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霄:抗战胜利日到底是哪一天?

——兼论其他几个重要节日的糊涂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033 次 更新时间:2005-08-17 03: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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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霄 (进入专栏)  

  

  我这两天一直沉浸在抗战胜利60周年的复杂心境里,没料到8月15日晚看凤凰卫视,程鹤麟突然提出“抗战胜利日到底是哪一天”的问题,着实让我吃惊不小。

  难道我们的领导人、政府、媒体、民众、团体,“八一五”的庆祝活动都把日子搞错了?

  程鹤麟说,抗战胜利日应当是9月3日而非8月15日。他的依据是:

  一、1945年9月2日,在美国“密苏里”号巡洋舰上,日本政府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日本无条件投降,徐永昌代表中国政府在日本投降书上签字确认;第二天,也就是9月3日,中国举国欢庆,当时的国民政府确定这一天为纪念日。

  二、新中国成立后,九三也是法定抗战胜利日。如1951年8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表《政务院规定九月三日为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的通告》。通告指出:每年9月3日,全国人民应对我国军民经过伟大的八年抗日战争和苏军出兵解放东北的援助而取得对日胜利的光荣历史行为纪念。1999年9月18日,国务院修订发布的《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第五条也规定,二七纪念日、五卅纪念日、七七抗战纪念日、九三抗战胜利纪念日、九一八纪念日、教师节、护士节、记者节、植树节等其他节日、纪念日,均不放假。

  三、程鹤麟特别指出,“八一五”是日本天皇宣布日本“停战”日。日本天皇在诏书中用的是“停战”而非“投降”,这也是日本至今不承认投降而只是说“终战”的根据之一。而“九三”日本则是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重申“九三”抗战胜利日在当前日本对二战态度模糊的情况下有重要现实意义。

  四、程鹤麟“顺便指出”:中国民主党派“九三学社”就是因纪念抗战胜利而改名的。

  听了程鹤麟的话,我恍然记起,小时候都是将“九三”作为抗战胜利日来纪念的。但什么时候这个日期变成“八一五”了呢?没有印象。

  今天(8月16日)一上班,我赶紧上网查看,果然网上对抗战胜利日到底是“八一五”还是“九三”有颇多的争议和讨论。但我看这些讨论没有必要,因为国家早已将“九三”定为抗战胜利日。

  但问题来了:这样一个明确的日期,为什么会出现混乱?

  再一联想,其实中国的许多重要节日的准确日期,都有混乱。如: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日到底是哪一天?现在大家都在“七一”庆祝,但早有党史专家提出应是七月二十三日。现在大家也都承认是七月二十三日是准确的,但好象无人愿意改正。

  北大的校庆到底是哪一天?北大现在是将“五四”规定为校庆,但北大正式成立于1898年的12月17日。一直到1950年,北大都是将12月17日作为校庆日的。

  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和北大的生日会出现与事实不符的现象呢?

  把7月1日作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纪念日,是毛泽东于1938年5月提出来的(此前似乎中国共产党不怎么把自己的生日当回事)。他在《论持久战》一文中提出:“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十七周年纪念日”。这是中央领导人第一次明确提出“七一”是党的诞生纪念日。“七一”作为党的生日,最早见于中央文件是在1941年6月。当时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周年抗战四周年纪念指示》。指示说:“今年七一是中共产生的二十周年,七七是中国抗日战争的四周年,各抗日根据地应分别召集会议,采取各种办法,举行纪念,并在各种刊物出特刊或特辑。”这是以中共中央名义作出的把“七一”作为党的生日进行纪念的第一个文件。

  北大的情况,却一时无人能说清楚。后据陈平原教授考证,是1951年,当时北大的汤用彤副校长建议把北大校庆改为5月4日。他认为现在的校庆时间(12月l7日)临近期末,师生都很紧张,不宜搞大的活动。汤的话,不见于北大的正式文件,但可与流传在北大人口中的另一种解释相印证:十二月中旬的北京,已经进入冬季,天寒地冻,校友往返不方便,不若春暖花开的“五四”,返校、踏青两不误。于是,不能随意更改的校庆,竟被如此轻而易举地更改了。

  为什么毛泽东要将中共的生日改成七月一日,人们已经无从查考。按说,毛本人是党的一大的参加者,1938年较之1921年,年代也非久远,毛对其召开的日子应当是清楚的。但他一言既出,中共的生日就提前了二十多天,但竟无人表示异议,就更为奇怪。因为当时乃至其后一大亲历者颇有人在。对此的解释,也只好是领袖信口一说,全党便将错就错了。

  北大的情况,则有更复杂的背景。对于北京大学来说,1951及其后几年,确实是北大大转折的紧要关头:院系调整,迁居燕园,礼聘苏联专家,开展了对法学院长周炳琳以及英语系教授朱光潜的连续批判,并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赞扬,这些都预示着其发展方向,难怪时人津津乐道“新北大”。北大确实由此进人了一个新的时代,作为标志,改变校庆纪念日,似乎顺理成章——这才能解释汤副校长的提议如此迅速地付诸实施,且末见任何公开的异议。还有一个说来令人啼笑皆非的缘故:北大的生日竟与曾任北大校长的胡适的生日为同一天。而胡适在解放后是被当做资产阶级反动文人被批判的,并且掀起了一场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陈平原先生说:“当然,为了撇清与胡适的关系而修改校庆纪念日,未免显得太小气了点;可附着在‘思想改造’这杆大旗上,可就理直气壮了。直到现在,我没有发现从‘政治正确’角度阐述修改校庆纪念日的文字;即使有,估计也不会谈及胡适的生日问题。可这不便明言的‘苦衷’,对当事人来说,或许并非无关紧要。”

  一个组织或机构的诞生日,说它重要吧,极其重要,说它不重要吧,也不甚重要。看来中共和北大没有把它当回事。从这里我们就看出了某些人的一种对于历史真实的态度,他们要么对历史不认真,稀里糊涂,人云亦云,以讹传讹,那些掌握真相的人也不屑于或不敢于说出历史的真相。比如遵义会议的参加者到底有谁,到底是多少人,到现在都是个謎。要么以为历史是一团泥,可以任凭后人或当权者随意揉捏。比如遵义会议到底是否确立了毛泽东的全党领袖地位,西路军到底是执行党的命令还是张国焘另搞一套。

  这样做的后果是什么呢?

  二十多年前,我还在甘肃工作。甘肃河西走廊地区还有当年红军西路军的许多幸存的老战士流落于民间。他们几十年来因为党中央不承认西路军的地位,因此在遭受了解放前国民党和马步芳匪军的残酷迫害后,在共产党执政后,仍然过着衣食无着的贫困生活并在政治上被歧视,他们的生活状况和政治地位,还不如当土生土长地的穷人。

  我们再来看北大。号称中国第一学府的北大,居然连自己的生日都给篡改了,而且至今不予更正。北大这些年来的没落和不堪,从此不也可以找到一个答案么?

  但历史就是历史,其真相即使一时被篡改,也终有还其本来面目的一天――虽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西路军的历史是一个例子。同时我想到,对自己历史不尊重的人,要求别人尊重历史,恐怕也不那么理直气壮。而你又怎么能指望别人尊重你的态度呢?

  话又说回来,抗战胜利纪念日的准确的、合法的日期,是一个太简单的事,态度稍微认真一点,就不会闹笑话。如果连这个问题都出了混乱,那我就真不知该说什么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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