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显:中国法律制度创新的法理基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1 次 更新时间:2015-01-16 22:1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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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显 (进入专栏)  

  

   主持人朱景文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法理学论坛今天正式启动了。我首先介绍论坛的情况,因为今天是第一次。我们的论坛基本上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采取讲座的形式,邀请法理学的名家,国内的、国外的以及海外华人知名学者来做讲座、对话;第二种形式我们打算通过网络,我们正在筹建一个法理学的网站,叫做中国法理网,已经试运行成功。网址是www.jus.cn希望大家点击浏览。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请到了吉林大学的党委书记,新当选的中国法学会副会长张文显教授和浙江大学法学院院长李龙教授到我们这里来讲座。张文显教授和李龙教授都是法理学的名家,我无须多作介绍,他们的著作我想大家都读过,我也不肖作过多地介绍,还是把更多的时间留给他们。今天我们采取这样一种形式,由张文显教授来讲,然后由李龙教授进行评论。张文显教授今天讲座的题目是中国法律制度创新的法理基础,下面有请张教授。(掌声……)

   主讲人张文显教授:尊敬的孙国华老师,朱景文教授,尊敬的各位老师和同学们,大家晚上好!非常荣幸能参加今天晚上的讲座,因为今年的9月27号我们人民大学举行了盛大的学术活动,庆祝国内外著名的法学家孙国华先生执教50周年,我当时已经撰写了文章并预订了机票,可是临时因公务无法脱身所以没能来参加这次盛会,特别是没能来亲自向孙老师表达我多年来的敬意,自己感到非常遗憾。昨天朱景文教授跟我说人民大学要搞一个法理学论坛,也是首次论坛,希望我来做一个讲座,开始的时候我非常的犹豫,因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作为中国法律人才培养的最重要的基地,也是法学研究成果最显著的阵地,到人民大学法学院来做讲座没有充分的准备是没有这个胆量的。而且我刚刚从国外回来,参加中国法学会的会议,不知道要讲什么样的内容,不知道大家对什么样的主题感兴趣,什么样的内容合适,甚至不知道讲的内容是否会与其他学者类似的讲座雷同。但是后来想,参加这个讲座可以弥补我9月27号未能参加孙老师执教50周年的庆祝活动的遗憾,也是作为一种补救,我还是接受了朱景文教授的邀请。

   今天我是怀着对孙国华老师的崇高敬意和对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师生的深厚诚意来到这里交流近期的一些研究体会,我也非常荣幸地得知李龙教授要对我的讲座进行评论,这样就使我本来就很胆怯的心更加的没有底了。开讲座我本人是喜欢做命题讲座的,也就是说别人给我出题目我自己进行准备,这一次没有给我给题目,我自己不知道怎样去做,昨天我跟朱景文教授商量了一下他说这个题目还行,也就是中国法律制度创新的法理基础,因为我们知道根据联合国工作人员的统计,21世纪的时候世界有10大时尚,10大时尚里面的第一大时尚是创新。所以全世界都在讲创新,我们中国创新已成为当前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以致我们本来是将法律变革、法制改革,现在都改为法制创新,又用创新来取代改革,创新成为使用频率很高的词汇。关于这个主题涉及的内容很多,我基本是提出一些问题,对其中一些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多数是提出问题。我们都知道哲学领域里面最有成就的不是对于某个问题给出答案,而是提出一个问题有待人们给出答案。从近代的古典哲学到现代的后现代哲学恐怕都是这样一种学术传统。我不好说是继承了这一学术传统,但是对这一学术传统非常感兴趣。我很多地方是提出一系列问题供大家来思考,由于时间的限制我还要给李龙老师留出充分的时间进行评论,他今天要十点钟的火车赶回武汉,八点半离开这里。李老师走了以后我会继续留下来,给大家讲座。

   我主要讲这样几个问题,一个是法律创新的理论解读。党的十六大提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通过理论创新推动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创新,不断在实践中探索前进,永不自满,永不懈怠。这是我们必须坚持的治党、治国之道。最近这段时间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政治、经济、文化体制方面大量使用“创新”这个词,究竟应该怎样理解,“创新”究竟意味着什么,它与我们原来谈20年之久的改革、与我们提了多年的政治体制、法律体制的完善是否是等值的概念?还是说比改革更富有时代精神?我个人认为现在提及的创新实际上和改革是等值的概念,那么为什么利用创新来取代改革的概念?我个人的理解是这样的:中国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法律制度发展到今天,可能在对原来制度的这种进步方面有更新的中心转移。改革更注重的是破旧立新,兴利除弊,重心是革除旧的东西。创新重心是在首创,旧的东西革除的差不多了,在建立新的东西的过程当中我们又没有新的东西可以利用,所以现在我们强调的是首创,这也就是为什么大面积的用创新这个词来取代改革。那么法律制度的创新我个人认为有三个方面的意义。首先意味着法律体系的重构,也就是说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需要,并能够应引导和保障四大文明协调发展的法律体系。所以仅仅提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法律体系是不够的。仅仅提政治文明也是不够的,必须把物质文明、生态文明包容进来。其次意味着法律体系内部结构的调整。也就是说用权利本位的法律体系、法律结构来取代义务本位的法律结构,用民法本位的法律体系来取代刑法本位的法律体系,用程序优先的法律体系来来改变我们现在很多方面的程序虚弱、程序虚无的这样一种状况。第三个方面法律的各项具体制度应该适应体系的重构、结构的调整和改革。无论是财产制度、契约制度还是诉讼的证明制度、审判制度党等都要改革,总之把法律的制度创新就意味着法律的现代化,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我想提出是中国法制创新的理论资源问题。实事求是地说我国的法制改革也包括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在内理论准备严重不足。与经济体制改革或者说经济改革比较,法制改革的创新理论准备更为滞后。我们都知道在经济改革的过程当中经济学贡献巨大,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一九八四年提出了计划为主调节为辅的理论,一九八七年提出了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理论,一九九二年前后提出了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了2,000年的时候的进一步提出了经济全球化的理论,这样一些理论推动了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以及经济体制内部的金融制度、税收制度等等方面的改革。那么类似的现象繁荣景象在法学界很少出现。我说得不对的孙老师可以批评批评。法学家与经济学家比较起来,这些方面百花竞放的繁荣景象形象没有那么鲜明。经济体制改革提出了许多目标模式,每一个目标模式都成为阶段性成果,我们的法制改革没有这样的现象。包括现在我所说的司法体制改革研究,体制内的人、体制外的人讨论得很热烈,但是司法体制改革的目标体制模式是什么?要建立一样什么样的司法体制改革?到现在没有提出来。我在最高人民法院咨询会上说你没有这样一个目标体制模式,向什么方向改?要改什么?都是一个问题。没准把好的东西改掉了,把坏东西仍然保留。那么理论准备不足决不等于说理论资源缺乏,这是两种不同的问题。实际上从近代启蒙思想家的民主法制理论到当代中国法学理论研究成果都构成了中国法制成新的理论资源。那么从党的十四大、十五大到十六大提出来的一系列的观点也是法制成新的重要理论资源,当然这些资源怎样进行整合?怎么样变成一种可以操作的发展创新的理论资源?还需要一个过程。这是第二个问题。

   那么第三个问题就是法制创新的理论坐标问题。因为一个事物要建立一个新的事物,新旧事物相比较,才有一个创新的问题。我先说理论的坐标,理论的坐标我个人认为当代中国法制成新的理论坐标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我个人理解“三个代表”是法制创新的理论动力,又是法制创新的理论坐标,还是法制创新的检验标准。我们的法律是否是实现了制度创新关键在于看法律的各项改革和建设能否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要求,是不是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而生产力的主体是人,代表和现实生产力就是而代表人类社会当中那一最近部分最进步的那部分人。譬如知识分子,譬如说企业家。代表他们就需要代表他们的知识权力、他们的财产权利。是不是代表先进生产力?是不是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关键看一是否保护知识产权,也是创造的权利,创新的权利。二是不是保障财产权利。那么也要看我们的法律是不是代表了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先进文化当然我个人觉得是优秀文化比先进文化更策略、更准确。因为文化的大文化的概念上不存在了先进与落后,文化是多元的,优秀的文化那么可以包容传统文化,也包括了一切的文明成果的文化。如果我们说先进文化就是优秀文化的角度,也可以将就说。但是是不是代表了一种优秀文化?是不是有利于优秀文化的生成、传播和对一切文化优秀因素的整合?现在法制领域里面什么是先进的法律文化?那么人权的观念、契约自由的观念、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等。这些年来包括司法优位等。近代以来从古代以来最优秀的文化是否是体现在我们的法律以及我们的法律制度当中来?代表先进文化并不是一个空的概念,而是你这个先进文化具体到我们一系列的法律精神上。再一个是是否真正地代表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否有利于人民权利的确认、保障和实现?以及权利的实现从而使人民群众的利益最大化和普遍化。孙国华老师提出法律的真谛就在于对权利的确认和保护。这可以说是整个法律思想史上的经典。我想这一个说法完全不可以用来解读是否代表着广大人民的利益。因为利益在法律领域是通过权利来体现出来的。

   第四个问题是法制创新的制度参照。在当代中国推动和实现法律的制度创新有什么作为参照系?或者说有什么作为衡量的标准呢?可以说整体上来讲,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法律制度或者说法律传统可以作为我们的参照系。无论是英美法系或是大陆法系,无论是发达国家或是发展中国家,都没有现成的参照系可以供我们使用。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法制创新是真正的制度创新。这是从整体上来讲,但是从具体的制度设计上讲具体的技术操作层面上我们可以发现和选择很多的参照系。正是从具体制度层面上一个又一个的参照系最后形成了我们整体上的吸纳了世界法制文明的并具有中国特色的新的法律制度。譬如在具体制度上讲,关于宪法监督的机制,从美国、法国、德国和当代俄罗斯等国的宪法中得到有启发的东西。比如说人权保护,我们就可以从西方的人权法案中,从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文化权利公约提取各种现成的制度参考。比如说司法体制和诉讼机制的改革我们可以借鉴两大法系的诉讼机制和他们的审判机制比如在这方面我们还有很多的参照。

   第五个问题是目标,我这里讲的目标是讲的法制创新的价值目标。总的来讲可不可以这么说在当代我们法律价值体系里面,大家普遍认为秩序、自由、正义与效率这四个方面构成了法律价值的存在形态。这些也可以说是法制创新的最终价值目标,法制创新说到底就是为了实现更加良好的社会秩序,使人民群众按安居乐业,实现更加充分的自由,拓展人民群众的意志自由、行动自由的空间和无限的可能,实现全社会的正义与公平,人民群众在利益均衡、权力对等、同舟共济的体系体制中得以健康生存,实现资源价值的极大化,生产力的最大化、让人民群众在充满活力和生机的社会主义尽享生活的乐趣。但是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法制创新应当有自己的阶段性目标。那么我感觉到我们现在缺乏的是阶段性目标,我们笼统的可以提出一系列的价值目标,终极的价值目标,理想的法治社会的模式是什么样的?但是阶段性的目标没有,那么在阶段性目标这个问题上我认为不但是部门法特别是法理学家应当探索的问题。如果这些阶段性目标提不出来,恐怕整个法治改革目标也难以实现。有一个说法,重要的不是方案而是在于方案的实现。从微观层面上来讲那就有更多的目标需要实现。比如说现在正在修宪,修宪本身是宪政建设的阶段性任务,在这样一个阶段性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在哪一些方面实现宪政建设新的形象,恐怕都要需要进行一些研究和探索。

第六个法制创新的动力问题。法制创新的动力是多元的。经济全球化、环境全球化、公共事务全球化形成的极大压力构成了我国法制创新的外部动力。这是一种不改不行的推动,如果说前20年我们是改革开放,那么现在我们是开放改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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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载朱景文主编:《中国法理学论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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