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纪茂:自由主义公共话语的困境

——桑德尔对美国宪政观与政治经济观的反思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53 次 更新时间:2015-01-27 15: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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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纪茂  

   摘要:桑德尔追溯了美国公共话语的历史演变,发现美国传统中的共和主义宪政观和政治经济观与自由主义的宪政观和政治经济观存在很大差异。桑德尔指出,与共和主义相比,当代自由主义优先尊重个体的自我选择,忽略了市场力量对公民品德、公民和共同体自治资源的损害,削弱了公民自主的能力和公民与同胞共同掌握集体命运的能力。

  

   关键词:桑德尔;共和主义;宪政观;政治经济观;公民品德

  

   自由主义引领近代欧美公共话语的主流,迄今已无疑义,思想界发生的重大争论,都围绕着自由主义可能遭遇的问题。自由主义经受的各种反驳,其他思想路线的种种尝试,都激励自由主义的信徒调整政治社会方案,自我完善。20世纪90年代社会主义运动遭到重大挫折,美国成为无可匹敌的世界霸主,让自由主义失去了强有力的对抗力量,增强了自由主义在全球的声誉,更确切地说,增强了美国模式及其对政治的理解在全球的吸引力。但是,随着后发展国家实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遭遇重大挫折,以及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危机,并可能进一步导致全球经济危机;对美国倡导的新自由主义经济观,各国在实践上应当会更为谨慎,而在理论上的反思也已引起广泛回应。不过,当今美国对宪政的理解、对政治经济关系的理解,依然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后发展国家知识分子思考问题的路径、谈论此类问题的话语。就此而言,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Sandel)对美国宪政观与政治经济观的反思,对后发展国家而言,也许具有不同于对美国人的意义。在中国学术思想界,桑德尔的大名与在美国同样响亮。他的成名作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Liberalism and the Limits of Justice,1982),国内已有连篇累牍的介绍和讨论,而民主的不满则是桑德尔沉潜10多年后的又一部力作。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一书专注于对以罗尔斯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哲学进行艰深的学理剖析;与该书不同,在民主的不满中,桑德尔选取美国司法实践中的宪政观念与社会生活中的政治经济观念,分析美国公共话语的演变及其存在的问题。当代美国人本以为当代这些观念是美国历史传统的延续,把这些观念当做是超越时空的普遍真理。桑德尔深入辨析当代这些观念如何在美国历史中慢慢呈现,美国历代先贤在这些问题上又经历过怎样的考虑与争议,当代人习以为常的那些核心观念与美国人自以为傲的历史传统存在何等重大差异。由此,这些观念是否真具有超越时空的合理性,也变得可疑起来。

  

   一、对自由主义宪政观的反思

   美国宪法是现代世界第一部成文宪法,宪法审查则是美国宪政实践对现代政治文明的重大贡献。二战后,美国人充分自信地认为自己掌握了对何谓宪政最得当的理解,而学习了这些学理解释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时间也以为找到了走向现代政治文明的最佳指南。

   当前美国司法界以及美国主流政治法律话语对宪政的解释最核心的宗旨是:悬置道德判断,保护公民权利。然而,桑德尔追溯美国先贤对宪政的理解,发现当代美国知识界对宪法原则的阐释与开国先贤的理念存在重大差异。新的解释是在近一百多年的时间里慢慢形成的,直到二战之后才在公共话语中占据主导地位。宪政观念涉及非常广泛的领域,桑德尔专门选取宗教信仰自由、言论自由、隐私权以及家庭法这几个领域,梳理出传统共和主义在这些问题上的宪政理解,及其与自由主义宪政观的差异,并对自由主义宪政观存在的问题作了精致的剖析。

   1.宗教信仰自由。当前自由主义对宗教信仰自由的理解是,宗教信仰是个人选择的事情,政府应该对此保持中立。桑德尔认为,美国的宗教信仰自由传统并非如此,比如麦迪逊与杰斐逊就是把宗教自由理解为根据良心的指示来践行宗教义务的权利,而不是选择信还是不信教的权利。[1](P65)开国先贤力主宗教信仰自由,本意是保护宗教践行的自由,而不是不信仰宗教的自由。更核心的差异在于,基于什么理由来保护宗教信仰自由?自由主义的主要根据是,这是个人自己自由的选择,要尊重每个人为自己做选择的权利与尊严;而美国开国先贤则认为,给予宗教信仰自由特殊宪法保护的主要理由在于宗教信仰在道德上的重要意义,以及相应地对于培养良好公民品质的政治重要性。

   桑德尔进一步推断,自由主义把宗教信仰视为自愿选择的问题,这样就无法把基于宗教信仰的要求与个人的偏好进行区分。这一混淆导致最高法院限制了它应该保护的宗教实践,也允许了它可能应该限制的实践。[1](P71)

   2.言论自由。传统上对自由言论的辩护强调其对于追求真理或实践自治的重要性。各州以及最高法院起初在保护言论自由时,都要对言论的内在价值进行判断,更高社会价值的言论自然优于较低价值的言论。自由主义的解释在二战后逐步占了上风,它认为对言论自由的保护,是为了保护个人自我表达的权利,应悬置价值判断。保护言论自由理据上的这一变化,对于判断何种言论与行为应该受保护、何种不受保护带来了重大影响。

   桑德尔分析了一系列案件,其中特别详细地探讨了斯科基镇纳粹分子游行案与印第安那波利斯市反色情作品案。[1](P86-90)他认为,在上述两宗案件中,可以看到自由主义的主张面临两大难局:(1)以中立性为理由来保护纳粹分子,实质上未能尊重纳粹大屠杀的幸存者。虽然个人没有受到指名道姓的伤害,但对这些群体的诋毁,让归属这些群体的个人的尊严受到损害,因为这些人的社会尊严在很大程度上与其归属的群体密切相关。(2)有自由主义者声称,这些言论只是在宣扬,而不构成社会实践。这个说法没有认识到言论本身也能产生伤害。这样,与宗教信仰自由问题上的情况类似,自由主义的主张会导致原本应该予以保护的言论却因缺乏足够的根据而得不到保护;原本应该予以限制的言论却不受限制。

   3.隐私权。当今流行的自由主义隐私权主张保护个人做出某些重要决定的独立性,尤其是指不受政府限制从事某些行为的权利。然而,美国传统的隐私权则是保护个人避免把个人事务暴露给公众。[1](P93)为什么要保护某些事务避免遭受外部的干涉,依照当代自由主义的论证,是为了保护个人的自由选择;而在传统观念中,则往往需要说明得到保护的事物有什么样的社会价值,以此作为保护的依据。按照自由主义的自愿论理解,一些原本在传统观念下不是侵犯隐私权的行为,现在会被视为侵犯隐私权。从避孕、堕胎到同性恋,隐私权变成了不受国家干预的某种可以选择的权利。

   桑德尔断定自由主义的隐私权观念同样面临两大难题:(1)对于有争议的实践,如果没有得到实质性道德判断的支持,仅仅依靠对自主选择权利的保护,难以有效地维持社会合作。(2)没有实质性道德判断的支持,没有对这些实践在道德上的争议给出真正有说服力的回应,这些有争议的实践恰恰可能会被当做是低劣的、无价值的东西,仅仅是需要被容忍。因此,自由主义在隐私权问题上悬置道德判断,难以为隐私权提供稳固的基础。

   桑德尔提炼出共和主义宪政观与自由主义宪政观的界分,眼光独到,但也招来不少批评。首当其冲的批评是,桑德尔把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的界线划分得太绝对,自由主义内部有左翼、右翼的区别,共和主义内部同样也有温和派与强势派的差异。桑德尔批评自由主义中极右的倾向,不足以否定全部自由主义。[2](P131-149)其次是,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在宪政问题上有很多共同点,即使是桑德尔归于自由主义的一些论点,在实践中其实也与共和主义的论点在一起运用。[3](P184)再次是,桑德尔的叙述实质上是在主张司法机构应以对实质性价值的维护为基础来保护宗教信仰、言论自由和各种人身权利。但在现代多元化社会的背景下,这种主张不仅难以实行,而且容易导致不宽容的危险。

   桑德尔承认这些批评都有一定道理,但他并未因此改变自己的基本论点。[4](P210)其理由主要是,应该区分理论维度与实践维度:在实践中,最稳妥的办法是综合的、折衷的,不要走极端,自由主义与共和主义都不妨采纳;但在理论上,却需要逻辑严格一致,以辨明理论的力量与限度。批评桑德尔未能提出切实可行的替代性方案固然在理[2](P131),但这并非针对理论本身的批评。此外,认为桑德尔所批评的自由主义极右倾向不足以概括自由主义全部,也是合理的回应。但有两项理由可以为桑德尔开解:第一,桑德尔借批评极端的自由主义倾向来阐发共和主义,可能是策略性的,其目的并不在于全部否定自由主义,而在于借此阐发自己的政治理念。第二,桑德尔特别批评某种版本的自由主义,是针对该种自由主义在当代公共话语中的支配地位及其后果而立论的,关怀的中心不是理论辩驳,而是社会反思。

  

   二、经济安排的公民后果

   在桑德尔看来,自由主义的观念不仅主导了二战后美国的司法实践,而且也支配了美国政治中思考和论证经济问题的方式。自二战以来,美国经济政策方面的争论围绕着两项考虑展开:繁荣与公平。各派政治倾向无论主张什么样的税收政策、预算提案和管制方案,基本的辩护理由都是声称这些政策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或者改善收入分配。但桑德尔指出,美国历史的多数时期,政治家都认真地考虑了另一个问题,即什么样的经济安排最适合于自治[1](P124)。当代政治经济政策在追求繁荣与公平的时候,遗忘了必须注意经济政策的公民后果。

   在共和主义的传统中,在美国20世纪之前的政治争议中,经济安排的公民后果方面的考虑占据了相当重要的位置。桑德尔花费了大量篇幅来追溯美国开国先贤对经济政策公民后果的争议。美国独立后,面临是鼓励发展制造业还是保持本国的农业特质这一重大抉择,就这一问题,美国开国先贤争论长达数十年。独立宣言的执笔人、美国第三任总统杰斐逊,是坚持美国应该保持农业共和国道路的主要代表。他提出的理由是:农业的生活方式有利于培养有品质的公民,适合于自治,而大规模制造业的生活方式败坏工人的品德,产生卑躬屈膝及以权谋私,窒息美德的萌芽,并为野心图谋准备适合的工具。[1](P125)在这样的背景下,主张美国大力发展制造业的人也要极力证明,发展制造业非常必要,非如此不足以减轻对英国的依赖,而且美国发展制造业可以更多地雇用穷人,培养勤奋,减少欧洲及其他地方外来奢侈品的不良影响。

   此后的杰克逊时代,杰克逊派与辉格党人在经济政策上的争议聚焦于国家银行、关税、国家资助企业等问题上。杰克逊反对国家银行,反对联邦支持商业与工业,反映了传统共和主义者的担心,即有权势的、自利的力量会掌控政府,获得特殊权益,并且剥夺人民统治的权利。他不支持资本主义企业,希望减慢市场关系的推进。辉格党人则热心于商业、工业与经济发展。杰克逊派担心的是集中的经济权力,而辉格党人担心的是集中的行政权力。杰克逊派与辉格党人共享着共和主义的观念,即集权是自由的敌人,政府应该关怀公民的道德品质。

   多数开国先贤的经济观念在现在看来与后来的发展完全不符。他们追求农业共和国理想,反对发展制造业、反对城市生活,今天看起来特别不合时宜。但在这些讨论背后隐含的关注,即什么样的经济政策会塑造什么样的公民,却在美国历史上影响久远。

桑德尔接下来探讨了一个让人感到震惊的问题,那就是为工资而劳动的人是否是自由的,换句话说,为挣工资而劳动是否是自由劳动。桑德尔详细梳理了美国前贤对什么样的劳动才算是自由劳动的争议,揭示了共和主义传统对自由劳动原则的理解与我们当今的理解有多大差异。在共和主义传统看来,自由劳动是在更可能培养让公民适合于自治的那些品质的情形下工作[1](P169)。只有在能够参与自治的情况下公民才是自由的,而这又反过来要求公民具有某些习惯与气质的品质。例如,经济独立对于公民必不可少。像靠雇主付工资维持生活而其他一无所有的无产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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