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功秦:习近平新政两周年的回顾与展望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651 次 更新时间:2015-01-15 09:4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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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功秦 (进入专栏)  

  
作者按:在习近平新政推进二周年之际,有记者就海内外读者共同关心的几个问题,请我谈谈看法。我的答问录的部分内容已经在2014年12月28日《星岛日报》第13版以及《香港经济日报》网上发表。现将答问录再作进一步增补,发表于此,本文与一年前发表的“从邓小平到习近平:中国改革的再出发”一文正好形成前后姐妹篇。供各界朋友参考。有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习近平新政特点:铁腕改革,收放结合,紧的更紧,放的更放

   问题1 习近平总书记执政2年,透过反腐集权,无疑已掌控权力。您个人如何评价他两年的执政?其新政有哪些特点?

   萧功秦:中国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三十六年,与十八大以前时期相比较,二年来的习近平新政,可以总体上概括为十六个字:“铁腕改革,收放结合,紧的更紧,放的更放”。大体上,我们可以把二年来的新政内容,归纳为以下八个方面。

   一,充分发挥中纪委的组织优势,空前规模地进行高强度的反腐败。众所周知,发展中国家腐败治理是个难题,许多国家由于缺乏相应的治理能力,退化为朋党式的权力私产化的“苏丹化”国家。中国作为一党执政体制的国家,由一党体制内的中纪委发挥反腐败的中枢作用,这种一党体制优势的发挥,可以自上而下地对官僚既得利益垄断集团进行各个击破。一般说来,在后发展国家,直接运用大民主方式进行的反腐败,只会引发街头式的政治参与爆炸与民粹主义井喷,既得利益集团反而可以利用乱局混水摸鱼。当然,要从治本意义上反腐败,还要从法治与社会监督方面进行制度探索与建设。

   二,用“群众路线教育”、“新八项注意”来强化党内自我约束,起到了整饬纲纪,综核名实、缓解官民矛盾,理顺民气的作用。“群众路线”,“八项注意”原来是革命时期用来动员民众革命的文化元素,运用革命时代话语的权威资源,来整饬执政党各级权力部门的纲纪,可以起到动员、警示与威慑作用。这可以说是一种“旧瓶装新酒”式的创新。

   三,改变了三十年来社会上约定俗成的“党政分开”的固有思维,通过“国家安全委员会”、“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财经领导小组”等党政合一体制下的高度中央集权,实现权责合一,来提高中央权力运作的效率,避免以往“九龙治水,各管一摊”的“九常委分管制”所造成的权力分散与低效率。此前政法系统周永康的严重贪腐与尾大不掉,以及某些地区的权力系统的朋党化、山头化、贪腐化、地方豪强化均与此类弊端有关。

   四,习近平新政通过加强意识形态的管控,强化三权,即意识形态领域与网络空间的领导权,管理权与话语权,以防止在社会矛盾积累阶段,出现街头式的激进政治参与。从长远来看,习近平并不是要回到传统专制,而是要保持转型期的政治稳定。通过这种政治稳定,来进一步排除左右干扰,深化改革。

   五,经济上的进一步开放搞活。通过改革六十条,发挥市场经济的决定性作用,把此前已经形成的“半开放的官僚市场经济”,向全面的成熟的市场经济软着陆。上海启动的自由贸易区在广东、福建、天津等全国多地区的进一步扩容,正是这一作用的体现。

   六,强调“以宪治国”,以“党定立宪”的方式,规定地方党政不得干预司法活动,与历史上开明专制主义的“钦定立宪”在结构上有相似之处,开创了以“开明专制主义”模式为基础的法治化的新路径。这一路径选择目前还处于初始阶段。

   特别要指出的是,自一百多年前的清末新政与筹备立宪时期以来,我们中国知识分子在传统上就习惯于认为,英美式的由第三等级自下而上的对集权体制进行“限权式立宪”,才是宪政的正途,然而,从人类历史上看,德国式的大陆国家的开明专制式的法治化路径,却更适合于中国作为后发展国家现代化的国情与实际,而且也更能取得实效。运用强政府或君主的中央权威,在法治上对社会与地方行政进行“规制”,是强政府的国家治理能力中的一种重要功能,德国的威廉二世的司法改革,日本明治维新的“钦定立宪”,提供了这一路径成功的先例。

   “开明专制”的法治路径的特点,一是“钦定立宪”,而不是“民定立宪”,执政中心是立法主体,其领导地位不容挑战与动摇。这是大原则,二是启动法治的动因,是从改善国家治理能力入手。只有建立在这个功能基础上的法治,政府才具有持续推进法治的积极性,在现实中也才有可行性,地方上也能响应与支持。三是“经验——试错”路径,不是简单的“拿来主义”的移植,而是从改善治理的现实需要出发,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导向,在解决问题过程中评估成本、效益与风险。从经验实践中去寻找最合适的办法。四,政府作为“看得见的手”推进法治,最终的结果是要形成社会上的法治习惯与文化共识,由法治作为社会行为规则。

   这一路径成功的关键是,中央政府必须具有良好的权威合法性基础,1905年启动的清末的“钦定立宪”,虽然从一开始走的也是这条仿效日本明治维新的路,但由于清朝统治者当时已经陷入权威危机,所以清末的“钦定立宪”没有成功,中共现在具有相当高的权威合法性,这一路径的可行性就大为增强。

   七,文化上强调传统文化是民族的命脉,放弃了用列宁主义意识形态的大一统来控制国民的精神生活,让传统文化成为新的多元文化中的一部分。通过发扬传统文化,从中汲取民族凝聚力的新的精神资源,丰富国人的精神生活,同时,对长期以来社会上的“西方中心论”起抑制与对冲作用,可以起一举数得之效。

   八,国际关系上,通过一张一弛、刚柔相济的办法,保护本国民族利益的同时,避免挑战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通过APEC会议强调中国的和平崛起。但如何在一张一弛中找到处理国际关系的行动边界,目前正处于尝试与探索过程中。

   以上这些做法,从第一点到四点,即:中纪委为主轴的高强度反腐败、“群众路线教育”形成党内自我约束机制、以党政合一,责权合一的中央集权来统筹全局、加强意识形态与网络领域的三权管控,可以归纳为铁腕式的“收”与“紧”。

   另一方面,从第五到第七点,即“改革六十条”、“以宪治国”、以发扬传统文化为中心的文化多元化,大体上可以归纳为改革开放的“放”与“松’,通过放与松的办法来激发社会的活力。第八点,在国际交往上,是收中有放,放收结合。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新政可以概括为十六个字,“铁腕改革,收放结合,紧的更紧,放的更放”。

    

   习近平新政可以概括为中国特色的新权威主义2.0版本

   一年以前,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改革六十条公布以后,我对海内外媒体曾发表了三句话的提法。

   第一句话是,“如果邓小平模式是中国特色的新权威主义的1.0版本,那么习近平新政就可以称之为中国特色的新权威主义的2.0版本”。习近平新政可以说是邓小平模式的加强版。

   第二句话是,“通过新权威主义来超越左右激进主义,走中道理性之路”。只要假以时日,社会矛盾将有可能逐步缓和,在实现有效治理过程中,左右两极的政治势力将会被逐步边缘化。事实上,海内外左右两极中的一些代表人物中都有向中间靠近的趋势。在中国的条件下,新权威主义道路,就其本质而言,就是超越左右激进主义的中道理性之路。

   第三句话是,“新权威主义的黄金时代正在到来”。这句话的基本内涵是,三十六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已经走上了新权威主义道路,在当今中国,挑战新权威主义的左的与右的、激进与保守的各种政治势力,已经不足以根本上撼动与影响这一历史性选择。更具体地说,中国的新权威主义模式已经趋向于稳定与成熟,中国还将在这条路径上持续发展相当一个时期。随着社会、经济、文化、法治与民性诸多方面条件的成熟,中国才有可能向更高程度的民主政治参与的下一阶段过渡。

   我一年前发表的《从邓小平到习近平:中国改革的再出发》一文中曾阐述过这三句话,我现在认为仍然有效。与一年前相比,习近平新政的思路已经在诸多政策举措中体现得更为清晰明确。

    

   新权威主义认为:中国要防止民粹主义革命,防止左右激进主义,必须对意识形态适度管控

   问题2 海外有人认为,习近平新政严控意识形态,这在海外一些知识人中比较受争议。您对此有什么评价,认为他为何要这么做?

   萧功秦:从总体上而言,新权威主义在一定时期内实行意识形态领域的管制,是现代化功能所要求的,历史上,几乎所有的传统集权国家在走向改革开放时,都会面临我说所的“薄壳效应”的挑战。众所周知,地壳最薄处是最易发生火山喷发的,我们可以用这一自然现象来比喻传统集权体制一旦进行改革开放后,就可能发生的“政治参与爆炸”现象,如法国大革命,俄国革命,清末新政后的辛亥革命,都是这传统集权国家在进入改革开放以后,是没有成功地应对“薄壳效应”的挑战而陷入革命危机的典型实例。

   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封闭集权体制往往在矛盾积重难返时才想到要进行变革,为了变革,就会有政策宽松,此前,在传统集权制封闭条件下,社会已经积累巨大的矛盾与问题,进入改革开放,人们在宽松预期的支配下,激发起强烈的街头式的政治参与的诉求,这种不同的诉求就会在短期内板结起来,对执政中心构成挑战压力,此种情况下,根本上挑战现存秩序的激进主义与浪漫主义思潮将会取得广场上的话语霸权,并凝聚广场不同人群的反体制的“革命”共识,其冲击力之大将是史无前例的。在这种情况下,改革政府将处于进退两难的困境。激进主义革命的连锁反应的概率就会大为增加。

   此外,在一个集权国家的转型进入中期阶段后,左右激进主义势力,将因利益分配不均问题、社会不公正问题的不断积聚,而对政府执政地位形成挑战。特别要指出的是,与新加坡这样的前殖民地国家相比,百年中国是一个具有革命民粹主义传统的民族,民粹政治参与的燃点很低,处理不当,也会引发政治参与的井喷与爆炸。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适度管控,防止左右激进主义对改革大方向的干扰,有助于强化政府的执行力与维持政治稳定。为深化改革赢得宝贵时间。我把这种功能称之为“延时效应”,即用改革政治家的铁腕维持相对低度的政治参与,在有效维持稳定的时间段内,籍助于强势政府的经济改革政策,来解决长期遗留的矛盾与问题。从而化解自下而上的、街头式的政治参与的井喷与压力。

   在我看来,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一种制度优势。正是在这一铁腕改革条件下,从1978年到现在的三十六年里,中国从人均350美元到现在的人均7000美元。经济总量每年以9.8%的速度提升,可以说是世界传统集权体制变革史上成功的先例。人类历史上还从来没有一个传统集权国家通过避免“薄壳效应”的方式而走向经济繁荣与现代化文明的先例。中国的新权威主义实践表明,我们国家完全可以通过对旧体制的维新与改良,通过防止薄壳效应,避免“改革——革命”的恶性循环,向富强与民主的更高目标软着陆。

必须指出的是,意识形态管控必须是适度的,如果分寸把握有了问题,也有可能激活一些僵而不死的左的东西,从“假死状态”中复活过来。如果我们官员对多元文明化过程中的某种正常现象反应过度,把社会上健康的富有生机的文化与社会多元化,误视为对政治稳定的“威胁”,必欲砍除而后快,这就有可能形成误区,形成不自觉的向左的方向的“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y),甚至干扰改革开放大方向,破坏了社会多元化的健康生态发展,扼杀社会宝贵的文化生机,这是必须予以防止与警惕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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