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显明:法理学的革命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09 次 更新时间:2015-01-28 15:2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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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显明 (进入专栏)  

   摘要:法学已经到了需要革命的时候,原来传统的法学思维需要进行转换。第一个革命,是法的本质的革命。关于法本质的经典命题是法是统治阶级的意志,但那是针对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对立的时候,现在我们社会主义社会已经没有了资产阶级,却划分出了"工农兵",成为新的阶级分层。但是从毛泽东的主体论思想发展来看,法的本质只能表达为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对法的主体的认识要从阶级观走向人文观。因此第二个革命,就是"以人为本"理念的提出,这也是市场经济所决定的。第三个革命,是"执政为民"理念的提出,因为法学的本位一定是权利本位,而法律的文化一定是权利文化,这就要求在法治的五个环节,即"立法、执法、守法、司法、法律监督"中尊重和保障人权。第四个革命是法的"公平正义"观的确立,其中最大的变化就是要求我们从法律工具观走向法律价值观。第五个革命是"依法执政"观的确立,这预示着我们整个的法律思维都要发生变化,要从革命的思维变为建设的思维,所以也是最困难的一环。

   关键词:法理学|法的本质|法的理念

   主持人:大家晚上好,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中国政法大学校长、著名法学家徐显名教授来我们人大法学院、我们民商法基地作演讲,首先请允许我代表人民大学法学院、代表我们民商法基地对徐校长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掌声)

   徐校长在我们法学界是非常著名的人物,大家通过他的著作和新闻媒体以及各个方面的介绍对徐校长已经非常熟悉了,徐校长现任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对我们国家的立法有很多贡献,徐校长在法理学,特别是在人权理论方面有很多的著述,是著名的权威学者之一。徐校长在百忙之中能够抽出时间来到我们法学院给大家做报告,是给了我们一个非常难得的学习机会,希望大家认真学习徐校长的报告,下面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徐校长给我们做报告!(掌声)

   主讲人:感谢利明教授的介绍,多年以前利明教授曾在自己的著作当中引用我的人格权定义,我那时候感到非常的自豪,因为自己的一个观点能被利明教授所引用,这应该理解为法理学和部门法学之间的结合和交流。利明教授非常客气,也非常谦虚,是学界中为大家熟知的以严谨而著称的学者。在法律委员会里面我们俩承担着不同的使命,涉及到公法领域我可能有更多发言的机会,但是在私法领域,我想法律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应该更多的来听我们利明教授的观点。我们是一起在为中国的法治做一点绵薄的贡献。所以,我要感谢利明教授给我这样一个机会,因为对一个学者来讲,给他最高的尊重就是让他和他的学生见面,如果他的学生能够认真听他的讲座,我想这是对一个报告人的最高的尊重。

   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法理学的革命》,这个"革命"的含义不是指政治意义上的革命,也不是伯尔曼《法律与革命》当中的革命,更多的是我们的一种思维,是我们法学尤其是理论法学或者法哲学范式的一种转换。

   法学现在是不是到了革命的时期了?

   我们先从经典作家讲起,经典作家对法的本质的揭示,所有学习法律的同学都应该知道,就是共产党宣言当中那几句经典的教导。那就是:"你们的观念本身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的产物,正像你们的法不过是被奉为法律的你们这个阶级的意志一样,而这种意志的内容是由你们这个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来决定的。"这句话到前苏联,然后再传到中国,所以马克思主义法的经典的命题就是:法是统治阶级的意志。虽然经典作家们在不同的时期表述上略有差别,但在1840年这是经典的表述。

   但是有一个问题,即当马克思恩格斯讲"你们"的时候,这个"你们"指的就是一个阶级,没有第二个阶级,所以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根据这个判断,就把法的本质揭示为阶级统治的工具,并将之作为社会主义法的本质。标准的典型的资产阶级革命是要同时消灭地主和农民两个阶级的,也就是说典型的、纯粹的、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过后,地主阶级不存在了,农民阶级也不存在了,这个社会只剩下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所理想的社会,所以当他们说"你们"的时候指的就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而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是不是应该将情况颠倒过来--认为无产阶级的法就是无产阶级一个阶级的意志,这个法当中不能反映资产阶级的意志?这个判断到了列宁那里就发生了变化,列宁在取得政权以后签署的第一个法令叫"告工人、农民和士兵书"。在"告工人、农民和士兵书"里面给了农民许多承诺,其中还承诺要把土地分给农民。可见,马克思恩格斯所判断的"一个阶级",到列宁这里就发生了变化,变成了工农两个阶级。所以说列宁的政治思想当中,尤其是他的国家学说当中出现了一个重大变化。当1917年他写《国家与革命》的时候,所作出的判断和马克思恩格斯的判断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是到了1918年,他的想法就发生了变化,认为维护工农联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最高原则。所以,苏维埃所制订的全部法律除了反映无产阶级的意志之外,还要反映农民阶级的意志。所以,在前苏联关于法律主体和政治主体使用最多的一个概念就是"工农兵"。

   这个判断被移植到中国,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现实相结合,就产生三大理论成果,第一大理论成果就是毛泽东思想。我将毛泽东的主体观分为几个阶段,当他说自己是大清子民,我是臣民,在清为臣的时候,是臣民观。后来他受到了梁启超思想的影响。梁启超最重要的思想是新民思想。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梁启超到了日本,在日本创办了《新民丛报》,《新民丛报》所要表达的政治思想是中国之所以落后于西方,之所以落后于日本,在于中国民族的民质和西方民族比较起来而不如,所以首先要改变民质,然后才能追赶上西方,这就是他的新民思想。毛泽东读了这个思想以后受到的震撼是非常强烈的,所以他就主张,在中国应该有一个组织,这个组织就叫新民学会,他亲自起草了新民学会的章程,并且就是因为起草这个章程影响了他后来的法律思想。制定五四宪法时,他做报告的时候讲的第一句话就是:一个团体要有一个章程,一个国家要有一个章程,宪法就是总章程。这个思想就来源于他所起草的新民学会那个章程。这个时段,他的主体观可叫做新民观。但是在1917年到1918年这一年的时间里,他的主体观思想又发生了变化。1918年他发表了一篇叫做《论民众的大联合》的文章,我认为这是他统一战线思想的起源,从新民到民众,是他主体观的又一次改变。据我个人的研究,毛泽东的政治法律思想转向马克思主义应该在1920年的十月前后,我在自己的《人民立宪思想探原》这本著作当中,列举了大量的事实来证明他这个时期思想已经转换成功。后来到中华苏埃共和国时期,他就把苏联那一套理论拿来了,这个时间他的主体观就是工农兵的主体观,认为工农兵才是政治法律的主体。实行的基本政策是富农分坏田,而地主不分田。而这个政策到了陕甘宁边区的时候发生了变化,那个时候的主体也发生了变化,由地主不分田改为减租减息。减租减息的前提是保护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权,在承认你土地所有权的前提之下,你在对土地所有权的收益方面应该给农民作出适当的让步。

   如果从法律上来分析的话,在陕甘宁边区共产党的立法当中除了反映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士兵的利益以外,同时也反映了地主阶级的意志。那个时候毛泽东说共产党的政权要建立在地主的土地上,因为农民没有土地,陕北最大的地主是李鼎铭先生,就让李鼎铭先生做我们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副主席,不光要保护他的意志,不光要保护他的利益,还要让他参加我们的政权,并且成为我们政权当中的领导人。所以,陕甘宁边区时期我们法的意志不是工人阶级一个阶级的,也不是工农两个阶级的,里面还包括了民族资产阶级的,甚至大地主阶级的。

   延安的中央小礼堂挂着一幅竖体字,上面写着为群众服务,是1943年写成的,但是到了1944年9月份在纪念张思德的追悼会上,毛泽东发表了一段著名的演讲,叫为人民服务。所以,陕甘宁边区的时候他的主体观是群众主体观,到1944年就变成了人民主体观,并且从这一天开始到他去世再也没有发生变化。所以,人民观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这也是毛泽东经过反复选择以后最终确立的法律的政治的主体观。

   所以,法的本质在中国既不能表达为工人阶级的意志,或者表达为无产阶级的意志,也不能表达为工农两个阶级的意志,只能表达为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我们国家的名称被确立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其中中华是我们的民族特色,人民指向我们的国体,共和指向我们的政体。实际上人民变成了我们政治生活当中所有领域当中的主体,我们的国家叫人民共和国,我们的代表大会叫人民代表大会,我们的政府就是人民政府,我们的法院就是人民法院,我们的铁路还叫人民铁路,我们的报纸还叫人民日报,我们的大学就叫人民大学等等。

   但是回过头来讲,我们在揭示法的本质的时候,无论是马克思的一个阶级,还是列宁的两个阶级,到毛泽东的人民,适用的都是一个标准,就是都从政治上来揭示法的本质。完成法本质革命的是邓小平。邓小平从1979年就开始研究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什么,最后他的判断是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那么,社会主义法的本质是什么,当然也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一般的经典作家都使用政治标准来解释社会主义的本质,而邓小平是第一个使用生产力标准的政治家。所以,我们开辟了一个新领域,要用生产力标准来判断法。在这个意义上,法应该是客观规律的展示。如果没有这样一个认识上的解放,可能就没有我们后来的市场经济。我觉得这场革命已经完成了,而我们现在面临着第二场革命,也就是在政治的标准和生产力的标准之外,还应有第三个标准,就是以人为本的标准。

   在我看来,以人为本既不是政治标准,也不是生产力标准,而是一个主体标准。所以,这是法学领域当中的一次革命。这场革命预示着对法的主体的认识从阶级观走向了人文观,这引导我们重新认识法的本质,也引导我们重新认识法律关系的主体。在我们以往的教科书当中,阶级有时候是作为法律关系的主体来对待的,如果是以人为本的话,把阶级当作法律关系主体的这种观点就要被修改,所以我们现在面临着一场新的革命。

   有的法学家认为,在神权占统治地位、神权统治俗权的时候,法律观被称之为神本法律观;当把财产作为所有法律关系的首位给予保护、认为一切权利都来源于财产的时候,其时的法律观就被称为物本法律观。这种划分的科学性需要法理学再进行探讨。

   以我的研究,资本主义的法律从人权体系上看,第一个阶段是以自由权为本位的法律,就是说财产权不仅仅是物权,也是自由权,因为通过财产人们最终要表达的是个人意志的自由,所以把财产权放在自由权之首。但是进入到第二个阶段以后,财产权的绝对权时代已经结束了,德国民法典当中就确定了财产权的社会义务原则,它的行使必须满足公共利益的需要。要满足公共利益的需要,而公共利益的第一需要是什么呢,用德国魏玛宪法里面的话讲,人们进行经济生活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人的生存,所以以生存权为本位是资本主义法律体系第二阶段的特征。当然,以人权作为体系再往前进行延伸的话,我们现在甚至可以说它有第三阶段,第三阶段的标志就是塞内加尔法学家卡巴o穆巴依(KebaM'Baye)于1972年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国际人权研究院做的演讲,他指出:"发展,是所有人的权利,每个人却有生存的权利,并且,每个人却有生活得更好的权利,这项权利就是发展权,发展权是一项人权。"他认为要把发展作为人的个体的权利,它不仅仅是民族的权利,是人民的权利,是一个国家的权利,还应当是个人的权利。说它是个人权利,就是说个人有权分享这个国家改革发展的一切成果,随着这种成果的分配,它要在当中收益,然后再发展自己,这种权利就是个人意义上的发展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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