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家弘:当今我国刑事司法的十大误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416 次 更新时间:2015-01-14 23:5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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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些规定不够具体明确,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在许多冤案中,被告人都曾经在法庭上声称被刑讯逼供并推翻了原来在侦查阶段作出的有罪供述,但是法官并未排除那些审前供述,依然结合其他证据对有罪供述予以采信。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19],其中之一就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不够具体明确。

   第七,失效的刑罚威慑。刑罚能够对潜在犯罪人发挥威慑作用,但是刑罚的威慑力依赖于侦查的效率。如果某种犯罪行为被查处的概率很低,那么相关的刑罚就会变成“稻草人”。一般犯罪如此,刑讯逼供亦然。我国《刑法》明确规定刑讯逼供是一种犯罪行为,但是在实践中,这类案件多因取证难而处罚难。一方面,刑讯逼供的受害人多处于失去自由和孤立无援的境地,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无法取证,当事后具有取证能力时又因时过境迁而难以拿到充分的证据。另一方面,检察官或法官的调查往往由于当事人和知情人多为警察而困难重重。检察机关的渎职侵权检察部门在查办刑讯逼供案件的过程中,经常会遭遇各种抵制、说情、施压或拆台的状况。办案工作“只开花不结果”或“轻描淡写从轻发落”等情况绝非罕见。例如,在杜培武冤案中,只有两名警察被法院判以刑讯逼供罪,且仅分别判处了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和有期徒刑1年零6个月缓刑2年。[20]

  

   六、放弃原则的遵从民意

   从本质上讲,犯罪是反国家、反社会、反人民的,因此打击犯罪就代表了人民的利益,就是民意的诉求。在那些有直接被害人的犯罪案件中,被害人及其家人的利益似乎就是人民利益的集中体现,而被害人或其家人也就成为了民意的代表。于是,公检法机关在查办刑事案件的过程中,往往要经受这种“民意”压力的考验。例如,在佘祥林冤案中,“被害人”张在玉的家人就找人写了一份“联名上书”,共有二百多名当地群众签名,要求政府严惩杀人罪犯佘祥林。此举给当地政府的领导造成了很大压力。[21]在云南孙万刚冤案中,当地民众要求严惩凶手的呼声很高,也给办案人员造成了很大压力。负责孙万刚案件审查起诉的朱检察官事后说:“当时我发现这个案子有疑点,但想着最后要移送昭通市检察院,思想上有一定依赖性。加上案发后老百姓要求严惩凶手,这种压力下,我希望从快办理。”[22]

   情节恶劣的犯罪行为往往会引发民众的道德谴责,进而在一定范围内形成强大的“民愤”。即使在互联网尚未发达的时代,民愤也会经由新闻报道和街谈巷议的方式传播和积蓄,形成能量巨大的舆论场,影响甚至扭曲司法人员的认知和裁判。民愤的出发点往往是朴素的是非善恶观。民愤的形成往往具有非理性和从众性的特点。司法机关在民意面前本应挺直腰板,坚守法治原则,秉持法律精神,依法办案,公正裁判。但是在司法公信力偏低的情况下,领导者往往要强调司法裁判的社会效果,于是,一些司法人员在面对偏向的民意和激昂的民愤时,就无法保持中立和公正,甚至放弃司法的原则,在裁判时屈从民意。

   在当下我国,民众“上访”也是表达民意诉求的一种方式,但是已成为让各级政府领导颇感压力的问题。“上访”的原因或事由多种多样,其中有相当数量的“上访”与司法裁判有关,可称为“涉诉上访”或“涉法上访”。在一些冤案的形成过程中,我们也看到了被害人亲属的“上访”对办案人员形成的压力作用。河南李怀亮案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2003年8月,叶县人民法院以强奸杀人罪一审判处李怀亮有期徒刑15年。这显然是一个因证据不足而“留有余地”的判决。判决之后,被告人提出上诉。12月2日,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经过审理,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理由,撤销原判,发回重审。被害人亲属本来就对15年的判决不满意,便开始四处上访。2004年2月13日,叶县人民法院对该案进行了重新审理,但是没有做出判决。后来,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撤销了叶县人民法院的判决,改由平顶山市人民检察院重新向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2004年8月3日,平顶山市中院判决李怀亮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该中级法院于2003年作为二审法院时认为该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但是在2004年作为一审法院时却认为“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在此期间,案件中的证据并没有明显的增加,法院的态度为何会有如此大的转变?后来,在网络上流传的“死刑保证书”给出了答案。该保证书写于2004年5月17日,使用的是平顶山市中院的信纸,主要内容是:被害人父母要求平顶山市中院判处李怀亮“无期徒刑,最好是死刑”;如果平顶山市中院按照这个要求判,即使省高院将案件发回,被害人父母也保证不再上访。该保证书上还有两名村干部作为见证人的签名。从表面看,这份“死刑保证书”是被害人亲属向法院作出的保证,但是人们不难看出其背后的“交易”。事实上,平顶山市中院做出死刑判决之后,被害人的亲属果然不再上访。[23]

   在这类冤案中,“民意”似乎成为了办案人员的指挥棒。在安徽赵新建冤案中,一位法官的话就很有代表性—“面对被害人家属的压力,司法机关不敢随意放掉自己最初抓获的犯罪嫌疑人,哪怕是证据不足的犯罪嫌疑人。而且,一次次发回重审,当事人家人三天两头来闹,你说怎么办,只能哪边闹得凶往哪边靠一点。”[24]司法机关在审理刑事案件的过程中,可以听取民意,也应该尊重民意,但是为了片面地追求裁判的社会效果遵从甚至迎合民意,就可能步入生成冤案的误区。司法裁判必须遵循自身的原则,包括证据裁判原则、无罪推定原则、依法取证原则等。如果司法人员在所谓的“民意”压力下,放弃这些原则,那就会与司法公正背道而驰。

  

   七、徒有虚名的相互制约

   我国的刑事诉讼属于“流水线”模式。《刑事诉讼法》第7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在这种体制下,公安机关负责侦查[25];检察院负责起诉;法院负责审判。公、检、法三家既有分工又有配合,共同目标是把好案件的“质量关”,保证刑事司法系统生产出合格的“社会产品”,完成打击犯罪和保护人民的任务。于是,作为第一道“工序”的侦查自然就是刑事诉讼的中心环节,或者说,就是认定案件事实的实质性环节,而起诉和审判在认定案件事实上的作用就容易被虚化,成为仅对“上游工序”的检验或复核。

   在“以侦查为中心的流水线”诉讼模式下,检察官和法官审查案件是“以案卷为中心”的,因为在这个“流水线”上传送的就是包括各种证据材料的案卷。侦查机关制作的案卷既是检察官提起公诉的主要依据,也是法官作出判决的主要依据。在案卷中,笔录是各种证据的基本形态。于是,检察官和法官对证据的审查也就成为对各种笔录的审查,如询问笔录、讯问笔录、勘验笔录、检查笔录、搜查笔录、辨认笔录等。在实践中,检察官往往在侦查机关的起诉意见书上进行一些修改就作为起诉书,而法官又在起诉书上进行一些修改就作为判决书。法院的判决书与侦查机关的起诉意见书在主体内容上大同小异的状况屡见不鲜。在电子计算机广泛使用的时代,检察官和法官都可以因此而减少工作量,但是刑事司法系统的“产品质量”就很难得到保障。

   在“以侦查为中心”的诉讼模式下,刑事案件的审查起诉和法庭审判很容易成为侦查的附庸。而“政法委”的介入更为这种模式作了背书。各级党委的政法工作委员会是公、检、法机关的领导,其主要职责就是抓好执法督促工作,支持和督促政法各部门依法行使职权,协调政法各部门的关系、重大业务问题和有争议的重大疑难案件。在实践中,地方政法委的领导往往过分强调“互相配合”的重要性。特别是在面临重大疑难案件时,政法委经常牵头组织公、检、法三家“联合办案”,通过诸如“三长会”的形式决定案件中的疑难问题或争议问题。三家联合办案,就要强调‘:协同作战”和“统一指挥”,在公安机关已经侦查终结的情况下,检察院只能提起公诉,法院也只能作出有罪判决。这样,结果往往就成了检、法两家配合公安,许多冤案也就由此而生。河南赵作海冤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1999年5月8日,河南省商丘市某农村村民在一口废弃的水井中发现一具无头且四肢不全的尸体。公安机关经过调查认定该死者就是失踪一年多的当地村民赵振晌,并把同村村民赵作海作为犯罪嫌疑人。经审讯,赵作海承认了杀人的罪行。公安机关把赵作海案移送检察院起诉后,检察院认为证据不足,要求公安机关做DNA鉴定,确定死者身份。公安机关先后做了四次DNA鉴定,但是都没能确定死者就是赵振晌。于是,该案陷入僵局:公安机关不同意放人,检察机关不同意起诉,赵作海就一直处于不明不白的羁押状态。2002年,上级机关把赵作海案作为清理超期羁押的重点。当地政法委讨论后作出了“20天内提起公诉”的决定。10月22日,商丘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12月5日,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赵作海死缓。2003年2月13日,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核准了商丘中院的判决。2010年4月30日,该案的被害人赵振晌生还。5月8日,河南省高院宣布撤销原判,再审判决赵作海无罪。5月9日,赵作海被释放出狱。[26]

   在重庆市1994年的“3·10特大碎尸案”中,公安机关认定童立民是杀人凶手,但检察院认为证据不足。1998年,重庆市政法委多次召开公、检、法三家主要领导会议,研究童立民一案。在意见难以统一的情况下,政法委领导拍板决定“疑案从轻”,要求法院做有罪判决,但留其性命以备日后纠错。1998年12月,检察院提起公诉。 1999年10月,法院判处童立民死缓。童立民被错误羁押2773天之后被无罪释放。[27]

   毫无疑问,这些冤错案件的生成都根源于侦查环节的错误,但是这些“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案件又都通过了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把守的关口,顺利通过了“流水线”上的层层审查,最后成为刑事司法系统制造出来的“伪劣产品”。这反映当下我国刑事司法制度的一大缺陷,即公、检、法三机关“配合有余、制约不足”。其实,公检法分权的主要目的应该是互相制约,而不是互相配合。只有加强三机关之间的制约,才能有效预防冤案。

  

   八、形同虚设的法庭审判

   在现代法治国家中,刑事诉讼的中心环节应该是法庭审判,司法裁判权应该属于法官。换言之,庭审应该是决定诉讼结果的中心环节,合议庭(或者独审制的法官)应该是司法裁判的真正主体。但是在当下我国,未审先判、下审上判、审者不判、判者不审等现象司空见惯。一言以蔽之,刑事庭审“被虚化”了。

   所谓“庭审虚化”,就是说,法官对证据的认定和对案件事实的认定主要不是通过法庭上的举证和质证来完成的,而是通过庭审之前或之后对案卷的审查来完成的,庭审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没有实质性作用,司法人员不经过庭审程序也可以照样作出被告人是否有罪的判决。于是,可有可无的庭审就沦为“走过场”。

   自2009年,“刑事庭审实证研究”课题组的成员分别以问卷调查、座谈访谈、旁听审判和网上查阅等方式就我国刑事庭审的现状和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例如,2009年,课题组成员在北京市和杭州市的法院旁听了45起刑事案件的庭审过程;从2010年末至2011年初,课题组成员对中国法院网上“网络直播”栏目下的“现在开庭”子栏目所登载的2010年1至12月审理的共计292起刑事案件进行了实证分析。我们发现,庭审虚化的现象在刑事诉讼中具有相当的普遍性,而造成这一怪现状的原因之一就可能是审委会越俎代庖。[28]

《刑事诉讼法》规定:“合议庭开庭审理并且评议后,应当作出判决。对于疑难、复杂、重大的案件,合议庭认为难以作出决定的,由合议庭提请院长决定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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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清华法学》201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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