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宗强:我国古代文体定名的若干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6 次 更新时间:2015-01-27 08:3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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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宗强 (进入专栏)  

   文体研究在古代文学和文学思想研究中有着重要的意义。但是无论文学史编写还是教学,文体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并未引起重视。之所以未加重视,主要是对文体在我国古代文学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认识不足。近十余年来,这种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北京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文学研究学者,都在文体研究上做出了很好的成绩。尤其是中山大学的中国文体学研究中心,从发表的论著看,已具系统之规模。文体研究正在深入。

   已有学者指出,文体问题不仅仅涉及文学作品本身,它可能远超出作品之外。我想,史实可能比我们想到的更为复杂。决定文体生成、定名和发展的,都不是单一的因素,对于古人文体观念的理解与评价,也乱如理丝。我只想就古人的文体定名提出若干问题,以就教于同行。

   文体的定名涉及体裁与体貌两大类。我想谈四个问题:体裁定名、体貌定名、体貌定名与体裁定名之关系、文体定名涉及的文学与非文学问题。

   一

   体裁的体,定名与其生成并无统一之关系,有的生成与定名源于其功用,有的却与功用无关。

   古代文论家常将各种文体之源头追索至五经。如刘勰就说:“故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铭、诔、箴、祝,则《礼》总其端;纪、传、盟、檄,则《春秋》为根;并穷高以树表,极远以起疆,所以百家腾跃,终入环内者也。”(《文心雕龙·宗经》)刘勰所说的“首”、“源”、“本”、“端”、“根”,我们可以作两种之理解。一种理解是这些体裁在五经中已有其早期的形态,如《易》之有辞,《诗》之有颂,《礼》之有铭、诔、祝,《春秋左氏传》之有盟。另一种理解是有的五经中并无其文体,刘勰所指,是有关文体的生成,其体制实源于五经之影响:五经为之“树表”,为之“起疆”,也就是说,为之确立体制与规模。把一切文体都说成源于五经,当然是极端的说法,昔贤已多有非议。自文体生成之思想政治基础言,或与五经有着这样那样的联系;但自文体体制之生成言,则多数与五经并无直接之关系。

   我国古代的文体,名称众多。这众多的文体的出现,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由少而多,由简而繁。《尚书》已有诰(如《大诰》、《康诰》、《酒诰》、《召诰》、《洛诰》,《梓豺》、《多士》、《多方》、《立政》等无诰名而有诰体)、誓(如《甘誓》、《汤誓》、《牧誓》、《费誓》、《秦誓》)、祝(如《金滕》)。《周礼》有祝(“太祝掌六祝之辞”)、诰、诔(“作六辞以通上下亲疏远近,一曰祠,二曰命,三曰诰,四曰会,五曰祷,六曰诔。”祠即辞,辞、命、会、祷,均属辞令,难称文体)、盟(《周礼》大司寇“凡邦之大盟约,涖其盟书,而登之于天府”)。到了西汉,文体数量大增。大增的原因有二,一是出于政教之需要,一是由于文学自身之发展。我们从今存汉人作品中,可以大略了解其时文体发展之面貌。我统计了八位作家,蔡邕作品涉及文体十九①;司马相如作品涉及文体五②;董仲舒作品涉及文体八③;东方朔作品涉及文体十④;刘向作品涉及文体十四⑤;王褒作品涉及文体四⑥;扬雄作品涉及文体八⑦。去其重复,得文体二十九种,加上西汉其他作者已用之文体:史传、教、状、诏、敕、令、制、册、劾、告谕诸体,共得文体三十九种。在这三十九种中,杂文之内各体的出现,显然并非出于实用之需要,而是文学自身发展的产物,或出于追求新的形式,或甚而出于游戏。刘勰说宋玉含才负俗,于是创造了《对问》一体,“枚乘摛艳,首制《七发》”;扬雄“碎文琐语,肇为《连珠》”。到了南北朝,文体又似有进一步发展之趋势。刘勰把文体分为三十四种⑧,这三十四种,西汉都已出现。但是,其中《杂文》中他又列出十九个细目⑨,《书记》列出二十五个细目⑩。总共八十一种。到了明代,文体数目又有极大之发展,吴讷《文章辨体序说》分文体为五十九种(11),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分文体为一百六十四种(12)。其中多有重复,如“表”、“书”都出现两次;诗又细分为若干体,奏也分为若干体,等等。赋、颂、铭、箴等等,是就体制分的,而诗分若干种,则是就语体分的,奏分若干种,则是就使用对象分的,标准并不相同,定名因之杂乱。其他诸体之设立,标准亦多混乱。到了清代,此类混乱之文体定名标准,依然沿袭下来。我们研究古代文体,首先面临的是文体定名问题:古人如何定名,这些定名的得失利弊,我们今天应该如何看待这些定名,等等。探讨这些问题,涉及文体研究的进路。

   早期的文体定名并不复杂,最初的文体产生于礼乐制度与政制的需要。我们可以举一些例子,如碑,刘勰在《文心雕龙·诔碑》中说:“碑者,埤也。上古帝王,纪号封禅,树石埤岳,故曰碑也。周穆纪迹于弇山之石,亦古碑之意也。又宗庙有碑,树之两楹,事止丽牲,未勒勋绩,而庸器渐缺,故后代用碑,以代金石,同乎不朽,自庙徂坟,犹封墓也。”这是一段常被引用的话。这段话说碑体有两个来源,一是周穆王弇山树石纪迹,为古碑之始;一说碑始于宗庙树碑丽牲。关于第一说,出自《穆天子传》,此书之成书年代与史料价值,目前尚难定论。周穆王是否确曾树石于弇山以记迹,尚无可靠之史料证据,姑勿论。《管子》卷16《封禅》:“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禅为封土,是否树碑,亦无确证,亦勿论。封禅而树石刻文,或稍后出。关于后一说,则有大量证据,可证碑体之发展过程。碑树之宗庙,原先并无文字,只用以丽牲与测日影。《仪礼》卷21《聘礼》:“陪鼎当内廉,东面北上,上当碑,南陈。”郑玄注:“宫必有碑,所以识日景,引阴阳也。凡碑,引物者也,宗庙则丽牲焉,以取毛血。其材,宫庙以石,窆用木。”(13)贾公彦疏称宫庙、大夫士庙、庠序之内皆有碑。此种之碑,识日影、系牲,并无文字。但它与行礼过程之节度有关。士冠礼、昏礼、聘礼都有“三揖至于阶”之说,第二揖就对着碑。何以对着碑,碑在庭中三之一处,处两楹之间,贾公彦疏:“当碑揖者,碑是庭中之大节,又宜揖。”“至碑,碑在堂下三分庭之一,在北曲庭中之节,故亦须揖。”(14)其时碑之另一作用,是墓葬时用以引棺下圹。大木树于圹之前后四角,用以绕綍(大绳)为辘轳,挽棺下圹。此种之碑,因死者等级之不同,而有不同之数量(15)。由是可知,碑之为名,原并无文字,它只是礼制过程中之一种器物。后来就有人在树之于圹之碑上写上姓名爵里,以至行迹,或以石易木,遂有墓碑(16)。碑之作为一种文体,由是产生。朱子把碑的产生过程说得较为简洁,他说:“古人惟塚庙有碑。庙中者已系牲,塚上四角四个,以系索下棺,棺既下,则埋于四角,所谓丰碑是也。或因而刻字其上。”(17)后来或由木而易之以石,刻上文字之后,碑作为一种文体才产生。此种文体,至后汉而极盛。从上述碑生成之过程看,原缘于礼制之需要,由实物而发展至文字。而其命名,则早于碑有文字之前,因物而称名。

   再举“颂”体之例。刘勰论“颂”体,称:“四始之至,颂居其首。颂者,容也,所以美盛德而述形容也。昔帝喾之世,咸黑为颂,以歌《九招》。自商而下,文理允备。……雅容告神谓之颂。”(《文心雕龙·颂赞》)他这里涉及三个问题,一是“颂”原于《诗》;二是最早之颂为咸黑的《九招》;三是颂之用,是雅容以告神。黄侃《颂赞》篇札记中表达了与刘勰有所不同的看法,他认为“颂本兼诵、容二义”,而名至广。一是诵为以声节之的吟诵:“诵则非直背文,又为吟咏”;“虽有声节,而仍不必与琴瑟相应也”,“是诗不与乐相依,即谓之诵”。此为颂字之本义。二是卜繇也谓之诵。三是风也谓之颂,“籥章以歌豳颂”可证。四是诔亦称颂。五是乐曲亦可称颂。他得出结论说:颂名至广,颂类至繁。他认为:“是则颂之为义,广之则笼罩成韵之文,狭之则唯取颂美功德。”(18)即颂有广狭二义。

   颂之最初形态,已难考索。彦和引《吕氏春秋》以为出于咸黑之《九招》。《吕氏春秋》卷5《古乐》:“帝喾命咸黑作为声歌,九招、六列、六英。”陈奇猷称:“此文当读‘帝喾命咸黑作为《康歌》——《九招》、《六列》、《六英》’。”(19)《墨子》卷1《三辩》称作《九招》的是汤:“汤放桀于大水,环天下自立以为王,事成功立,无大后患,因先王之乐,又自作乐,命曰《護》,又修《九招》。”(20)而《尚书》则称《九招》为舜乐。《九招》即《九韶》,《尚书·皋陶谟》:“《簘韶》九成”,舜乐。《史记·五帝本纪》则称:“禹兴《九招》之乐。”而《山海经大荒西经》又称“启始歌《九招》”。作《九招》者究竟是帝喾,是舜,是禹,是启,还是汤?传说之辞,殊难定说。《九招》为歌帝德,或为“颂”最初之义,然有颂意而无颂名。颂之初名,或始自诗教,《周礼》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郑玄注:“颂之言诵也,容也。诵今之德,广以美之。”(21)《诗大序》称:“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也。”(22)颂之本义为诵,《周礼·春官宗伯》:“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郑注谓:“以声节之曰诵。”(23)“以声节之”,是指配乐而歌。《礼记·文王世子》:“春诵夏絃。”郑注:“诵谓歌乐也。”(24)清人阎若璩谓:“歌乐即诗也,以配乐而歌,故云歌乐,亦是以声节之。”(25)配乐用磬、钟(颂磬颂钟)。由是可知,颂之初名,是礼典仪式中配乐之颂歌,是指诗乐合一之一种仪式。颂之内容,则是美盛德,所谓“美盛德之形容”,是指颂美德业之广大。“容”,言其广大无所不被,非指舞容(26)。颂脱离乐而仅指其文,是为文体之“颂”。由是可知,颂之为体,原亦为礼典之一仪式,因礼之需要而产生。离乐而独立为文,颂体又一变。之后颂之内容(由颂功德而颂人、颂物等等)与体式(如颂而似赋、似碑、似诔、似铭等等),亦如其他文体一样,不断发展变化。此是后论。

   铭体之产生,亦原于礼制。《仪礼·士丧礼》:“为铭各以其物。”郑玄注:“铭,明旌也。”(27)铭者,名也,书死者名于旌之上以识别。旌杆之长短尺寸,礼有明确规定:天子九尺,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二尺。又,铭亦用以表功,《周礼》卷30:“凡有功者,铭书于王之太常。”郑注:“铭之言名也。生则书于王旌,以识其人与其功也。”(28)由书之旌而铭之器,铭之文体才正式产生。由是可知,铭体亦如碑、颂之体,先有礼典之仪式,后有文体之产生。铭体之命名,亦礼之一过程。

   有的文体的产生与命名,则缘于政治运作之需要。蔡邕《独断》论文体,称:汉天子“其命令一曰策书,二曰制书,三曰诏书,四曰戒书。……凡群臣上书于天子者,有四名,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驳议。”(29)对此八种文体,他都有释名(30)。刘勰《文心雕龙·诏策》说:“汉初定仪,则有四品:一曰策书,二曰制书,三曰诏书,四曰戒敕。”《章表》篇说:“汉定礼仪,则有四品: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议。”刘勰认为,在汉代,此八种文体都与定礼仪有关。汉初之定礼仪,将礼用于政治运作之制度。之后此一类文体,深深契入政体之中,其写作与使用均有严格之规范。此一类文体还有檄、移、启、册等等,其定名依其功用,义界明确。

有的文体的产生,则与礼仪、政制无关,虽亦有作者之用心,或出于劝戒,或出于讽喻,然亦与礼仪之需要、政治之运作无关;盖为发抒一己之怀抱,有的甚且有卖弄才华以娱乐之意。如刘勰在《杂文》篇中说:“智术之士,博雅之人,藻溢乎辞,辞盈乎气,苑囿文情,故日新殊致。”他说对问、七发、连珠这类文体,“凡此三者,文章之枝派,暇豫之末造也”。所谓“暇豫之末造”就是闲暇娱情的末流之作。此类文体之定名,非就其功用,而是就其表现形态言。此一种之定名方式,标准与义界都没有严格之规定性,不像颂就是颂,碑就是碑,诏就是诏,表就是表,有明确之功用、体制界线(至于不同文体之互相渗透,那是另一问题,虽渗透而称名不改)。由于称名之随意性,此一类之文体,发展繁杂,有以句式定名者,如徐师曾之分诗为四言古诗、五言古诗、六言古诗、七言古诗、杂言古诗;又从格律分出近体歌行、近体律诗、排律诗、绝句诗、和韵诗;又以创作方式分出联句诗、集句诗;又从律诗的变体分出拗体、蜂腰体、断絃体、隔句体等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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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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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广州)2009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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