类"媒体正义",不过是事后说几句公道话,喊几声冤罢了,与当代的媒体正义却是大相径庭的。

   英语有个词,"trialbymedia",译"媒体审判",可以说,是典型的现代版媒体正义。所谓媒体审判,不是真的请记者做法官或陪审员来坐堂问案,而是指新闻媒体在案发后审判前做相关的案件报道时,通过或明或暗的手法指陈案件事实和是非曲直,形成公共舆论,造成舆论压力,从而左右司法裁判。一个案子,在法官判决前就已经让媒体先行下判了,而且判得头头是道,家喻户晓,陪审员和法官还如何去判呢?前些年沸沸扬扬的美国辛普狲案之得失,大都与媒体的角色密切相关。在该案陪审的关键阶段,有些媒体还煞费苦心地在辛普狲照片的肤色浓淡上大做文章,暗示审判结果与敏感的种族问题相关联。正因为这样,为了保证司法公正,保护涉案当事人受到公平审判的权利,许多国家都制定了关于限制媒体报道未审结案件的办法,严格禁止审判前关于案件事实和当事人罪与非罪的报道。自由惯了的媒体若仍然一意孤行,于法院可能构成"藐视法庭罪",于当事人可能构成诽谤、诬陷和其他名誉侵权。由是,媒体与司法的关系,遂成专门学问。其中,既涉及无冕之王的权威与司法权威之间微妙的政治关系,又涉及媒体的新闻自由权利与当事人的公平审判权利之间的利害冲突,还涉及民众的知情权、信息自由权与当事人的隐私权、政府的保密权之间复杂的权利义务纠葛。

   当代中国的媒体正义,有自己的特色。除了传统的文墨正义和西方式的"媒体审判",它更多地是要求新闻媒体在舆论监督的名义下直接干预或影响司法过程。这样的要求,不是对作为社会职业的大众媒体的要求,而是要求记者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和影响力去做法官、律师们应当做的事情,从而换取司法公正。许多愿做"人民喉舌"、激情燃烧的记者,也乐此不疲。记得数年前北京某报社有一位生就一副帕瓦罗蒂式正义面孔的记者朋友,就曾屡因打抱不平而惹得一身新闻官司,几近焦头烂耳。敬一丹收到的成千上万的观众来信,恐怕绝大多数不光是要她说句公道话,而是请求她利用"焦点访谈"和"东方时空"节目和作为主持人的声誉和威望,通过在媒体上披露事件、或向有关部门转呈来信、甚或直接打招呼、找熟人,来影响相关的司法过程和行政过程,使问题获致解决。一丹聪明。她以《声音》一书,既答复了盼星星盼月亮的观众们,又议论了案件的是非曲直,还责问了相关的公权者,包括法律界。

   在唯一没有直接讲述法律故事的"真情篇"里,敬一丹发出这样一声责问:许多老百姓遇到法律纠纷时为什么不找政府、不诉诸法律而偏要找记者?她写道:

   这样的信,每天都能看到很多封。这些事,不是都该有地方管吗?教育部门管上学的事,福利部门管救济的事,经济法庭管官司的事――然而,为什么弄来弄去,都把希望寄托在电视台的一个节目上呢?

   甚至有不少农民与律师一起找到了电视台,倾诉不平,寻求公道。我问过了农民又问律师:为什么不走法律程序而找电视台呢?律师的回答出乎我的意料:我觉得舆论比法律有力量。

   "舆论比法律有力量"。这是一名律师对记者的自白,一名带着当事人求记者的律师的自白,也是成千上万的"不走法律程序而找电视台"的老百姓的自白。这是为什么呢?

二、舍法求法与天然权利

   首先遭遇的质问是,"为什么不通过正规渠道,偏偏要去找记者?"

   的确,中国的宪法和法律已经规定了许多解决纠纷的所谓"正规渠道",公民一旦觉得自己的合法利益受到侵害,便大可诉诸之。从法律上讲,最正规的、也是最后的渠道,应当是司法裁判。现行《宪法》第一百二十三条规定,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人民法院组织法》、《国家赔偿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律师法》等法律以及相关的司法解释对法院审判的管辖范围也有明确的界定。国际人权公约也把诉诸司法作为一项人权,这一点,在当下的中国法律界,似乎还缺乏应有的理解。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规定:"在裁定针对任何人的指控或确定他在法律讼案中权利与义务时,人人皆有资格获得由依据法律设立的有权能的、独立、无偏倚的法庭所为的公正而公开的审判。"按这一条的意思,任何人在遇到纠纷后,都有权利告到法院。也就是说,选择到法院解决问题,最后由法院,而不是由行政机构、民间组织来判决,是法治的基本要求,也是当事人的神圣权利。可是,问题在于,当事人能不能不选择法院这个正规渠道?当事人又是为什么常常不选择法院这个正规渠道?

   其实,大凡律师带着当事人找记者,本身就表明案子实际上已经走过"正规渠道",只是在正道不通时想走旁门罢了。《声音》里叙述的找记者的案子,大多数有两个特点,一是当事人要求的,不过是按照法律本该得到的公正,也就是说,无非是要求依法办事,并不要求法外开恩;二是案件本该由司法机关处理,或者,已经进入了、甚至经过了司法程序。舍弃正式的法律途径去寻求按法律本该得到的公正,用敬一丹的话说,"不走法律程序而找电视台",是一种现象。我们可以把这种现象称为"舍法求法"。

   舍法求法不奇怪。正义既非仅仅在法院,也非必然在法院。法律问题既非只能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也非必然能够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获取正义(accesstojustice)与诉诸法庭(accesstocourt),是不能等同的。我们知道,人类对付相互的侵害和纠纷,除了威慑和惩罚外,於受害人最有意义的,还是及时而有效的救济。救济的方式,大致说来,有两类,一是私力救济,主要靠个人、家庭、朋友、邻里来了断;一是公力救济,主要靠公共权力机构来裁断。司法救济不过是公力救济之一种。按照传统的或经典的法治理论,司法救济是最后的、最规范的、也是最具权威的救济,但现实的生活有多少是按照理论模式来做的呢?倘若法外的救济手段能够更好地满足当事人的意愿和利益,为什么非得走法律程序呢?谁说司法是运送正义的唯一方式,并且必然运送正义?

   在集权与分散、技物与伦理魔幻般紧张的现代社会,寻求救济的动机、愿望和手段,不会受法律的约束,更不会受法治理论的约束。寻求正义的渠道不单"应有尽有",且"能有尽有",除了司法外,还有行政的、媒体的、社区的、政党的、宗教的、家族的、行业的等多种渠道,甚至还有黑社会的正义,即所谓"darkjustice"。这些看似非正式的渠道,实际上几乎贯穿现实法律诉讼过程的每个环节。不过,它们通常既不纳入依法治国的话语体系,也不纳入法学院的教材。不单是讲授程序法的老师视而不见,讲授法治理论的老师也要假定这类非正式的因素不存在,以便从容地展开法治的逻辑,保持理论的纯洁。可是,对那些需要帮助的涉案当事人来讲,哪有非走正规渠道不可的道理?哪有非找法院不可的道理?当事人在决定选择救济手段时,主要考虑的,恐怕不是法律对正规渠道的规定,而是能否得到救济、救济机构是否诚信公正、以及获得救济要耗费多少成本。在这里,最要紧的,不是获得法院救济的可能,而是获得救济的可能;不是获得法院救济的权利,而是获得救济的权利;不是要获得正规的正义,而是要获得正义。

正如无法用媒体制造和发布的新闻数量来断定媒体的道德良知,或者用文章在报刊的引用率来断定文章的学术价值,我们也不能以是否经过法院审判来断定案件的是非。历史上,公力救济之取代私力救济而占居主导,司法救济又在公力救济里占居主导,说到底,乃是因为,在法治的制度框架里,公力救济与私力救济相比、司法救济与其他公力救济相比,诚信公正度比较高而成本耗费比较低。但是,制度的运作,如同制度的设计,都是有可能走形变样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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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环球法律评论》200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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