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昌庚:中国语境下国家治理现代化拷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30 次 更新时间:2015-01-20 10:2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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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昌庚 (进入专栏)  

   真正的知识主要源于经验。 如果避开理论逻辑推论,基于人性的实践经验考量,即便所谓的村务公开、厂务公开、权力监督、选举、公正、透明等也是即使"大字不识"的农民、工人等寻常百姓的内心真实需求,他们才不会想到这是"西方化"的东西。当然,这种内心真实需求在熟人社会则容易受到礼制或专制统治的愚弄或压制,但在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陌生人社会则是一件自然的事情。因市场经济所产生的陌生人社会治理模式有助于将上述人性需求内化为制度构建。如果硬要将此标签为"西方化"的东西,实属抬举西方文明了。其实,这是人性共通性一面。只不过西方文明因工商业为主导的市场经济较早发展而政治现代化进程较快罢了。实际上,在某些方面,"西方化"已经被无限放大或曲解,进而危及到"现代化"的理解与实践。

   其次,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陌生人社会治理模式也存在差异性。虽然不同国家和地区陌生人社会治理模式有其人性共通性一面,但毕竟由于地域文化、宗教、历史等因素,从而表现出差异性,其中,无论民主、法治的内涵还是实现路径等。比如,可以笼统地说,民主制度是指人民当家作主,但对于何为民主的真正含义却有着深刻的分歧。 如果排除民主的人性共通性一面以及忽视人性的意识形态障碍因素,民主实现途径及其形式也存在差异性。即便西方国家也是如此。比如法国的大革命、美国的独立战争、英国的君主立宪、日本战败而被美国协助立宪等所形成或巩固的政治制度,以及英国、日本的君主立宪制、美国的总统制、德国的议会内阁制等。

   在地域文化、宗教、历史等因素类似的国家和地区,其陌生人社会治理模式差异性较小,比如欧美地区等。但在地域文化、宗教、历史以及市场经济成熟度等因素差异较大的国家和地区,其陌生人社会治理模式差异性较大,比如亚洲地区、非洲地区、阿拉伯世界等。其实,这个问题早就被美国学者塞缪尔.P.亨廷顿阐述过。他认为,"冷战结束后,引起冲突的根源是文化;文明冲突的主要表现就是联合起来的儒教和伊斯兰教正在向西方的利益、价值及其权力提出的挑战"; "许多非西方国家学习西方又不西化,而且最终还崇土抑洋,那么西方对他们则不能抱以天真幻想,要从政治上提防和控制"。 典型的国家如俄罗斯、伊朗、叙利亚、埃及、新加坡、委内瑞拉等。甚至日本、韩国、印度、印尼等也是如此。中国也不例外。虽然他对结论的保守性、消极性与防御性不足可取,但他关于陌生人社会治理模式的差异性及其文明的多样性认识则是深刻的。

   因此,如果单纯从反"西方化"论者的某些观点来看,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并不存在所谓是否"西方化"的伪命题。以民主、法治为核心的政治现代化不是西方文明的专利,这是人类基于人性的市场经济选择及其陌生人社会治理模式的必然要求。如果因强调人类文明的多样性而否定陌生人社会治理模式的人性共通性一面,则是忽视或否定人性本身。一旦忽视或否定了人性共通性一面,立足或反思"本土化资源"以及学习和借鉴"人类文明成果"也就失去了意义。这恰是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避免"西方化"伪命题干扰的关键所在!

   (二)如何看待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如前所述,鉴于我国历史上所犯的"简单全盘照搬"的幼稚错误,立足本国国情,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显得尤其必要。这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信仰文化基础。对此,应当把握好如下几点:

   1、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应从抽象走向具体和实证。 长期以来,理论界和实务界某些人似乎更多地从儒家等传统文化的著书立说中进行抽象的研讨,而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现实中国人的生活百态和文化现状。殊不知,在"独尊儒术"的专制社会以及其后某些教条主义式马克思主义理论影响下,在其土壤生成和发展的儒家等传统文化本身或许就值得反思。这种忽视现实的形而上研究及其文化传承实际上是一种"闭门造车"、"掩耳盗铃"的做法,不仅存在抽象和空洞的缺陷,甚至可能还存在以讹传讹的嫌疑;不仅可能停滞儒家等传统文化,甚至可能还造成某些虚幻的东西。对此,西方学者休谟、亚当.斯密、马克思等人均有论述。比如:当西方列强打开大清帝国门户时,马克思曾经形容为"正如小心保存在密封棺木里的木乃伊接触到新鲜空气"。 西方有学者甚至认为,"中国历史上这个民族的精神已经陷入罕见的停滞状态"。 等等。以上论述或许有待商榷,但也足以值得反思。

   这种传统文化或许有助于专制社会的国家治理,但却不利于国家治理现代化。大凡拥有深厚历史底蕴的国家也同样或多或少地背负着历史包袱,因而在其政治现代化进程中多有过文化反思与复兴的过程,如欧洲文艺复兴、日本明治维新等。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正是儒家等传统文化需要如同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正本清源,去伪存真"的关键所在。

   因此,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应从抽象走向具体和实证,关注现实中国人及其民族的优缺点和信仰文化到底是什么?比如中国传统社会强调的"孝道"是建立在一方服从另一方尤其女性服从男性家庭以及父母子女相互人身依附并以"三纲五常"伦理为基础的服从与中庸,其结果则是以牺牲人性权利为代价的一种容易伪善的"孝道",所谓的"婆媳矛盾"、"翁婿矛盾"、"兄弟残杀"等"家庭内耗"在所谓的"孝道"环境下容易出现。 只有在家庭关系结构建立在人与人保持适度距离的以小家庭结构为基础的陌生人社会,才更容易体现符合人性的真实意义上的"孝道"。如前所述,真正的知识主要源于经验。 只有并应当立足于现实中国人的社会实践经验,在"真话"中勇于反思,才有可能使儒家等传统文化从"空中楼阁"还原走向现实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并因此形成深深扎根于人们心灵深处的信仰文化。

   2、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应当包容不同民族和宗教的文化。一方面,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应当包容我国不同民族和宗教的文化。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能仅仅局限于儒家等传统文化,还必须考虑到我国藏传佛教文化、伊斯兰教文化、基督教文化等,并要认识到它们的差异性,甚至还存在如同塞缪尔.P.亨廷顿所说的"文明冲突"的可能性。我国应当吸取原苏联、原南斯拉夫等国的民族政策教训,只有让儒家等内地传统文化能够与藏传佛教文化、伊斯兰教文化等不同民族和宗教文化相互包容,而不是相互排斥或简单同化,并在包容共生、宽容歧见中实现相互吸收、借鉴与融合的目标,进而寻求到不同民族和宗教文化的最大公约数下的社会共识,形成主流核心价值观,方是中华文化成型的关键。而这又是我国基于现实国情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关乎民族问题和社会稳定的重要环节。

   另一方面,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应当包容与借鉴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及其文明制度,包括来源于西方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正本清源,去伪存真"等。其实,这个问题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不易,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准确理解和把握前已述及的政治现代化及其"西方化"伪命题。

   总之,一个勇于反思并立足于现实的民族文化,才会产生真正的民族文化复兴;一个包容不同民族和宗教文化的民族和国家才会拥有真正的民族文化。比如日本、韩国历史上学习中华文明以及近现代学习西方文明,却依然保留着自身民族文化特性。许多阿拉伯国家、非洲国家也不例外。同样,我国台湾地区也不例外,甚至在某些方面比中国大陆保留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为显著。即便西方文化,它的每一种成分也都经受了与其他文化相融合的改造。 西方文明的形成过程就受到了东方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等的深刻影响。比如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古印度的数字、历史上阿拉伯世界的《医学集成》、《医典》、"光的物理学"理论、炼金术著作等对西方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相比较而言,简单照搬来源于西方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原苏联经验的朝鲜等国却失去了诸多民族文化特性。 这是值得反思的话题,也是对所谓"西方化"命题的一种有力回应。

   只有包容共生的民族文化,才会生成信仰文化。 这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基础,尤其基于我国多民族、多宗教的现实国情就显得更为重要。

   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路径选择

   (一)国家治理现代化路径的比较分析

   基于人性需求,从熟人社会治理模式向陌生人社会治理模式变迁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般路径选择。但为何世界各国在政治现代化的具体路径选择以及陌生人社会治理模式等方面却存在差异性?该问题的探讨关系到如何准确理解和把握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路径选择。

   具体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1、欧洲地区。众所周知,欧洲地区较早的工业革命、市场经济发展以及源于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的思想等因素催生了欧洲文艺复兴、英国的"光荣革命"、法国大革命等,使人性需求得以彰显出来,诸如"天赋人权"、"主权在民"、"自由、平等、民主"等。从而使欧洲尤其西欧较早地从熟人社会治理模式自主转型为陌生人社会治理模式,迈入政治现代化进程。此即是西方文明。

   然而在东欧地区,由于教条主义地曲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尽管其初衷试图对西方文明的修正和超越,以追求人类"大同社会",但其实践手段和结果却人为地产生了计划经济及其熟人社会治理模式,从而断层了同一地理区域的西方文明。上述国家出现了自身逻辑演绎的历史断层,在其存在计划经济及其熟人社会治理模式、而其市场经济及其陌生人社会治理模式又尚未成型时,一旦受到西方文明的影响与冲击,因而其社会转型普遍经历了社会动荡。如原苏联、原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匈牙利等国。如同东欧有学者所言,"转型只是以建立市场经济为目标,转型后还有民主化建设问题"。

   2、美洲和大洋洲等地。欧洲殖民者在北美、拉丁美洲和大洋洲等地,由于当地土著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缓慢与脆弱,因而较少受到文明冲突,而是把欧洲的市场经济、文化及其政治制度等移植到上述地区。当上述地区自身的熟人社会治理模式尚未成熟时,移民社会所带来的移民文化及其陌生人社会治理模式自然能够扎根其中。故上述地区凡是以欧洲殖民者为主体的建国大多纳入了西方文明体系,并没有明显的社会转型痕迹,而凸显其移民社会特征。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

   3、亚洲和非洲等地。欧洲殖民者在亚洲、非洲等地却受到了当地深厚历史文化惯性等诸多因素的强烈抵制。当上述地区的国家纷纷独立后,上述国家的社会转型却经历了集权政治、威权政治、军事政权和民主政治等的多次反复和社会动荡。比如历史上的韩国、泰国、印尼、缅甸、阿富汗、叙利亚、伊朗、埃及以及许多非洲国家等。包括我国清末以来也不例外。这在拉丁美洲部分国家也或多多少地存在此种现象。这也正是塞缪尔.P.亨廷顿针对许多后发型发展中国家所说的"产生政治动乱并非由于没有现代性,而是由于要实现这种现代性而进行的努力。" 他认为,民主化程度高的社会有助于社会稳定,但这类国家的民主化过程则容易带来不稳定。 这一点又被我国学者喻为"薄壳效应"。正因为传统集权国家无法应对"薄壳效应"的挑战,它们通过改革开放进入现代化的进程中,容易陷入革命与倒退的怪圈。 因此,塞缪尔.P.亨廷顿又主张这类国家可以优先考虑以权威主义政治为权宜之计,以维持社会秩序和经济发展。

   尽管欧洲国家政治现代化的社会转型也付出了成本与代价,比如英国的"光荣革命"、法国多次反复的大革命等。但是亚洲、非洲等许多后发型发展中国家却在政治现代化的社会转型中付出了沉重的成本与代价,甚至有些国家社会转型依然尚未彻底成功。包括近几年发生的埃及、利比亚、伊拉克、叙利亚等阿拉伯国家所谓的"阿拉伯之春"等。而且,这类国家政治现代化本身虽然表现出人性共通性一面的陌生人社会治理模式,诸多政党政治、议会选举、法治等,但也呈现出诸多差异性。此即是被塞缪尔.P.亨廷顿保守性或消极性地视为"文明冲突"。从积极意义上理解,此即是文明的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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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张容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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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青海社会科学》2014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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