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安军:瑞士法上民商合一立法模式的形成

——兼评“单一法典”理念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12 次 更新时间:2015-01-19 22:4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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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安军  

   【摘要】一般认为,瑞士法开创了世界私法史上民商合一立法模式的先河,并对后世各国民商立法体例产生了重大影响。瑞士民商合一的立法模式在1881年旧债法通过时即已基本定型,1907年民法典通过后再继续修订旧债法,并在形式上通过将新债法并入民法典中,最终实现民商合一。瑞士决定将商法内容纳入债法、进而归入民法典中的原因,一方面是基于其早期私法典的立法实践和私法一元化的观念传统,另一方面则是出于瑞士联邦立法权限的宪法制约、德国同期立法的触动、“瑞士人皆是商人”的平等观念,尤其受到了当时在欧洲兴起的“单一法典”新理念的影响。“单一法典”理念作为如今仍在背后支撑着民商合一立法模式的实质理由,可以推进我们对民法典编纂议题展开新思考。

   【关键字】瑞士债法;瑞士民法典;民商合一;单一法典;民法典编纂

  

  

   引言

   一般认为,瑞士法开创了世界私法史上民商合一立法模式的先河,采取了不同于以法国和德国为代表的民商分立的立法体例,“对后世各国民商立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并成为各国民商立法的范式和模本,这是它对世界私法发展史最为重要的贡献”。[1]瑞士学者施文策尔教授即明确指出,瑞士法在体例上的最大特点就是放弃了独立的商法典,没有像法国和德国那样去采二元体系,而是实行一元体系。[2]这点明显体现在瑞士立法现状之中,其没有独立于民法典的商法典,而商法的大部分内容,如公司与合作社、商事登记、商号与商业账簿及有价证券则是分别规定在《债法》的第三分编至第五分编中,而《债法》在整体上又是作为《瑞士民法典》的第五编,只是采取了单独编序的独立立法形式。[3]依据我国学界对“民商合一是指民事商事统一立法,在民法典之外不再另行制定商法典”的基本界定,[4]可见瑞士属于典型的采用民商合一立法模式的国家。

   但目前我国学界对瑞士民商合一立法模式的认识往往是直接从其立法现状和法律文本出发,而对其形成背后的历史背景和实质动因往往缺乏深究,导致我们对瑞士民商合一模式的理解可能也不全面。谢怀栻先生就曾指出:

   从旧中国到新中国,我国的民事立法都是在“民商合一”的大原则之下进行的。民商合一的原则是受瑞士民法的启示而确立的瑞士的先例对旧中国的民事立法是起了决定性作用的。可惜的是……我们对瑞士这个国家的情况,特别是其历史,不如对法国德国那样了解得多。这一点也使我们对瑞士的民商合一制度理解不深。[5]

   但先生在近20年前就已发出的“可惜”之声,似乎到今天都未曾有所根本改观。[6]

   本文即旨在通过对瑞士早期债法史(1848—1937)的梳理来考察其民商合一立法模式的具体形成过程,并进一步探究其背后的影响因素,尝试从中找到解开瑞士采取民商合一立法模式原因的“钥匙”。接着对作为推动瑞士民商合一立法模式形成重要影响因素的“单一法典”理念展开考察评论,通过这一语词的中介来澄清我国学界就民商合一认识的一些误区。最后就这一理念对我国未来民法典编纂的启示提出几点框架性展望。

  

   一、各州分散立法

   考察瑞士法上民商合一立法模式形成的历史,需要首先从瑞士联邦1848年成立之初的私法状况说起,而瑞士作为现代联邦国家的出现也是以1848年10月12日生效的《瑞士联邦宪法》(以下简称1848年宪法)为标志。[7]瑞士1848年宪法明确了联邦政府和各州权限的基本划分,但在联邦成立之初,各州分权的传统仍很牢固。1848年宪法仅赋予联邦在消除国内关税及统一邮政、货币和度量衡等方面的统一立法权限,并未给这个新建立的联邦在私法领域任何统一的立法权限,瑞士境内的私法尚处于各州分散立法的状况。[8]

   (一) 欧洲私法典编纂的大背景

   要理解瑞士这段各州分散立法的私法史,最好是将其放到欧洲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理性法后期所展开的那股法典编撰的大背景中来看。一般认为,欧洲现代私法典的编撰可以追溯到1794年《普鲁士国家普通邦法》(Allgemeines Landrecht für die Preu?ischen Staaten, ALR),这一法典作为欧洲理性法时期最主要的法典编撰,同时包括私法和公法的内容,直到1900年《德国民法典》生效之前都一直在德国原普鲁士地区适用。[9]接着就是著名的1804年《法国民法典》,这一法典不仅在法国生效,在如今属于德国和瑞士的很多地区当时也是直接适用,[10]随后,欧洲多国或多或少进行修改后予以采纳,世界其它洲的民法典编撰亦受到进一步影响。[11]此后就是同列经典的1811年《奥地利普通民法典》(Allgemeines Bürgerliches Gesetzbuch, ABGB),这部法典在法典编撰理念上近似《法国民法典》,但改采了盖尤斯《法学阶梯》的结构体系,具有浓厚的自然法色彩,深受罗马法影响,至今仍在奥地利适用。[12]

   (二) 瑞士境内私法立法概况

   这一时期,在欧洲产生上述三大经典的私法法典的大背景下,我们再转向瑞士境内私法。瑞士当时各州私法即应受上述三大经典私法法典的不同影响而呈现出明显差异:瑞士西部和南部各州(法语区或意大利语区),由于地理和政治等原因自始就与法国法有密切联系,之前很长时间更是直接适用《法国民法典》,即使其后各州展开的民法典编撰工作也多是以1804年《法国民法典》为其主要来源,其中以日内瓦州的民法典为典型;德语区的伯尔尼在1824—1830年间即完成了《民法典》,成为瑞士首个对民法加以法典编撰的州,其主要是以1811年《奥地利普通民法典》为模板展开。随后卢塞恩(1831—1839)、索洛图恩(1842—1848)、阿尔高(1847—1855)相继紧随其后也推出了各州的民法典,由于这三州的民法典基本都以伯尔尼民法典的样式和内容来设计,而被称为民法典的“伯尔尼集团”;而同属德语区的巴塞尔、圣加仑和阿彭策尔却没有跟进伯尔尼州制定民法典,而是继续坚守其非成文的案例法和特别法令的传统。。[13]

   但对瑞士后来私法典编撰起重大影响的,则首先要数约翰?卡斯帕?布伦奇利(Johann Caspar Bluntschli, 1808—1881)在1853—1855年间为苏黎世州起草的《苏黎世私法法典》(Zürcherischen Privatrechtliches Gesetzbuch)。[14]这部法典是德语法学圈第一次运用了德国历史法学派思想和潘德克顿学派理论而展开的立法实践,法典的开创人布伦奇利曾长期在德国学习并且深受潘德克顿学派理论的熏陶,他在返回瑞士后又掌握了丰富的苏黎世地方私法知识,故对苏黎世法典编撰工作尤其合适。《苏黎世私法法典》对瑞士私法编撰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大方面:一方面从这部法典对瑞士其它各州法典编撰的影响来看,格劳宾登州在1862年即委托彼得?康拉丁?冯?普兰塔(Peter Conradin von Planta, 1815—1902)以《苏黎世私法法典》为范本制定了《格劳宾登私法(民法典)》,另外沙夫豪森(1863—1865)、楚格(1861—1875)、下瓦尔登(1853—1859)、格拉鲁斯(1869—1874)等也追随苏黎世而制定了自己的私法法典;[15]另一方面就是这部法典对后来瑞士债法和民法典的起草所做出的贡献:

   这个法典较之任何其它州的法典对于瑞士民法典都有大得多的影响;它处处都同当地的法律传统相结合,并以非凡的创造力把这种传统注入到能通用于各地方的普通法律制度里边去,而且这个法典还是用特别明白易懂的文体写成的。[16]

   同时,也正是基于《苏黎世私法法典》先如对各地法制立法整合的经验积累,为后续瑞士联邦私法统一立法奠定了基础。对此德国学者维亚克即指出:“(瑞士民法典的成功)假使不是因为此前不久,布伦奇利著名的《苏黎世私法法典》已经提供坚实、其间已经实务考验的先前指引的话,个别法制的多样性恐怕还会处于无法概观的境地。”[17]由此可见《苏黎世私法法典》在瑞士私法立法史上的重要地位。

   (三)私法中的商事立法情况

   再具体看私法中商事立法的情况。那时瑞士的商事立法,和一般民事立法一样也是各州分散立法,并同样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态势:先看法语和意大利语区,比如日内瓦和当时伯尔尼州的汝拉地区适用的直接就是1807年的《法国商法典》;而瑞士中部的弗里堡州(德法双语区)自1850年起就拥有了自己的商业法典,但其结构和内容基本均援引自《法国商法典》;而瑞士西南部的沃州和纳沙泰尔、瓦莱及提切诺州,商法典则尚未制定,但仅有的《票据法》也是依《法国商法典》编撰。

   再看德语区,瑞士法律史教授彭瑞宁(Rene Pahud de Mortanges)给我们作了这样的概括描述:

   瑞士的德语区则有着各自的票据条例。商法及公司法属私法编纂范畴。与受法国影响的西部各州不同,瑞士的德语州并未将商法与其它私法相剥离。然而,各州在法律的规范范围上仍有所不同。例如,伯尔尼民法典仅包含少量公司法条款;相反,苏黎世私法典却涵盖了全部的商法条例。[18]

   从上可见,瑞士当时私法立法中最具代表性的《苏黎世私法法典》中即已经开始将大量的商事法律规范纳入其中,涵盖了当时全部的商法条例,并后续另有5个州跟随其内容制定了各自的私法典;而德语区的另一代表伯尔尼州《民法典》仅在法律的规范范围上与苏黎世有所不同,即伯尔尼集团的民法典中仅包含有少量公司法条款,但在对私法范畴的理解上则是与苏黎世为代表的制定了私法法典的德语州是基本一致的,即都认为商法和公司法都属于私法,也即瑞士的德语州并未将商法与其它私法相剥离。

   (四)小结

   与一般民事立法更为多元化的展开有所不同,瑞士国内当时就商法在立法形式上的对立主要是发生在瑞士西南部受法国法、尤其是《法国商法典》影响很深的法语意大利语各州和瑞士的德语州之间,因为瑞士的西南部或基于与法国的历史联系或基于自己的立法现实和法学传统,它们自然在对待商法的态度上会与尚未制定独立的商法典的德语各州存有不同。但是可以确定的一点是,后来瑞士联邦展开的用债法去包含商法内容的私法立法实践,至少在瑞士的德语区是存有自己的实践先例(典型如《苏黎世私法法典》)和一定的观念基础(即私法一元化的观念,具体体现为商法和公司法都属于私法的认识)。也就是说,瑞士后来所采的民商合一模式并不是立法者一时的突发奇想,更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其早期私法典的立法实践和一元化的私法观念作为其最初基础的。

  

   二、商法统一先行

   随着瑞士社会经济的发展,各州私法分散的立法现状已经很难满足实践的需求,各州之间商业交往的客观需要与各州法律不同所带来的交易障碍,促使统一私法的要求日益迫切。[19]这时在联邦层面对商事法律,或者说在与经济交往非常密切的法律领域对各州法律加以协调和统一的任务开始渐渐提上了联邦政府的议事日程,但其面临的阻力和困难也是明显的。

   (一) 商法统一在联邦层面的阻力

在联邦层面协调统一各州商法的阻力首先来自立法权限的宪法制约。上面已指出,1848年宪法并未赋予联邦政府在私法领域任何的立法权限,各州在联邦成立之初也无意转移给联邦这一权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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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外法学》2014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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