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睿壮:逆水行舟三十载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25 次 更新时间:2015-01-26 17:17:21

张睿壮  

   我生不逢时,高中没毕业就赶上了文化大革命,学业被迫中断,人被送往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荒废了人生中最宝贵的八年青春,这八年本来是可以为造就一个科学家奠定基础的。不过比起那么多早我十年倒霉、一生都被运动所毁的才华横溢的年轻人,我还算是幸运的,因为我只被耽误了十年,一代人的疯狂(反右、大跃进、文革)结束时我还不到三十岁,还来得及重新开始。对于太多的不幸者而言,一生的悲剧已经铸成,变革来得太晚了。

   那是一个疯狂的年代,愚民的年代。知识不仅毫无用处——知识的社会价值非但被人为地贬低到零点以下,而且还可能给人带来麻烦——“知识越多越反动”。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我当然对那个年代知识分子不断无端遭受迫害有切肤之痛。然而,一方面出于一种与生俱来的求知欲,一方面出于一种期盼中国不会永远如此的模糊信念,我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在最困难最黑暗的日子里仍然坚持自学,义无反顾地往“臭老九”的队伍里挤。那时自学最大的困难在于书籍的缺乏,图书馆的书烧的烧、封的封,除了少数例外,绝大多数人文社会类书籍都是禁书。我们想方设法,跟当时庞大而又复杂的“内部发行”、“内部阅览”系统玩起危险而又刺激的捉迷藏游戏,或买、或借,千方百计地把一切有可能搞到的书搞到手,饥不择食地读完一切可以搞到手的书籍。就这样,当我的绝大多数同龄人都在被迫虚度时光时,我不甘听凭命运的安排,顽强抗争,精读了大量文史哲和政治、经济类著作,并坚持自学外语,决不放弃自我教育、自我塑造的机会。

   艰苦不懈的努力终于赢得了回报。1979年我以优异成绩考取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首届硕士研究生。我必须说我很感谢改革开放之初的灵活招生政策,它允许我以同等学力报考。这样,尽管从未上过大学,凭借我在文革十年中自学的积累,我自觉在文科基础学科方面的学识不输文革中毕业的所谓“工农兵大学生”,甚至堪比文革前入学的“老大学生”,所以才敢跳过大学本科直接报考研究生,以追回那段失去的岁月。这就是我的履历上有研究生学历却没有大学本科学历的原因,以致后来无论国内国外,每次为入学、求职、提升等目的填表时,都要费事解释何以大学本科是空白。

   那时的研究生,跟现在真有天壤之别。高考恢复后的头两年里,每年招收的研究生全国也不过区区数百人,不像现在动辄数以十万计,连博士都是批量生产。物以稀为贵。当年的一个硕士研究生,比现在留洋的海归博士都更稀罕、更金贵,走到哪里都引人注目。两年之后毕业,留所工作,在美国研究室专攻美国经济。再过两年,被评为助理研究员(相当于高校讲师),获得了专业技术人员的中级职称。那是文革结束后首次恢复职称评定(上一次是1956年),所以相当隆重,全国高校及研究机构一体遵行。我当年拿到的“职称证书”就是全国统一样式的盖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人事部”大印的绿皮护照式证件,有人戏称为“全国粮票”,以区别于后来将职称评定权下放分散到省/直辖市教委和教育部直属高校后的“地方粮票”。正因为后来权力下放,那一次就成了文革后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全国统一职称评定,而我的“国家”职称证书也就成了有收藏价值的“绝版”。

   那时的研究生稀罕,那时的教授也稀罕,还没出现如今“教授多如狗、大师满地走”的繁荣兴旺局面,因为当年的职称评定还是比较严肃认真的,不像现在那样肆意放水。教授和研究生都稀罕,其他职称自然也水涨船高,一个助理研究员或讲师在当时还挺是个人物。当年,三十刚出头的时候,我就获得了硕士学位(当时国内最高学位),评上了中级职称,与我的同时代人相比(他们中的佼佼者也大多还在大学念本科),可以说是抢占了先机,进入了快车道。记得那时参加一些全国性的学术会议,与会专家多为文革前参加工作四十出头的人,学界在30-45这个年龄段出现了专门人才的断层,而我恰恰是这个年龄段里凤毛麟角的漏网之鱼,所以颇有些引人注目。尤其在一些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我是少数能用英语发言、直接与国外学者对话的中方学者,更带了点“崭露头角”的意思;加上常在学术刊物和新闻媒体上发文,当时在美国经济和国际经济关系研究圈内还有了一点小小的知名度。一切迹象表明,如果我选择留在国内发展,面前将是一条前程远大的坦途。

   可是我没有。我毅然中断了我那前景光明的学术生涯,选择了去国外留学的艰难旅途。这还得从我打小的志向和我当时工作的性质说起。

   我很小的时候,大概也就是刚上小学不久吧,就立志要当科学家。那时和后来很长时间里这件事在我看来是如此自然、如此理所当然,简直就没有想过还有别的生活道路。我以为所有的人都跟我一样,都是想要成“家”的,不是科学家,至少也是个文学家、政治家之类。直到很晚,我才知道有许多人从小压根就没想过当什么家,他们的志向很朴实,就是当个工人、技术员、售货员、老师什么的,或者是转个城市户口,也就心满意足了。我可不。打小我就爱看科学家传记和科学发明的故事,憧憬着有朝一日也能在科学史上写下自己的一页。甚至连残酷的文革都未能粉碎我这份梦想,虽然学业的中断和自学的困难迫使我放弃了成为一名真正(即自然)科学家的奢望(自然科学很难自学成才)而转向社会“科学”,但成“家”的念头却从未泯灭。

   如果说社会科学的“科学”二字要打个引号,因为它们其实并非如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那么客观、严谨,那么我当时在上海国际所从事的“研究”工作,就更跟科学沾不上边了。在中国,特别在那时,特别是文科,研究机构几乎全都是官办的,而官办研究机构的工作模式则是千篇一律、大同小异的:一事当前,首要任务是 “领会中央精神”、“对口径”,即从相关领导部门就某一问题下发的红头文件中去学习吃透中央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方针;接着就是收集资料,那些外文底子不行的研究人员只好倚重国内的中文资料,主要是新华社一天两本的《参考资料》(俗称“大参考”)和国内其他研究机构的“调研报告”,而外语好的人在占有资料方面的优势,就是可以从国外新闻媒介或专业期刊上获得额外的信息;最后一个环节,用一些资深研究人员自嘲的说法,就是靠“一把剪刀、一瓶浆糊”剪剪贴贴,为“中央精神”提供事实根据和分析论证,一份“研究报告”就这样出笼了。这里,外交决策形成了一个缺乏来自外界反馈的、自我肯定的死循环:上面的“精神”传到下面,经过附和与强化再回到上面,就算是经过“论证”的“科学决策”了。国家花费重金支撑的所谓“智库”,不对决策提供任何建设性的批评,只是一味对来自上面的“精神”给予肯定和赞扬,完全放弃了它们对政府决策应尽的监督、提醒、批评、建言的社会责任。这样的工作,从大处说,对国家对社会毫无积极意义,与科学研究的探求真知也毫无关系;从小处说,对个人也不构成任何智力和学识上的挑战:说是研究工作,其实无非就是资料员加书记员的差事;说是研究员、教授,其实依我看一个高中毕业生也就够了。所以,八十年代初,当周围的人们都在羡慕我有一个多么舒适安逸、多么“前途无量”的工作时,我却一直在问自己:你愿意就这样蹉跎岁月一辈子吗?

   虽然上了文科这条“贼船”,源自少年梦想的科学情结却还是痴心不改。当时看到西方发达国家都有“政治科学”,就跃跃欲试,想要看个究竟。特别是1984年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设在华盛顿特区的国际问题高级研究院当访问学者期间接触到政治科学中的量化分析,更是充满了好奇,一心想知道人类社会那么多复杂的不解之谜究竟是否能靠那些高深的数学公式找到真正“科学”的答案。于是,当机会之窗终于在我面前打开时,我不辞38岁的“高龄”,怀着对一个全新的未知世界的求知欲和探险精神,踏上了负笈求学之路。

   留学的第一年是在奥斯汀的得克萨斯州立大学(UT Austin)度过的。去那里是因为它破例让我这个外国学生第一年就当上了助教(TA),理由是我以前曾在那里作过演讲,系里的教授们认为我的英文足以胜任。奥斯汀的政治学当时在美国排名第18位,能在虎踞龙蟠的美国学界有此排名已经殊为不易,其师资实力还是相当雄厚的。我在那里曾经跟那位大名鼎鼎的W.W.罗斯托做过一学期一对一个别辅导的“独立研究”课,领教了他那热烈而倨傲的南部牛仔风格。那时他正在和保罗·肯尼迪进行辩论,把后者的“美国衰落论”骂得狗血喷头,于是就让我就此写一篇评论文章作为课程作业。文章写出来他一看大怒,因为我站在了对立面,所以只给了我个B+(那是我在Austin得到的唯一一个B,破了我的全A记录),并苦口婆心地开导我:“小子,你不懂…”。这是我在美国学到的关于“客观公正的社会科学”的第一课。教国际关系的R. Harrison Wagner大小也是个名人,我是在他的课上第一次读到肯·沃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的,但他的强项是形式理论与模型(Formal Theory and Modeling)。有一次我试探地问他,是否希望我在他那个领域发展,他回答说,曾经有过许多极其聪明的“神童”或天才试图在这个领域取得突破,“but there are lots of dead bodies out there.”从此我便断了这方面的念头。

   Gavan Duffy 当时只是一个初出茅庐、毫无名气的讲师,却令我印象深刻、终身难忘。倒不是因为他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左派,曾在课堂上与一位来自智利的右翼学生“厚黑”(George的西班牙语发音)唇枪舌剑地激辩到天昏地暗,而是因为他是带我进入“科学研究方法”殿堂的领路人。我修他开的一门政治学方法论课程,分为“科学哲学”、“统计分析”和“研究设计”三个部分。虽然在美国只是研究生的入门课,其内容在当时对于中国大陆来的文科学生而言不啻天书。那些美国学生耳熟能详的科学哲学大家的名字如波普尔、库恩、拉卡托斯,我连听都没听说过,老师在课堂上一讲,别人都在点头会意,我却茫然不知所云,只好用拼音记下那些姓名的发音,下课后直奔图书馆去查百科全书。Duffy 是个统计学原教旨主义者,他要让他的学生掌握统计学最基本的原理,而不是只知道摆弄那些统计软件,所以对那些关键数值,他都要求我们一步一步人工计算,不许用计算机代劳。于是,在期末考试的课堂里就出现了一班学生手持计算器在进行4位乘除、6位开方、8位加减手算大战的奇观,这可苦了那班一贯依靠飞机大炮的美国学生,却给了我等只见过小米步枪的“土八路”一个展示“比较优势”的机会。直到今天我还感激他的这种教育方法:多数人只知道那些统计学数值的用法,而我却知道它们是怎么算出来的,当然也就知道它们的来历和原理。

   在奥斯汀度过留学生涯的第一个年头艰苦卓绝,除了本人的繁重课业之外,我还得当助教挣出自己的学费和生活费来。当年我们第一代留学生中的许多人,都和我一样是口袋里揣着国家兑换外汇的限额----40美元----去到美国的,此后就全靠自己打拼,哪里像现在的新留学生,多少都是腰缠万贯、生计无忧的。我助教的两门课程,“美国政府”和“美国外交政策”,都是自己从未修过的,只好边学边教,或者叫现趸现卖,还得保证教学质量,所以特别费劲。试想,下面坐着一班美国大学生,我一个外国人在上面给他们讲他们国家的政治制度和对外关系,这个难度可想而知。好在一年下来,成绩还不错,自己的课业几乎得了全优,助教表现也得到学生的好评。正当系里的教授和领导对我寄予厚望之时,我却提出了转学的要求。

   前面说过,奥斯汀德州大学在美国是好学校,但它毕竟毕竟不是顶尖大学,与譬如当年政治学研究生教育并列全美第一的哈佛和伯克利不可同日而语。我的想法是,同样都是辛辛苦苦地念一个博士,为什么不念一个排名第一的学校呢?帮助我下决心去伯克利而不去哈佛的一个因素是,我的主业是国际关系,而当时伯克利的国际关系要比哈佛强得多: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的两大阵营----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的领军人物肯尼思·沃尔兹和厄恩斯特·哈斯都在伯克利,哪里还能找到比这更理想的学习国关的环境?特别是在奥斯汀时读过沃尔兹的书后,我就十分向往能投到他的门下,拜他为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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