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仲启:学术界的诤言与媚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50 次 更新时间:2015-01-15 15:1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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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仲启  

  

   西方有很长的追求言论自由的历史,这方面也有很多可资中国借鉴的政治哲学和制度成果。然而中国是否就是“一言堂”的政治呢?可能确实有人这样认为,但事实并非如此。传统中国的政治互动模式是“上下相保而国家治安”,要求有非常好的官民互动互信。对于这种互动方式,《国语》中有一段非常精彩的描述:“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朦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为政者要创造上下互动、轻松活泼的言论环境;而人民特别是有言论渠道的知识分子——“士”——则需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换言之,如果天子听不进意见,或者社会各行各业不说出真实的想法,那么这种政治互动就被破坏了,政治生活就要陷入非常态甚至危险之中。

   这种“上下相保”的政治互动模式,在今天依然有其价值。比如,群众路线要求“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为了群众、依靠群众、服务群众,其实就是这种互动模式的延伸。而我们的决策咨询建议制度、智库制度,也是这种模式的重要表达。

   在我国,学术界是整合社会诉求的重要中介,是决策咨询制度和智库制度的重要载体和智力来源。我国特殊的国家治理模式决定,学术界是政府和社会间关键的过渡环节,起着重要的收集民意、整理社会问题、建言献策的政治和社会功能。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这个功能是我国独特的治理机制能够发挥有效作用的重要支柱之一。一方面,学术研究除了求真,还具有重要的政治和社会功能。另一方面,学术界的这种政治和社会功能要良好发挥,又必须以“求真”为基础。学术界如果不说真话,而是统一说着赞美的话,那么这个中介作用就被破坏了。这就是学术界的诤言和媚言。

   诤言多忠勇,媚言应警惕

   我们都非常清楚一个道理:巧言令色,鲜矣仁。这个道理,在治理国家的时候同样成立。批评的意见听起来往往非常刺耳,但其中多有匡政除弊的忠言,而对于那些一味恭维、说好话、唱赞歌的人,我们反而需要非常警惕。爱听好话,厌听丑话是我们人性的弱点。清人孙嘉淦的《三习一弊疏》曾被曾国藩誉为“本朝奏议第一”,是疏就深刻分析了人性中的这类弱点。孙嘉淦警示乾隆帝说:“耳习于所闻,则喜谀而恶直;目习于所见,则喜柔而恶刚;心习于所是,则喜从而恶违”,最终的结果就是“喜小人而厌君子”。曾国藩说,凡中智以上,大抵皆蹈此弊,而不自觉。为政者要知道“谏诤切磋者,爱我良深”。

   而我们有些干部似乎忘记了这一点,听多了好话,往往沾沾自喜,好像天下就太平了。殊不知,就像邹忌讽齐王纳谏所说,妻之美我、妾之美我、客之美我,都是有求于我,如果我们真的陶醉于“美我”之中,恐怕轻则闹笑话,重则酿悲剧。而头脑清醒的为政者则“察察于美言”,对常说好话者有意疏远,而对于常提批评意见者反而非常敬重。他们很清楚,要维持良好的政治运转,则必须有真实的信息流通,并时刻保持临深履薄的心态。《资治通鉴》中记载了一起齐威王烹阿大夫的故事。齐威王为了听到最真实的声音,治理好国家,甚至不惜对一味阿谀拍马者痛下杀手:烹阿大夫及左右尝誉者,“于是群臣耸惧,莫敢饰诈,务尽其情,齐国大治,强于天下”。毛泽东曾经说“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一方面鼓励大家畅所欲言,另一方面也是勉励为政者当有闻过则喜的雅量。不幸的是,毛泽东到了晚年,由于种种原因,竟无过可闻,整个学术界更是噤若寒蝉,万马齐喑。两相对照,不言自明。

   在国家治理中,宣传也是重要的凝聚共识,维系合法性的手段。恰当的宣传,往往能产生很好的社会效果。但有些学者则分不清“学术”和“宣传”的区别,将宣传当成学术,有意无意地说一些学理上并不通顺的“高论”,甚至不顾逻辑和常识,用一些似是而非的理论对现存问题进行“美化”,并引以为功劳。这样的言论,作为一种宣传策略,说理透彻,运用得当,倒也能产生一定的社会效果。但如果真把它当成了学术,则容易混淆视听,干扰正常的信息沟通。更进一步,有些所谓“论证”如果连作者自己都不相信,而将其作为真理,投向群众,那么势必造成群众的反感。如此一来,中央和群众间正常的政治互动受到破坏,有些领导干部信以为真,沾沾自喜,而群众不以为然,那么公信力就慢慢消失。所以说,说诤言者恰恰应该得到鼓励,而对于媚言则应该高度警惕。

   健康舆论依托于好的制度环境

   好话听起来总是非常相似,而批评意见则似乎各种各样。学术界众声喧哗的批评意见,会不会构成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呢?完全不必担心。其实,每一个意见背后都是一种诉求。不同的意见不可怕,多听听不同意见,有助于我们了解群众的诉求,从实质上提高决策的“民主性”,对真正的社会需求做出回应。这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根本要义。俗话说,“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百姓所欲说,背后恐多反映百姓之所求。因此老百姓的意见,恐怕是我们很好的检视、完善我们工作不足的机会。而堵塞言论,是违背民主本质的,在中国历史上也被反复证明了是不智之举,所谓“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是”。没有轻松、活泼、深刻、严肃的讨论,学术求真不可能实现,批评意见得不到表达,社会需求得不到回应,社会稳定很难达成。

   学术界要说真话,需要一个宽松的环境。讨论是重要的学术存在方式,也是基本的政治表达形式。通过讨论,可以发现真理;通过讨论,有机会说服对方,正确的意见可以在讨论中克服错误的意见;通过讨论,可以表达诉求,为执政者提供更多的信息;通过讨论,可以宣泄社会情绪。

   当然,自由讨论也要有明确的界限。一个好的言论制度环境,是健康舆论的生存土壤。如果言论自由的空间和界限不明确,那么一方面正常发言的权利得不到保障,另一方面不负责任的言论也无法被追究责任。这种情况下,所发出来的言论,要么是见风使舵的谄媚之言,要么就是愤世嫉俗、否定一切的极端言论,而大多数怀有理性和建设性想法的人会被动地“沉默不语”或主动地“明哲保身”。这种健康舆论的被“挤出效应”在当前的网络环境中已经非常明显,而在学术界,所谓“左”、“右”之间的老死不相往来,也并非秘密。

   绝对的、彻底的言论自由是不存在的,美国的言论自由也有边界。美国一方面通过1791年批准的《宪法第一修正案》确保了新闻自由;另一方面也通过《国家安全法》、《诽谤法》、《隐私保密法》等从不同方面划出了言论自由的边界。例如,2005年的“特工门”事件中,《纽约时报》记者朱迪斯·米勒就因拒绝透露消息来源被判“藐视法庭”而入狱。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讨论空间可以随意伸缩,更不能在社会上轻易制造“因言获罪”的案例。美国法官、法学家勒尼德·汉德曾说,言论只有在直接煽动叛乱、反抗等行为时,才构成犯罪,如果把合法的政治言论当做调唆煽动,就是驱逐了民主政治的守护神,是最大的不宽容……正确结论来自多元化的声音,而不是权威的选择。这种论述,无疑是值得重视的。

   学者应珍惜声誉,严守职业准则

   学术讨论要转化为一般社会观念,必然要通过一定的形式和途径,这方面我们本来有很好的指导原则——“讨论无禁区,发表有纪律”,然而随着媒体形式的日益发展,要维持“发表的纪律”,难度越来越大。为了防止出漏子,有的干部在管理言论方面层层加码,对批评意见极为敏感,有的甚至到了草木皆兵的程度,导致许多正常的言论也没有了发表的空间,进而导致了一种不健康的舆论环境。维护发表纪律方面的困难不能够成为随意压缩言论空间的理由。我们要紧跟时代,创造性地适应新的媒体环境,一方面做好宣传解释舆论引导,另一方面应增强信息公开,无需讳疾忌医;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注重解决实际问题,回应人民的真实需求。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打铁还需自身硬”,政府把该做好的事情做好,自然不怕批评意见。

   学者亦应该珍惜自己的声誉,严守自己的职业准则。学者发表议论,既要追求一定的社会效果,也要充分考虑到自己作为观念引领者的影响力。消极遁世做犬儒不可取,语不惊人死不休也要不得,罔顾事实包藏私心的言论更是为法、为理所不容。有些所谓学术成果不符合常识和基本逻辑,不仅不能起到任何说明事实、指导未来的作用,甚至某种程度上帮了倒忙。比如有的学者,早上还在为批判普世价值摇旗呐喊,到晚上又摇身一变,极力论证中国比某些国家更加民主,更加自由。二者间矛盾如此明显,如果不是真糊涂,那么就让人们不禁要怀疑他们的真实性和动机了。

   学者要以事实为依据,而不是以政治立场为依据,非黑即白,排斥异己;学术研究应以理性探讨追求真理为己任,而不能曲意逢迎。学者的讨论可能会影响政治观念,但学者应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并不是政治家,自己的观念并不就是社会的政治观念。作为学者,需要在经世济民和寻找真理当中实现平衡,千万不可偏废其一。即便是决策咨询型的专家智囊,其决策咨询建议如果只是“投上所好”,那么对国家也没有任何积极意义,而最终只能沦为博取个人利益的“政治投机”行为。当然,社会科学领域,特别是政治领域,很多时候并非判断“是非”那么简单,而是涉及到复杂的价值判断。但是这种价值判断应该是政治家的职能,需要通过民主程序来加以抉择,学者最好不要越俎代庖。

   毫无疑问,当代中国社科工作者重任在肩。中国的理论发展、制度建设、道路选择具有极大的独特性,至今没有得到很好的总结和阐释。这需要学术界有高度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然而,简单的赞美,并不是这种自觉和自信的良好表现。目前,我国学术生产的现状并不乐观,低水平的学术研究大量存在,浪费了许多宝贵的资源。要产生真正具有中国气派的理论成果,可能不是一两项某某工程就做得到的。我们需要的恰恰是一个环境,一个容许少数意见甚至谬见存在的环境,一个宽松平和、鼓励讨论的环境。学术研究,应以“求真”为准则,做一些真正有益于理论建设和国家政治生活健康有序的事情。我们国家需要最终形成一个为政者听得到也听得进诤言,学术界敢于说也说得出诤言,而媚言自然受人冷落的局面。

  

   (原文发表于《社会观察》2015年第1期,作者系复旦大学政治学博士,社会科学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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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张容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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