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军:“官话实说”何其难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88 次 更新时间:2015-01-25 1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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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军  


摘要:“官话实说”,如果在朋友圈内的私下集会场合,基本上没什么拘束或限制;如果诉诸文字,只写给自己看或者发在网络上,也不太难。但要发在纸介媒体或官方网站上,就不太容易,甚至太不容易了。


拙著《县委书记们的主政谋略》,历经两年半的周折,终于出版了。

从书名就可以看出,这本书说的是“官话”。

“官话”这个概念,可以有三种解释:在语言学中,它指某一地方的主语或北方方言。在当下公众舆论中,“官话”通常被当做贬义词使用,指官场中盛行的假话、大话、套话、空话。本人在2010年出版的《官话实说》一书中,把“官话”界定为“有关国家政治生活或社会公共治理问题的言论”。那么显而易见,身在官场的人,“官话”自然要多些。

我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走进机关,从事文字综合、调查研究之类的工作十余年,后来,又先后到县市、省直机关工作近二十年。因为恰逢思想解放、改革开放之盛世,党和国家的各项方针政策,从总体上说是得民心、顺民意、合实际的,所以,我起草或照念的大部分文稿,都包含真话、实话的成分,同时,也带有“官样文章”的通病。有些话,不想说的也要说,也要写;有些想说的话,却不能随便说,更不能随便写。

从2004年调到省直机关工作以来,我的压力和责任大大减轻。工作之余,静下心来,看书学习,积累资料,结合多年实践中的感受,形成了对某些热点问题的看法;利用业余时间到各地走走看看,进行了一些相对自由的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写了一些东西。这些东西,基本上是自己想说的真话和实话。当然,为了见诸报刊,在文字上都力求体现“正能量”,对现实问题及体制的批评,尽量使用委婉温和的词句。

尽管如此,近十来年的业余写作生涯,仍使我深切感到:“官话实说”,如果在朋友圈内的私下集会场合,基本上没什么拘束或限制;如果诉诸文字,只写给自己看或者发在网络上,也不太难。但要发在纸介媒体或官方网站上,就不太容易,甚至太不容易了。

多数新闻出版单位特别是一些“内参”的编审人员,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官话实说”,希望刊发有些“棱角”的文稿。同时,他们又对某些词汇特别“敏感”,经常对某些文字做些不太适当的删改。如:某杂志在刊发我撰写的《地方换届选举中的满票和零票》一文时,将题目中的“地方换届”四个字换成“基层”两个字;在一篇关于“常委分工负责制”的文章中,我建议减少地方党委领导机构层次,取消常务委员会,让经过精简后的全体委员会更好地发挥集体领导作用,北京一家号称为“内参”杂志在刊发中却把这条建议删除了;还有一家杂志在刊发《官邸制的反腐效力不宜夸大》一文时,把题目改为《如何使官邸制发挥更大效力》。我非常理解编审人员的良苦用心,但是,也为“官话实说”的艰难而深感遗憾。

至于刚刚出版的这本解读县委书记思想和行为的调查研究报告,出版发行的艰难更是超乎想象。

写这本书的念头萌生于2009年。当年7月,《中国县域经济报》副总编吴永亮先生约我就县(市)工作的实际运行规则或状态写篇稿子。几经思考,我写了一篇题为《县市工作的最大特点是行无定则》的文章,刊发在该报及其主办的内参《市县领导参阅》上。后来,又在《县域经济论坛》、《共识网》上发出。据说,在读者和网友中反响不错。那段时间,翻阅了一些关于地方官员执政理念和行为的报道、文集或理论专著。感到虽各有精彩的看点,但存在三种脱离实际的倾向:一是道德至上和完美主义的倾向。一些领导讲话或理论文章过分强调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作用,忽视领导体制、宏观环境、政治生态等客观因素对领导干部特别是中下层干部的影响。二是过分倚重“文本演绎”。即:以党组织发布的规章和领袖、先贤的教诲为依据,高调阐述“应该怎么做”,而很少顾及在现实条件下“可能怎么做”,更没有深入考察多数县委书记们“正在怎么做”。实际上,我国的政治实践与“文本叙述”差异是比较大的。特别是县(市)这一级,实际工作中存在着各类“文本”都难以涉及到的情况和特点。很多运行规则是心照不宣的,几乎人人都在奉行,但却很少有人说出来,或很难准确地说清楚。正如徐勇先生所说,县域政治呈现为结构与运作的二元化特征,台前的“正式文本”与台后的“剧场运作”,共同构成地方日常政治生活的全部。三是对县委书记们进行天使化和妖魔化的描绘。所以,我开始利用到各地出差的机会,与20多个县(市)委书记进行访谈,同时,广泛搜集媒体报道和部分学者理论文章中的资料。结合个人的感悟,着手就县委书记这一特殊群体的真实思想、主政行为及其形成和存续的体制性因素进行力所能及的调查与研究,到2012年6月,大体完稿。

从2012年下半年开始,我相继和十多家出版社取得了联系。多数出版社的编审人员看过我发去的电子稿都表示:“您的书稿很有分量,但题材过于敏感,风险较大,我社不能出版。”据我分析,赞誉之辞未必是真话,风险大、利益小(政治类书籍很难畅销),才是婉拒的真实原因。后来,北京一家文化传媒公司与我签订了代理出版发行的合同,经过近一年的审稿、删改,才基本定稿,但经两家出版社申请书号,均“泥牛入海无消息”。

值得庆幸的是,广东人民出版社决定出版此书。虽然也经过了近半年的打磨,在内容和文字上做了某些调整,但整体上保留了原稿风貌和基本观点。

但愿,我们党领导下的新闻出版管理部门对“官话实说”、理性批判的言论,能够适当放松管控;对某些“颂圣”、“歌德”类的言论,保持应有的警惕,以弘扬诚信、务实的党风、官风和社会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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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张容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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