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东:“意义盲人”假设及论证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37 次 更新时间:2015-01-15 11:4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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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海东  

  

   摘要:为进一步辩护“意义即用法”这一观点,在《心理学哲学评论》中,维特根斯坦提出“意义盲人”这一假设,并对其进行了大量的论证;通过这一理论假设,对“意义即用法”和“语言游戏”等观点进行澄清和辩解,从而实现对它们的理性限定,找出其界限,以免语言和理性的撞墙与越界。

   关键词:意义盲人;意义即用法;语言游戏;

   “意义即用法”这一著名的维特根斯坦式的论断,确定了语境原则,既在一定程度上瓦解了独断论和本质主义,又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相对主义。这一原则与家族相似性、语言游戏论、遵循规则等诸多理论,一起对西方思想上的本质主义、独断论和相对主义构成合围之势。

   这一理论,维氏在后期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他从正反两个维度对其进行了论证。在《哲学研究》中,维氏正面论证了“意义即用法”何以可能;而在《心理学哲学评论》中,他则从反面论证了这一观点的正确性及其限度。本文基于这两个文本,侧重于梳理“意义盲人”这一假设,考察其从反面论证“意义即用法”的合理性。

   一、“意义即用法”的正面论证与辩护

   与早期的宏大抱负,即建立一套精准的人工语言,解决一切哲学问题相比,后期维氏已经意识到逻辑语言的局限性,即语言不可能脱离生活而独立存在“词只有在生活之流中才有其意义。”[1](P12)“想象一种语言意味着想象一种生活”;语言的开放性和复杂性超乎我们的想象“我们的语言可以被看作是一座老城,错综的小巷和广场,以及在不同时期增建改建过的房舍。这座老城四周是一个个新城,街道笔直规则,房舍整齐划一。”[2](P16)一个词的用法就是其意义,词语无法脱离语言而仍然具有意义,这犹如鱼与水的关系“只在语言中某物才是一个命题。理解一个命题就是理解一种语言。”他努力将语言从光滑的理想界面拉回到粗糙的表“我们把语词从形而上学的用法带回日常用法。”[1](P73-74)也正是这种改变,使得维氏新的语言哲学观真正得以形成。

   同时,维氏后期关于哲学的看法,也发生了变化“我对建筑一座大厦毫无兴趣,而有志于获得一种对这座可能的大厦的基础的清晰认识。”“必须摧毁你的那座傲慢自负的大厦,这是一项极其艰难的工作。”[3](P11-36)他逐渐放弃了对宏大叙事的追求,不再执着于构建庞大的哲学体系,反倒要推毁体系,转而对哲学进行诊治,重新考察哲学的基础“哲学家诊治一个问题;就像诊治一种疾病。”[1](P137)哲学病的原因主要在于偏狭和语言的误用“哲学病的一个主要原因——偏食:只用一类例子来滋养思想。”[1](P235)见此不见彼、顾首失尾、一叶障目这些都是造成哲学病的重要因素;“哲学的谬误在于语言的空转。”[1](P77)哲学家对语言充满了幻想,无法节制语言解释的冲动,解释欲的过度膨胀,导致更多的问题出现,使得哲学的战场更加乌烟瘴气,是非混淆,真伪难辨“哲学的最大障碍之一是期望新的、深层的//闻所未闻的//阐明。”[4](P89)而对新东西的盲目期盼恰恰阻碍了哲学的发展“哲学可以不干涉语言的实际//现实//用法//……不干涉它实际上所说的东西//,它最终只是描述性的。”[4](P42)维氏反对“解释”的滥用,应当慎用之,他倾向于“看”和“显示”;“哲学只是把一切摆在我们面前,既没有解释,也没有推导出任何东西。”[4](P43)“我们在实际生活中并没有遭遇到哲学问题(如果有的话,例如,只是自然科学问题)。我们只是在构造句子时没有按照实际的目的;而是根据我们语言中某些相似的东西才会遭遇到它们。”[4](P50)解释反而会引发更多的误解和错误,稍不注意就陷入过度诠释和臆断之中。

   而对哲学的错误观察、对语言概念的误解,也是导致混乱的重要因素。维氏讲道:

   “可以说,哲学中的混乱来自于我们错误地观察、错误地看待哲学,即仿佛将哲学分割为(无限的)纵线条,而非(有限的)横线条。我们观念中的这种倒转现象造成最大的困难。我们似乎愿意把握无限的纵线条,并抱怨不能将它分为一块一块的。如果人们把一块一块理解为无限的纵线条,那就能作到这一点。但我们的工作并不因此而结束!当然不能,因为工作没有尽头。(我们想用对语言事实冷静思考取代纷乱的猜想和解释)(全集,卷11,纸条集,§447。)

   一贯的定势思维模式,使得我们不会换个角度观察,就像用一条腿站久了,而忘记还有另一条腿,以至于不会及时换换腿站“对我而言,重要的是在探究哲理时要不断改变姿势,不要让一只脚站立太久而变得僵硬。”其实,只要改变一下“姿势”,换一个角度考察哲学,某些所谓的哲学问题就消失了。

   因此,维氏提出一个关于哲学的看法,即哲学研究得对概念进行研究,考察概念在不同语境中的意义。“哲学研究:概念研究。形而上学的本质:她模糊了事实研究和概念研究之间的区别。”[3](P225)只有在语言游戏中,才能清楚地把握词的意义。“我还将把语言和活动——那些和语言编织成一片的活动——所组成的整体称作‘语言游戏’”[1](P7)。

   在《哲学研究》的第二节和第六节中,维氏对“语言游戏”进行了细致的勾画:

   我们的清楚简单的语言游戏并不是为将来给语言制定规则所作的预备性研究——仿佛它们是向充分的规则走出的第一步,暂不考虑摩擦和空气阻力。毋宁说这些语言游戏立在那里作为参照物,它们将通过相似性以及不相似性来帮助我们领会我们的语言是怎样一种情形。(PI,§130。)

   在最含混的句子里也一定藏着最完满的秩序。(PI,§98。)

   日常语言游戏中藏着最完满的秩序,同时也藏着约束这一语言游戏的规则。

   而想象一种语言就意味着想象一种生活形式。(PI,§19。)

   ‘语言游戏’这个用语在这里是要强调,用语言来说话是某种行为举止的一部分,或某种生活形式的一部分。(PI,§23。)

   语言是和生活形式融为一体的,在这样的游戏中,人们无法做到只考虑一个因素,而暂不考虑其它因素,事实上,各种因素都是同时共在,一起影响着语言游戏;在语言游戏中,暗含着规则,即使是再混乱的游戏,都有秩序在其中。任何一场语言游戏,都意味着我们对某些“规则”的“承认”,这些认同又与生活形式密不可分。

   而某些规范、约定和被承认的东西,恰恰就是“意义即用法”得以成立的重要条件。基于诸多人类不得不认可的隐性秩序,维氏提出“词的用法”和“词的意义”之间具有同一性的关系:

   首先,我提出“词的用法”替换“词的意义”,因为词的用法包含了“词的意义”所说的更大的内容。理解一个词也就会知道它的用法,它的应用。词的用法是由规则确定的东西,正像国际象棋中国王的法是由规则确定的。

   解释一个词的意义,就是描述它的用法。

   让我们把“理解一个词”看做是知道它的用法。(全集,卷5,p182-183。)

   一个词在语言中的用法就是它的意义。(全集,卷4,p51。)

   一个词的一种意义就是对于该词的一种使用。(全集,卷10,p202。)

   在维氏的意义里,词的用法与词的意义是一回事,词的用法就是它的意义;理解一个词就意味着知道如何运用它。

   二、“意义盲人”:“意义即用法”的反面论证与限定

   维氏并没有只满足于正面对“意义即用法”的论证与阐释,在《心理学哲学评论》中,他进行了大量的反面论证;其论证,以“意义盲人”尤为突出。通过这一假设,进一步澄清“意义即用法”,明确其界限,使其避免陷入独断论的困境。

   在考察“意义即用法”这一命题时,维氏对“意义”也作了一番思考。

   “意义”是一种非本质的和非目的性的东西,它神秘莫测,很少能在形而上学的层面给出一个确切的描述;通过解释,也难以作出一个令人满意的判断。它随着词的用法才能得到确定,只能在具体的语境中,才能对其进行一个“即兴”般的勾画;就像我们无法在整体上说出水的样式,只有根据其当下所处的容器的形状来判断一样。“意义”的神秘莫测性,不是由词决定的,而是其所在的生活形式和人性决定的;当然也是人,才真正使得世界、思想和语言具有“意义”。维氏论述道:

   “意义”这个概念可以用于把那种可以称为语言中变幻莫测的构造的东西与那种本质的、处于语言的目的之中的东西区别开来。

   “意义”概念把一个新的观点引入对词的用法的描述之中。

   人的本性决定了那种变幻莫测的东西。

   “意义”是一个原始概念。“这个词意指这个”这种形式,是这个概念的一个部分,也就是说,通过指示动作来解释一种意义。在某些情况下,就某些词而言,这种形式能发挥很好的作用。可是,一旦把这个概念扩展到其他词,困难就出现了。(全集,卷10,p67。)

   面对“意义”,我们人何如才能把握它?维氏所给出的方案就是学习和训练。也就是在训练中,反复练习对词的理解和运用,直到我们能较好地领悟词在不同语境的运用和意义。维氏说道:

   我是通过训练而学会意义,因而也学会这同一种意义。

   人们可以在一种训练中把(其他)种类的训练区别出来。因而也可以在一种语词用法中把其他种类的语词用法区别出来。(全集,卷10,p71。)

   在学与习的活动中,逐渐实现对词语用法的正确把握和运用,以达到对意义的正确领悟和描绘。

   在对“意义”进行的探索之中,维氏提出了“意义盲人”这一有趣的假设,通过对其的论证,从另一个维度达到对“意义即用法”这一观点的证明。

   在《心理学哲学评论》中,维氏对“意义盲人”进行了大量的论证,到底什么样的人,可以称其为“意义盲人”,维氏没有从通常的意义上给出一个定义,以便人们根据定义的内涵和外延来确定某些人是否为意义盲人;他只是根据不同的表征,对“意义盲人”进行了描绘,使其面相呈现出来而已。

   语言游戏得以可能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正常的人;一个智力正常的人,才可能学会和正确运用词语,才可能正确理解规则,参与到游戏之中来。对于一个根本摸不着北的人来说,他永远无法与人进行有效的语言交谈。所以维氏表明:

   能参与语言游戏的人,自然其智商是正常的,一个智力有障碍的人是无法理解语言游戏的;也就是难以正确地理解词的用法。

   “当我们开始谈论时,我想你的意思是……”我的这句话与他的话语的开端以及我当时所有的想法是联系在一起的。——某个人从来不做任何这样的事情,这自然是可能的。可是,我假定他可能会最终回答这个问题:“我谈论的是哪一个N?”如果我在说出我的故事的前面一些词之后提出这个问题,那他会以其他方式对此作出回答,这当然是可能的。因此,是否他不理解这个问题:“是否你一开始就立刻知道我说的是谁?”——如果他此时不理解这个问题,是否我不会简单地把他看做是弱智的?我的意思是:是否我不会简单地假定他的思想不是真正地清楚的,或者他不再记得他当时所想的事情,如果他当时想任何事情的话?这就是说,我们在这里通常使用了一种与我所建议的图画不同的另一种图画。(全集,卷9,p57-58。)

此外,还有一种情况可能是,语言游戏者不是智力有问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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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张容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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