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君宜:我所目睹的反右风涛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011 次 更新时间:2015-01-30 11:01:58

进入专题: 反右  

韦君宜  
与反革命什么相干?但是,断定了她是个“反革命分子”。陈绪宗出来代为辩护,就此把他也划成了右派,而且牵连到当年在延安“抢救”的事情。我知道,陈绪宗在延安时,曾因为无端被“抢救”,跳山坡企图自杀过。那事情不是早过去了吗?而且毛泽东本人还为“抢救事件”公开向大家道过歉!这都是不算数,不可信的吗?

   划陈模更是异想天开。他本人一贯很左,从未“右”过,这与我们《文艺学习》编辑部的李兴华很相似。此时却也成了右派。后来听团中央的人说,他曾对别人讲:杨述和我都是共青团做宣传工作的人材,不宜放走,放走是失策。这也成了他的“右派言论”。

   至于丁望等人,全是昆明“一二一”学生运动里的人才。作家协会有个杨犁,也是这一群里的。1948年我在晋察冀边区的平山县,参加冯文彬领导的土地改革工作团。人马基本上是从延安徒步行军到这里的干部,我们已经和外界隔绝十年了。突然,来了这一批由于搞学生运动而在北平存身不住的活跃分子,我们多么高兴啊!他们把外边的新消息、把放言无忌的青年朝气又带过来,使我们这些先来十年的学生恍如他乡遇故知,一见就和他们熟了。

   他们会成了右派?而且不是一个,是大批地成了右派!李凌等几个在团中央被划了,杨犁在作协被划了,一二九运动的领导干部袁永熙在清华大学被划了。当时我已模糊感到,这是不要这些学生运动中涌现的优秀干部,不要这些年轻力壮正可有所作为的人才了。原因是什么呢?无非就是他们多少还有些头脑,又年轻,不可能完全不动脑,筋“响应党的一切号召”,如我所已经做到,而这时稍有思索正在为之痛苦的那样。

   我并没有一一了解这些人的“案情”,那几乎是已经用不着问的。他们这一辈里当然也有完全接受一切号召的人,甘当驯服工具的人。例如,杨犁的妻子黎阳,原是在北京大学时候由杨犁领上革命道路的。人极幼稚、极单纯,真是人家说什么她都信。他们二人原来极其相爱,从两人取的名字都用同样的字互相颠倒,即可察知。但是到了这个时候,杨犁一被打进漩涡,这个单纯的姑娘竟立即宣布和他离婚。她真的以为他反党、反社会主义,是罪人。离婚之后,她一个人跑到了山西。在那里,她按照那种把一切知识分子都当成仇敌的“哲学”,与一个小学毕业的男同志结了婚。一直过了二十几年。到1985年,这时杨犁早已“改正”,回到了北京。黎阳因公来京时,和杨犁见了面。杨犁说明了当年对他的一切诬陷,黎阳也有所醒悟了。但是,他们的头发已经花白,双方都已经另外结婚了。一切都晚了!黎阳坐着公共汽车走她当年天天下班回家所走的那条路,风物依稀,哪禁得住感慨!她对我说起这件事时是含着泪的。

   光是为此离婚的何止一个。前述的袁永熙,妻子是国民党要人陈布雷的女儿陈琏。她曾经勇敢地背叛家庭,独自在北平贝满中学教书,参加共产党干革命,后来被捕,闹得国民党报纸都竞相登载。她有这样的勇气。但是到1957年,她却没有勇气去对抗当时如大山一样压下来的政治压力,她和袁永熙(一二九运动的战友)离了婚,后来一直没有再结婚。独身至“文化大革命”中又遭批斗,终至自杀。

   我所认识的“右派”中,地位高的有柳浞、王翰。也毫不例外,都是知识分子出身的老干部。我和他们原来没有多少来往。直到1984年,王翰去世,他的妻子张清华来找我,要求帮着写传记,我才知道了他的生平。他是一二九运动在上海的领导者,复旦大学毕业生。在上海领导“社联”时,他就主张不能以工农党员的多寡作为标准来判断支部工作的优劣(这是可笑的标准!在这种标准推行下,有的被“发展”的工人党员竟不知道自己是党员)。后来在新四军五师任政治部副主任时,他给战士编课本教文化,使用大学生干部做政治工作,当时就受到很多非议。建国后在中央监察部任副部长,主张学业务,主张做监察工作要熟悉经济建设,还公开反对过唯成份论。就为这些,把一个功勋卓著的老干部打成右派,去当了十六年的铁工。劳动改造,不摘帽子。看了他的材料,实在使人觉得毫无公理可育。我又一次觉得有些人对知识分子有一种天然的憎恨。如果是出身工农的干部,有王翰这样参加新四军建军和开辟中原解放区等功劳,怎么也不可能打成敌人吧。

   倒是党的机关北京市委反而划得少一些。市委宣传部只划了一个钟鸿,还是实在硬凑上的。这个钟鸿曾在我兼任市文委副书记时帮助我做过工作,所以常来我家,和杨述也熟。是一个温柔沉静的女子,黎锦熙先生的女儿。笔下很好,从来就没听到她发表什么言论。那几天划右派的时候,我只见杨述天天往外单位跑,去开会、比较、定案。到最后,才由几位管机关支部的人来找他汇报本部门要划的右派。讲到钟鸿时,只听杨述说:“这样,不够吧?”汇报人说:“唉,这也算可以了。再没有别人言论比她更重的了。”

   原来,他们是因为一个单位如果一个不划,实难交代。是因为再找不着别人了,就这么“矬子里选将军”。我知道杨述确实不想划她而不能不划她,对这点我还能理解。我还知道他参加高校党委关于多划学生还是多划教授的讨论时,有人说“年轻人犯错误该保护”,这就算当时态度不错的了。他说:“傅鹰那样老骂街的都不划,还划学生?应当划傅鹰。”但是,他完全想不到这些教师、学生,老的少的,都不应该划,他们都不是敌人,没有反社会主义。他更想不到这场运动本身就是对社会主义不利的。这时候,他任部长既久,已经变成完全以上级的思想为思想,不能越雷池一步。他已经和绥德时代不同了。我们两个常常谈也谈不到一起了。

   这次反右派运动最后波及到了推翻历年“统战”政策,乱打乱斗,很像“文化大革命”的预演。把台湾自治同盟的主席谢雪红(实即台湾左派领袖),云南起义的首领龙云,民主党派的一些老朋友以及自己的许多老党员全划上了。又是中央比地方更狠。我看北京市委就比中央还好些。如果因建筑学思想不“正统”而屡遭批判的梁思成是在中央,那早就把他划上了。但北京市委彭真为了他,多次召集会议研究,明确方针,保护“过关”。所以,我认为有些民主党派人士讲:“大和尚的经是好的,被小和尚念歪了。”实非探本之论。原来的“经”,本身就是歪的。事实上,从1957年起,有的“小和尚”越念越歪,有的“小和尚”还念得比原“经”好一点儿。

   更重要的是,当年经手划右派的人也都以为这不过是一场运动,和过去三反五反之类差不多,过一段时间就会过去的。划上一个人,委屈他一下,以后就没事了。谁能料想就是那样裁定一个人的一生?谁能料想竟会作出这样的决定,如此草率定的案、凑的数都不准查、不准翻啊?

    

   从这时候开始,党内党外正气下降邪气上升

   对于社会风气和干部作风呢,从这时候起就已经开始了提倡唯唯诺诺,提倡明哲保身,提倡落井下石,提倡损人利己等等极坏的作风。有这些坏作风的人,不但不受批斗,甚至还受表扬受重用。骨鲠敢言之士多成了右派。这怎么能不发生后来的“文化大革命”!

   我亲眼看见,一个人(姑隐其名)和别人弓起负责编辑一个刊物,两个人是好朋友。一切定稿都是两人一起干的,另外那人写的文章发表以前都交这位看过。但反右风潮一来,这个人竟出面揭发他的朋友:如何如何写右派观点的文章,如何如何把别人的文章改得越右越好……。于是,朋友划成了右派,而他,却从此青云得路,提升上去。还有一个人(也姑隐其名);平时在编辑部时显得颇为正直,发起议论来滔滔不绝,自命敢言。同事中有一个,这时正与“丁陈集团”沾了点边,怕出问题,十分苦闷。他们住同一宿舍。有一天这位同事顺便请这位“正直分子”在家小酌,和他谈心。而他竟在几天后编辑部开会时,把某同事请他吃饭、“阴谋拉拢”的“罪行”揭发出来。他后来果然当了下放小组长。又在农村见到那位已经划成右派的同事时,又把他是右派分子的“秘密”向农民宣布。根据就是那人在村里吃了较好的咸菜,是不肯改造!这样的人,后来却越爬越高,哳且不断造谣打击和他地位相同而行将提拔的人。

   这类事情,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成百成千倍地翻版。我看起源实出于反右派。正气下降,邪气上升。我自己明白,在我最困难的那一段,如果我把一切问题都推到黄秋耘同志身上,如上述某某人之所为,那我是可以被从轻发落的。但是,这时我心里的痛苦达到了最深度。我从少年起立志参加革命,立志变革旧世界,难道是为了这个?为了出卖人格以求取自己的“过关”如果这样,我何必在这个地方挣这点嗟来食?我不会听从父母之命远游美国,去当美籍华人学者?参加革命之后,竟使我面临是否还要做一个正直的人的选择。

   这使我对于“革命”的伤心远过于为个人命运的伤心。我悲痛失望,同时下决心不这样干。情愿同罪,断不卖友。在给我定“罪”(党内严重警告)之前,有一次作协开会讨论到一个反复无常的人(一会儿靠到丁陈方面,说周刘这边的坏话;一会儿又靠到周刘方面,揭发丁陈的“罪行”),我实在忍不住了,我说:“像那样的行为,你们就给予嘉奖吗?如果这样办,下回他又翻过去,你们将如之奈何?”这几句直率的话,使主持会议的刘白羽倒是一再颔首。他当然也明白事情的确是这样,但是,按政策,他们对这样的人还是不能苛刻,这人仍然出任领导。而我,则紧接着就受了严重警告处分,下放农村。

   作协领导人手下最得力的是一班女将。当时编制在作协的一班作家们,一听说她们,真是闻风丧胆。我记得那一次开全体会,由其中的一位,主持会议,她宣读划罗烽、白朗为右派的决定。那声音刚脆,森冷碜人。简直使人觉得声音本身就有杀伤力,每一句话就是一把刀。真可怕!另一位女将用纤手指着一个老编辑,说:“就是要狠狠地整你!”那模样至今如在我眼前。她们几位,都是只有中学程度(大约是初中)的干部,参加革命却都很早。在革命的大学校里饱受“党领导一切”的教育,然后出来就在作家们中间做党的工作,俨然变成党的化身。但她们实在不懂文艺。(这并非贬低她们。当时的我,也比她们高得有限。我是后来几经挫折,才觉悟了这一点的。)于是,在从上边来的各种指令之下,由她们动手来搞这个运动那个运动,整人。而她们还觉得自己是在执行神圣任务。这事情,能专怪她们吗?

   在上边指挥的是周扬。后来,他对自己所作所为的确有所悔悟。以前,把胡风打成反革命的责任也不能由他负。但是,那时候中央在文艺上的确是依靠他。文艺界反右运动基本结束后,以他的名义发表了一篇《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杀气腾腾,蛮不讲理,可谓登峰造极。发表的当时,我们都已知道,这文章是领导上亲手改过的,不全是周扬手笔。直到198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要出周扬文集的时候,张光年还出主意:“别把那篇文章收进去,那里边提的一些问题至今还很敏感。”可见其流毒深而且广,不能藐视。周扬自己为这文章也曾在1983—1984年表示过:他不知道怎么处理。按历史,这是文学史中的重要文章,但若收入他的文集,他个人无法负责。除非逐段注明,哪里不是他自己写的,但这样又不大好。此外,周扬还对我说过,他当时本不想划艾青为右派。

   尽管如此,上边那时确是把周扬当成可以随心所欲地使用的将才,指到哪里打到哪里。因此,在反右派中,周扬的确干了很多坏事。“文化大革命”,江青把他打倒,翻脸不认人,才使他一场大梦醒过来。这是后话。

    

   希望这种大伤元气的运动永远不再搞了

   反右派,我是沾上了,但尚非“主犯”。还得更多记录一些耳闻目睹的事情。

   反右派这次运动,波及上百万人,当时身受其苦的人都想不通,究竟为什么要这样做?只觉得冤枉。我就再说几个我所亲见亲闻的人。

想起一个王蒙。他本是头一个受到毛主席保护的人,因此使许多希望思想自由的知识分子都为之欢欣鼓舞。王蒙那篇《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反右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历史学 > 共和国史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83329.html
文章来源:《百年潮》1998年第2期

18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2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