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伟:陈梦家的绝路与汉字的生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66 次 更新时间:2015-01-27 10:5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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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伟  

  

  

  

   在安阳考古工作站的图书馆,一本书的书名引起了我的注意:《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铜器集录》。我来到安阳这个河南小城是为了研究当地的文物古迹。根据历史记载,该地区曾是商朝的都城,商朝繁荣兴盛六百多年后,于公元前1045年被周朝所灭。据记载,商朝的灭亡祸起荒淫--传奇故事把商朝的最后一位君主描述成用泳池盛装美酒的大酒鬼。不过,这本书是我发现跟美国人扯上关系的第一条线索,让我不禁细看起来。

   没有作者名。该书出版于1962年,印着八百多张商、周铜器的照片(商朝是中国古代冶金术最发达的时期之一)。每一件铜器,书里都提供了帝国主义收藏者的姓名。收藏者名录里有多丽丝·杜克(她劫掠了九件铜器)、艾弗里·C·布伦达治(三十件)和阿尔弗雷德·F·皮尔斯白瑞(五十八件)。

   图书馆里有一位年轻的考古工作者,我问他知不知道那本书是谁写的。“陈梦家,”考古工作者回答道。“他的专业就是甲骨文。他还是个著名的诗人。”

   甲骨上雕刻着东亚地区已知最早的文字符号。甲骨原料来自牛的肩胛骨和龟的胸甲,常用于商朝宫廷的占卜仪式。我问那位考古工作者,陈梦家是否还在中国。

   “他死了,”年轻人回答道。“‘文革’期间自杀了。”

   我合上书,问安阳考古站还有没有人认识陈梦家。

   “去找老杨吧,”考古工作者回答道。“陈梦家在北京自杀的时候,他跟他在一起。院子的对面就可以找到老杨。”

   在安阳考古工作站全日制上班的人并不多,工作站有十来栋房子,四周全是玉米地。多数房子用来存放文物。微风吹拂着梧桐树,远处间或有火车轰鸣而过,这里离北京只有六个小时的火车车程。除此之外,周围一片寂静。四周修着高大的围墙,围墙上架着倒刺铁丝网。

   我在一间布满灰尘的会议室见到了老杨--杨锡章。他六十六岁,镶着满口银牙;他每次微笑,总让我吃一惊,有如瞥见不期而至的文物突然闪烁发光。老杨告诉我,陈梦家是在1940年代整理出那些青铜器的。陈当时身在美国,同在美国的还有他正在芝加哥大学读研究生的妻子赵萝蕤。赵萝蕤出身于深受西方影响的中国家庭,她的父亲是圣公会牧师,也是北京燕京大学宗教学院的院长。

   “所以陈梦家麻烦不断,”老杨说道。“他老婆家跟外国的联系太密切。‘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陈梦家就被打成‘走资派’。但他尤其受到批判的,还是男女生活作风问题。”

   这个词汇我很陌生,于是便问其详。老杨表情颇不自然地笑了笑--银光一闪。“意思是,”他过了一会儿才回答道。“你跟一个不是你老婆的女人发生了关系。”

   “陈梦家做过这种事?”

   “不太清楚,”老杨回答道。我身后是一面窗户,他无言地凝视着窗外。我问起陈梦家的自杀,老杨继续说道:“这事儿发生在1966年,也就是‘文化大革命’刚开始的时候。陈梦家第一次自杀的时候,大家把他救了下来。之后,考古研究所安排我和另外几个年轻人去看着他。但我们不可能二十四小时和他待在一起。”

   老杨指了指窗户,似乎在作演示。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斑驳的阳光洒在外面的树荫下。“想象你就在陈梦家北京的家里,外面是一个院子,”老杨说道。“一天,陈梦家走到外面,在窗子跟前一闪而过。”老杨做了个一闪而过的手势,仿佛跟着一个想象中的人,消失在我们的视线之外。“过了几分钟,我们才发觉他跑了。我们追出门,可还是晚了一步--他上吊了。”

   老杨说,陈梦家的妻子没有住在那里,因为红卫兵正押着她在北京大学游街。我问关于美帝国主义者的那本书为什么没有署陈梦家的名字。

   “1957年,陈梦家批评过领导的一些观点,”老杨说道。“他因此被打成了右派。右派不可以出书。可那本书又非常重要,所以就出版了,但不署他的名字。”老杨在办公室里找到一本褪了色的考古所年鉴,翻到印有照片的一页。照片里的陈梦家还是个中年人,他长着酒窝,眼睛明亮,一头黑发油光闪亮,穿了一件旧式的高领衬衫。在所有人中间,他的笑容最为灿烂。

   几个月后,我在北京找到了另一位八十多岁的学者,他给我讲了这个故事的很多细节。1950年代,毛泽东提出用字母替代汉字书写,陈梦家持反对态度。捍卫汉字是他的第一项主要政治错误。

  

  

  

   在人类文明史上,汉字显得十分独特:这一套书写系统的基本结构原则自商朝以来未曾改变过。一如埃及的象形文字,汉字由象形符号(一个字代表一种事物或意义)演化成表意表音符号(一个字代表一个读音)。公元前2000年,近东地区的闪米特部落把埃及的象形文字转化成人类的第一套字母体系。字母书写系统比表意表音符号更具灵活性,因为字母可以把一个音节细分为更小的单位。这使拼写系统用于不同的语言乃至方言变得更加容易,例如,英语书写者可以此区分读音正规的“what”与带有伦敦腔的“wot”。

   汉字是唯一未被弃用或被转换成字母的古老的表意表音符号,结果导致人们所读和所写之间往往存在巨大的差异。就中国历史的大多数时期而言,正式书写采用的是古汉字,这种文字符号在汉代(公元前206年至公元220年)得到发展并仅存于书面语言。到了20世纪初叶,改革者们成功地使正式书写系统遵从一种被称为普通话的北方方言。

   汉语口语并不是一种单一语言--语言学家有时把它的多样性比作罗曼语族。一位语言学家告诉我,北京人所说的方言和广州人所说的方言实际上有如英语和德语。如果中国采用字母符号,写出来的文字就能反映这种差异,但在表意表音符号体系下,很多口头语言无法加以书写。例如,东南沿海浙江省的某个人如果要识文断字,首先得学会普通话。大多数南方人所书写的文字实际上是一种第二语言。

   这套书写符号从技术上说具有一定的难度--若想做到中等程度,一个人需要识记四千个汉字。尽管这些汉字原本包含的发音和视觉线索十分清晰,但许多线索由于发音改变而被逐渐淘汰,这使得汉字更难识记。尽管如此复杂,中国人并不缺乏学习的雄心。

   中国文化多与书写有关--书法作品是最具价值的艺术形式,绘画作品通常要有显眼的书法题字。人们在某些时候会支起专门的鼎炉,很敬重地用于焚化写满文字的一摞摞纸片。到17世纪,中国已经建立起完善的商业出版体系,读写能力比起欧洲的很多国家来能涵盖更广大的社会阶层。匹兹堡大学的历史学家罗友枝(EvelynS.Rawski)估计,18、19世纪中国男性的识字比例在百分之三十到四十五之间--相当于日本和英国工业革命前的水平。

   这一套书写系统也有其他优点,比如它具有超越时间和空间的非凡能力。一个具有读写能力的中国人无论来自何方,他总能读懂另一个中国人写出来的东西。而且在面临古时候留下来的文字作品时他不会觉得遥不可及。当甲骨文在19世纪末被重新发现的时候,中国的学者们几乎立刻就能加以辨识--完全不同于埃及的象形文字,罗塞塔石碑被发掘前的数百年间,无人能识别这种文字。

   两年前,我来到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看望吉德炜(DavidKeightly),他是最有名望的甲骨文研究者之一。(类似专家全世界可能不超过三十人。)吉德炜告诉我,他一直痴迷于汉字和中国先祖崇拜之间的关联,后者正是延续数千年的中国文化的核心内容。

   商朝宫廷经常举行占卜仪式,召唤先祖提供信息和帮助。举行仪式的时候,他们炙烤一种经过特殊处理的龟甲或兽骨直至其开裂--这一物理变形常被解读为来自逝者的声音。雕刻师随后会把占卜的事项刻写在甲骨上。

   出土的甲骨显示,商朝宫廷占卜的事项包罗万象,上至战事、下至临盆,大到天气、小到疾病。他们还会询问梦境的意义。他们会与逝者沟通:在一块甲骨上有一段卜辞,卜辞提议向一位死去的先人献祭三名囚犯;之后,估计是龟甲意外破裂,下一段卜辞把献祭囚犯的数量增加到了五个。有时候,商朝一次献祭的活人就多达数百名。

   吉德炜向我展示了一段甲骨文拓片,记录的是皇室牙病的占卜仪式。这块龟甲刻写于武丁王朝,武丁王的统治时间大约在公元前1200年至公元前1189年间。这位国君觉得自己的一颗病牙与一位不满的先人有关,于是试图找出这位先人的身份,并给予适当的祭祀。龟甲上刻着四个人的名字:父甲、父庚、父辛、父乙。“其中一位是他父亲,另外三个人是他死去的叔伯,”吉德炜说。对每一位先人,均举行了多次占卜仪式。“还有一段卜辞:‘侑父庚一犬,分一羊。’由此我认为牙痛是源于父庚作祟。”吉德炜抬起头来。“这些就像是音符,”他说道。“曲调要靠我们自己去编。”

  

  

  

   我在安阳发现这本书之后,一直在寻找认识陈梦家的人。有时候我来晚了一步;我竭力想跟他的某位至交取得联系,却被告知这人已经奄奄一息。即便我及时赶到,关于陈梦家的各种故事版本听起来却大相径庭。台湾一位九十九岁高龄的考古学家说,他曾经听到谣传,说陈梦家死于共产党之手。在大陆,每一个人都说他死于自杀:有人提到了婚外情,有人矢口否认。有人告诉我,陈梦家曾经与一位女影星有染。其他人则说,她实际上是一位京剧演员。

   仍住在北京的赵景心是陈梦家的妻弟,他说陈梦家曾经自杀过三次。“我姐姐救过他两次,”赵景心说。“第三次的时候她因为劳累睡着了。等她找到他的时候,他已经死了。”赵景心八十三岁,他的手在空中一挥,像是一笔勾销了有关婚外情的谣传。“我从没有听到过这样的传闻,”他说道。

   陈梦家生前留下的遗物并不多:几张照片和一沓书信。上海博物馆专门腾出一个小房间,以陈放他曾经收藏的明代家具,其中某些漂亮的物件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有一把刻着“寿”字的靠背椅用稀有的黄花梨木雕刻而成。博物馆退休馆长马承源是陈梦家的生前好友。马承源告诉我,他们最后一次见面是1963年,陈梦家当时给了他一本《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铜器集录》。马承源笑了笑说:“你得明白,那个书名不是陈梦家取的。”

   陈梦家的遗孀去世之后,上海博物馆于2000年从赵景心的手里购得了这一批家具。(陈梦家夫妇没有孩子。)八十五岁的马承源向我展示了一份复印件,那是陈梦家在1966年,也就是他死去那一年写的一封信,他在信中提出要捐献自己的家具。信上的字很漂亮,其中有一句话:“那把黄花梨木靠背椅很可能是明代初期的,应该捐给上海博物馆。”我问马承源,陈梦家做出捐献决定是不是因为担心家具会在政治运动中遭到破坏。“他在1963年告诉我,他对这批家具的保护很有些担心,”马承源说。“不过他从未提过具体的政治问题。我们只能猜测。”

   我到处寻找着有可能串起陈梦家生前故事的相关物品。没有发表过关于他的完整传记,也没有对他的死因的细节描述。在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依然显得神秘;你可以批判地书写那段时期,但有一种默契,调查研究不能过火。同时,由于政治上的风险,那一时期的人们很少记日记或保留信件。

陈梦家的早年岁月比较容易追溯,因为他很早便开始发表作品。他于1911年出生在东部的南京市,他的父亲既是教师也是长老会牧师。长大成人的兄弟姐妹一共有十个--五男五女,全都大学毕业。最为聪明伶俐的陈梦家排行第七。他十多岁发表第一首诗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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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奇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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