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中国调结构,到底怎么调——与吴敬琏、林毅夫商榷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08 次 更新时间:2015-01-26 21:5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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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 (进入专栏)  

    

   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三条道路

   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学家都主张深化结构调整。问题是向什么方向调整?这里有三种可能的选择:

   第一条,让市场主导调三次产业的结构,走美欧东亚过去三十年走过的“去工业化”老路。包括发展房地产、金融、医疗、养老等服务业(世界银行2013,吴敬琏 2006,2014)。市场自由化,放任房地产和金融泡沫挤出低端制造业。如果走美欧日本的老路,中国过去三十年10%的高速增长,将可能在十年之内降到5%的水平,有可能陷入拉美国家的“依赖经济困境”,而非表面的“中等收入国家陷阱”。

   第二条,由经济外交主导,调过剩产能的出路。吸取美国战后马歇尔计划资本输出和购买资源的经验,利用中国充分的外汇储备,收购国外的资源,投资国外的基础建设,出口国内过剩的生产能力(林毅夫 2012)。如果目前“一带一路”的外向型战略能够实现,估计中国会保持二十年制造业的繁荣,经济增长率可能维持在5-7%的水平。

   但是,要注意两大不确定性。第一,假如国外投资可以顺利进行,参照德日战后崛起的经验,中国在20年内将面临更严峻的国际竞争环境,使国内的竞争优势难以保持。第二,中国目前缺乏全球布局能力,美日为首的西方势力,完全可能在中国“一带一路”的对外投资中制造种种麻烦,来增大中国的投资风险。笔者认为,中国资本和设备的对外输出,有助于打破美国的金融霸权和外交围堵。但在目前的军事与科技能力条件下,不能对外向经济战略的国际风险掉以轻心。

   笔者认为,更重要的还有第三条道路,就是由长远战略规划为主导,调整中国不合理的生态布局和产业城乡布局。使制造业持续高速增长,结合国内的国土改造而非出口导向为基点(陈平 2008,2012a,2012b)。

   如果把开发大西北的计划拓展为西水东调、国土改造、城乡对流、分区发展,并建立“国家发展战略基金”(史正富 2013),来引导国内的长期投资,则中国至少可以维持三十年的高速增长,速度可能在8%-10%之间。在国土改造的基础上,再全面推进资本和设备的输出,就稳居世界的制高点,没有敌对势力的捣乱空间。

   笔者以为,第三条道路,是中国特色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基础。在第三条道路的基础上,循序渐进地推进“一带一路”的第二条道路,将有助于最终解决台湾问题,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并引领21世纪的世界,重建后美国时代的国际秩序。

   西方现代化经验的借鉴和中国发展历史的教训

   回顾中国现代化历程的曲折,笔者认为有两个教训应当吸取:一是一种倾向否定另一种倾向,缺乏历史和全球的视野。例如,启蒙运动一切以西方为标准,全盘否定中国文化。学苏联的计划经济,就全盘否定西方的市场经济。

   二是盲目引进,无视中国的具体国情和其他国家的前车之鉴。例如,片面强调美国规模生产和日本出口导向的经验,忽视中国多山少地、人均资源缺乏的自然历史约束,导致华北水资源的严重缺乏和沿海大城市污染严重、房价高涨、制造业发展难以持续。在追求GDP高速增长的同时,忽视了生态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城乡布局的规划。

   中国在西方深陷经济危机的今天,必须重视西方模式的教训,避免前人走过的弯路。中国的发展也要与时俱进,从“摸着石头过河”,到“观全局航海”。要重视西方的失败教训,超越西方模式的局限,走出中国自己的道路。

   1 .西式药方带不来增长潜力

   改革开放三十年的高速经济发展,有两个动力:第一是出口导向的制造业,在西方面临全面经济危机的今天,出口的增速大幅下降,使许多经济学家意识到发展内需的必要。问题是中国内需增长的潜力在哪里?西方传统的出路是刺激消费。然而在金融危机和就业的双重压力下,高负债、高消费的老路显然难以为继。第二是农民工进城,在沿海房地产价格和劳工成本急剧升高的情况下,中国城市化的发展面临日益严重的障碍。

   在金融危机后仍然相信新古典经济学增长趋同论,亦即迷信西方普适模式的经济学家,主张降低制造业发展速度,提升地产金融医疗等服务业,输出低端制造业,可以提高市场经济的利润率;同时加快推行市场主导的城市化和福利制度,可以刺激居民消费(吴敬琏 2011,2014)。他们相信,依靠土地私有化和公共服务市场化,足以推进中国经济的继续发展,使中国摆脱“中等收入陷阱”,升级到世界银行倡导的所谓“高收入国家”(世界银行 2013)。

   迷信西方模式的人,似乎忘却了世界经济发展高度不平衡的历史和现实。西方资本主义已经发展了几百年,市场化并没有解决多数国家、多数人口的发展问题,包括美国的贫困阶层。

   西方发达国家加上日本的总人口约6.9亿,占世界人口10%,却控制世界90%的资源,消耗世界40%以上的资源。中国人口近发达国家总和的2倍,韩国的27倍。中国的人均可耕地只有1.6亩,只有美国的五分之一,不到俄国的七分之一。中国年降雨量不到日本的一半,离海岸线的平均距离却是日本的55倍。

   中国天灾频繁,要保障庞大人口的基本生活,政府自古以来就在兴修水利和国防工程上起到巨大作用。战国时代以来,中国没有什么“无为而治”的政府能稳定存在。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先后在国际贸易中占主导地位的西方国家,如希腊、意大利、荷兰、英国和东亚的日本、韩国,都利用了他们离海岸线近的地理优势扩张海上势力。

   后起的法国、德国、美国和前苏联依靠国家的力量发展科学、教育和规模经济,才得以赶超海洋国家。“自由放任”政策的宣传无法掩盖资本主义扩张的炮舰政策和资源掠夺的历史。

   笔者从世界各国的历史经验出发,质疑华盛顿共识2.0版的市场化结构调整。主要有如下原因。

   第一,中国人口是发达国家的两倍,人均资源不仅远少于西方发达国家,而且低于印度和世界平均水平。

   第二,西方发达国家过去三十年实行的去工业化,发展金融和医疗为主的市场服务业,不仅无法提供充分就业,而且造成空前的债务危机和财政危机,动摇福利制度的基础。

   第三,中国过去三十年,依靠出口加工和基础建设吸收的农民工稳定就业,估计也就几千万人。拉美和南亚巨大的城市贫民窟,和美欧日益严重的种族冲突和非法移民,说明同一个根源:即西方模式的规模经济和自发市场的城市化,无法解决多数人口的稳定就业。

   典型的美国案例告诉我们,即使美国模式也难以为继。最近震动全美的警察枪杀黑人青年引发的弗格森骚乱,充分说明西方的“高收入困境”远比中国潜在的“中等收入陷阱”更为严重。

   发生骚乱的弗格森市位于美国的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大都市区,2013年的人均GDP为48736美元,在美国大城市中排名第36位;远高于中国深圳的22198美元,北京的15216美元和延安的9947美元。

   但是,中国即使二三线的大城市,也没有弗格森那样高犯罪率的弱势群体(黑人)聚居区。而弗格森的情况在黑人区里面已算不错,是中低收入人群为主,当地还有爱默生公司、波音飞机工厂、制药公司等高端制造业,以及密苏里大学、医院等高端服务业。美国房地产市场造成的经济种族隔离成为美国大城市常见的种族骚乱的温床。

   第二个案例,是美国苹果公司的高利润,并不能创造美国的高就业。纽约时报发表的关于苹果公司的深度调查(Barboza 2012),发现苹果公司的巨大利润留在美国,但是创造的就业只有5%在美国,大部分产品的制造在亚洲,主要在中国。

   美国公司无法和中国企业竞争的主要原因,恰恰不是新古典经济学强调的技术、产权、劳工成本,而是新古典经济学忽视的地方政府的效率和中国产业集群的工业生态结构。

   以苹果手机Iphone为例,产值的58.5%为苹果公司的利润,中国工人的比例仅1.8%,韩国的利润为5.7%,日本的利润仅0.5%(寒竹 2012)。以为技术加产权可以保证国际竞争的垄断地位,或本国劳工的共同富裕,是西方经济学加媒体制造的形象,不是国际竞争的残酷现实。苹果公司也不可能持续维持这样的高利润。

   由此可见,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必须是中国模式的共同富裕,协调发展。中国决不能重走西方和东亚国家走过的高消费、去工业化、房地产泡沫、虚拟金融和城乡分离的老路。

   2. 中国的自主发展模式,超越日德

   中国建国头三十年建成独立自主的科学与工业体系,改革开放的近三十年不但成长为GDP大国、贸易大国、外汇储备大国,而且在空间、核电、高铁、卫星制导系统、通讯和国防工业上位居世界的前三名,国防和金融的独立能力超过德日。

   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看,新中国发展的速度远超西方和东亚国家。综合麦迪逊(Maddison 2010)、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联合国的数据(换算成1990年国际美元),中国人均GDP从1950年的448美元增加到1978年的978美元花了28年,改革开放从978美元到2012年的9400美元花了34年。要走新中国62年类似的发展道路,英国分别花了600年和368年(总计968年),法国用了700年和268年(总计868年),德国700年和269年(总计969年),美国200年和132年(总计332年),日本890年和82年(总计972年)。不要忘记,中国人口的规模超过前面所有发达国家之和,控制的资源也少的多。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来证明经济增长的收敛趋势,完全无视中国的道路创新打破了西方模式的发展规律。

   应对挑战需要远见政府和持续创新

   对中国经验抱有疑虑的人,担忧的是中国经济的两个特点,所谓大政府和大国企,会成为继续改革的阻力。但是我认为事在人为。中国问题和西方问题有个共同点,就是短期行为,忙于救火、无力防灾,小病拖重。中国建国的基础是十二年科学发展规划,不只是五年计划。西方文化追求短期均衡,中国文化追求战略眼光。谁优谁劣,看谁能走出新的劳动分工模式。

   为此,首要问题是认清中国的国情和发展的障碍,然后才能选择中国改革的方向。假如借鉴西方经验可以解决中国问题,那何乐而不为?如果西方办法解决不了中国问题,就得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理论方案的选择不能先于现实问题的观察。目前西方经济学家的通病,叫做“One size fits all”(不同的脚穿一个尺码的袜子),译成中文就是“一刀切”。成功的经验各异,失败的病症皆同。

   1. 转型能否效法西方的刺激消费模式

   2008年的金融危机,日益暴露美欧经济的衰落趋势,使许多人质疑东亚经济出口导向模式的可持续性。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呼吁成为热门之议。对转变方向有大体两种不同的主张。

   一种主张是继续仿效美国的经济模式:从投资和出口转向消费和内需。提高国内消费的方法是提高最低工资,提高社会保障,放开资本管制,让人民币升值并转换为世界储备货币,放开利率管制,用土地私有化促进城市化和土地的规模经营,放任沿海城市的房地产泡沫,让低端产业出走以逼迫产业升级。

   更有人主张全民瓜分国有资产和外汇储备,以此来促进居民消费。似乎中国有条件重复西方走过的道路来提升人均消费水平。

我以为这是当前最危险的空想资本主义。其来源是美联储主席伯南克的世界失衡理论。伯南克的主张是荒谬的。世界史上,政府只能救急,养老依靠家庭。中国有远见的家长是投资子女教育,(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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