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家弘:当今我国刑事司法的十大误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272 次 更新时间:2015-01-14 23:5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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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家弘 (进入专栏)  
收集能够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3]按照这一规定,侦查人员应该客观全面地进行证据调查,既要收集能够证明嫌疑人有罪的证据,也要收集能够证明嫌疑人无罪的证据。然而,侦查人员在办案过程中很容易对案件事实或作案人形成一定的“先见”。这些“先见”的形成,可能是基于对现场情况的分析判断,也可能是基于接触嫌疑人时的感觉。侦查人员可以有“先见”,因为这些“先见”可以为制定侦查方案和确定侦查方向提供思路。但是,如果侦查人员受这种“先入为主”的影响而片面地调查取证,就会步人侦查的误区。在现实中,一些侦查人员为追求破案效果,在确定嫌疑人之后就不再收集能够证明该嫌疑人无罪的证据,甚至对已经发现的无罪证据也采取忽视甚至隐瞒的做法。无罪证据就成为侦查人员调查取证的“盲区”,或者视而不见,或者见而不视。例如,在我们的“刑事错案”课题组收集的137起错案中,几乎在每一起中都可以看到这种因先人为主而片面取证的情况。由于侦查人员主观地认为抓到的嫌疑人就是实施该犯罪行为的人,所以就只去收集能够证明该嫌疑人有罪的证据,不去收集能够证明该嫌疑人无罪的证据,甚至对于已经发现或者由嫌疑人提供的无罪证据也有意无意地忽视了。[4]于是,侦查人员提交的证据就成为“清一色”的有罪证据。这主要有以下两种表现。

   (一)片面选取有罪证据

   1989年4月5日深夜,黑龙江省伊春市友谊林场发生了一起凶杀案。护林防火员关传生在林场办公室北面通向住宅区的土路边上被人连刺十多刀后死亡。现场勘查的法医发现,被害人大衣后面正中有刀口一处,尸体相应部位的创口呈现两个锐角,因此侦查人员推断是军用刺刀等双刃刀具所致;尸体其他部位的伤口都呈现“一角锐一角钝”的特征,因此推断为单刃刀具所致。根据尸体征象,法医推断死亡时间大约为晚上12点左右。经过调查,侦查人员得知被害人是11点多钟离开林场办公室回家的,当时林场刚刚停电。

   侦查人员在当地走访中发现家住死者隔壁的石家大儿子石东玉刚从部队转业回家9天,而且案发当晚去向不明,便将其列为嫌疑人。4月6日下午,侦查人员得知石东玉回到家中,遂把他带走进行查问。第二天,侦查人员对石东玉家进行搜查,提取到一套带有血迹的军衣和一把黑塑料把的单刃水果刀。于是,侦查人员突击审讯石东玉。开始时,石东玉坚持说自己没有杀人,并解释说他衣服上的血迹是4日下午与弟弟打架时沾上的父亲和弟弟的血。审讯持续30多个小时之后,石东玉终于承认了杀害关传生的罪行。由于侦查人员先入为主地认为石东玉就是罪犯,所以只采信了石东玉的有罪供述,认为石东玉关于血迹的解释是“抵赖和狡辩”。后来,法医经检验确认那套衣服上有0型血和A型血,死者关传生的血型为A型,石东玉的血型为A型,其弟弟的血型为0型。侦查人员遂认定石东玉的衣服上有被害人的血迹,并没有就衣服上的0型血做出解释。另外,侦查人员认定在石东玉家提取的单刃水果刀就是杀人凶器,便不再提及尸体后背那处“两创角锐”的伤口[5]。

   在2013年发现的“浙江张氏叔侄冤案”中,当年的现场勘查人员曾经在被害人王某的八个指甲缝中提取到微量人体组织。侦查人员首先请法医专家把这些人体组织的DNA图谱与两名嫌疑人的DNA样本进行比对,结论是否定的。然后,侦查人员又到被害人和嫌疑人的家乡提取了一些人的DNA样本,比对结果也都是否定。于是,侦查人员便认定该生物物证“与本案犯罪事实并无关联”。由于这些人体组织被发现时还是比较“新鲜”的,而且是同时在被害人的八个指甲缝中发现的,所以办案人员本应推断其与犯罪事实存在关联性。这就是说,被害人的反抗行为把犯罪人的人体组织留在了其指甲缝中。然而,由于DNA检验的结果表明这些人体组织不属于两名嫌疑人,而且警方也没能通过DNA图谱的比对找到其他与之吻合的人,所以办案人员就将其归人“无效证据”。这样的作法显然是错误的。倘若该案的办案人员当年没有在使用物证的问题上犯下如此“草率”的错误,张辉和张高平就不会蒙冤入狱,勾海峰就不会有再次杀人的机会,大学生吴某某也就不会成为被害人了。[6]这种因先入为主而片面选取有罪证据的做法是该冤案生成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忽视辩方无罪证据

   实践经验证明,辩护律师的工作对于预防刑事错判具有重要意义,因为他们可以帮助办案人员做到“兼听则明”。然而,辩护方收集或提供的无罪证据往往没能引起办案人员的重视。在滕兴善冤案中,滕野律师就收集了一些能够证明滕兴善无罪的证据。例如,他专程跑到湖南水文总站陶依水文站调查并请该站出具了一份证明:“1987年4月下旬,麻阳降大雨,锦江河涨水。从滕兴善所居住的马兰村,到‘杀人抛尸现场’的马兰洲上,唯一的一条枯水时可以通行的小路,此时已完全淹没在洪水中。”按照侦查人员的认定,滕兴善追石小荣到马兰洲上,再杀人碎尸,那么就只有两种可能—石小荣先从河水中游到马兰洲,滕兴善再拿凶器,跟着游过去追杀她;或者两人都租船过去到洲上。而这样的作案过程显然不具有可能性。又如,当地划渡船的船工王明正等人证明,他们曾经在警方认定为“杀人抛尸”现场的马兰洲上游渡口处看到漂浮的尸块。按常理,水中漂浮的物体,只会从上游往下游漂。滕兴善在马兰洲杀人抛尸,尸体绝不会漂到马兰洲上游去。滕律师把这些证据提交当地公安局的办案人员,但是这些证据未能挽救滕兴善被枪决的命运。[7]

   刑事诉讼中的证据调查制度可以分为单轨制和双轨制两种模式。所谓单轨制证据调查,是指证据调查活动基本上由诉讼一方的证据调查人员单独进行,即公诉方的侦查人员进行。所谓双轨制证据调查,是指证据调查活动由诉讼双方的证据调查人员分别进行,官方的证据调查服务于公诉方,私人或民间的证据调查服务于辩护方。换言之,在单轨制下,查明案情和收集证据是以检察官和警察为代表的“官方”活动;而在双轨制下,查明案情和收集证据则是控辩双方的活动,而且双方的证据调查应该得到相对平等的“武装”和保障。

   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证据调查属于典型的单轨制模式,而且存在相当严重的片面性。无罪证据不能进入诉讼程序,有罪证据无论真假都可以在诉讼中畅通无阻。于是,司法人员片面地根据有罪证据认定案件事实,冤错案件由此而生。

  

   四、科学证据的不当解读

   19世纪以来,科学证据在人类司法活动中的运用得到了长足发展,逐渐步人司法证明舞台的中心。继笔迹鉴定法、人体测量法和指纹鉴别法之后,足迹鉴定、牙痕鉴定、声纹鉴定、唇纹鉴定等人身识别技术不断扩充司法证明的“工具库”。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DNA遗传基因技术,更带来了司法证明方法的飞跃,成为新一代“证据之王”。毫无疑问,科学证据提升了司法证明的科学性,可以使执法司法人员更加准确地认定案件事实,从而降低错判发生的机率。但是,科学证据并不都是科学的,也会出现误差。因此,准确解读科学证据对于认定案件事实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换言之,司法人员既要重视科学证据,又不能迷信科学证据,否则就会步人不当解读的误区。

   (一)把种属认定结论误读为同一认定结论

   同一认定和种属认定是科学证据所能解答的两个基本问题。前者是要认定案件中先后出现的客体是否为同一个客体;后者是要认定与案件有关之客体的种类所属或者先后出现客体的种类是否相同。在刑事诉讼中,司法证明的核心任务是认定哪个人是作案人,而不是认定哪类人是作案人。同一认定结论可以确定具体的人或物同案件事实的联系,但种属认定结论就做不到这一点,因此同一认定结论的证明价值要大于相应的种属认定结论的证明价值。

   在司法实践中,有些侦查人员甚至审判人员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把种属认定结论用作同一认定结论,这就容易导致事实认定的误差,也就可能造成冤错案件。例如,在滕兴善冤案中,广州中山医科大学法医物证鉴定中心经检验认定那个斧头把上附着的毛发的血型与死者的血型同为A型。血型相同是种属认定的结论,但是侦查人员却以此认定该斧把上有被害人的毛发,这就是把种属认定结论用作同一认定结论。

   在石东玉冤案中,侦查人员根据血型相同的鉴定结论认定石东玉的衣服上有被害人的血迹,这也是犯了把种属认定结论用作同一认定结论的错误。另外,该案的法医认为,死者身上的刺创是一角钝一角锐,创口在2.2厘米至2. 5厘米之间,创腔最深约为10厘米,因此凶器应为单刃刺器,刃宽为2.2厘米左右,长度不短于10厘米。在石东玉家提取到的水果刀的刃宽为2.5厘米,长度为12厘米,因此该刀可以形成死者身上的刺创。这也是一个种属认定的结论,因为刀刃的宽度和长度都属于刀具的种属特征,并不能使客体特定化。换言之,可以形成这种刺创的刀并不一定就是形成这些刺创的刀。但是该案的侦查人员和审判人员都认定该刀就是杀人凶器。[8]这也是错把种属认定结论用作同一认定结论。

   (二)把倾向性鉴定结论误读为确定性鉴定结论[9]

   确定性与非确定性是人类认识活动中普遍存在的一对矛盾,它主要是由于客体类属边界和性态差异的模糊性所决定的。鉴定结论也有确定性和非确定性之分,这是由鉴定所依据的客体特征的性质所决定的。一般来说,某鉴定所依据的特征特定性强、稳定性大、反映性高,或者说该客体与其他客体的界限清晰、差异明显,那么它就属于确定性鉴定结论;反之,则属于非确定性鉴定结论。例如,同是指纹同一认定,一个鉴定条件好,指印完整且纹线清晰,一个条件不好,指印残缺且纹线模糊,那么其结论的确定性程度显然有所不同。由于非确定性鉴定结论一般都表述为“可能是”或“倾向于认定”,所以也可以称为“倾向性鉴定结论”。

   其实,被冠以“证据之王”的DNA检验结论并不能直接告诉人们某犯罪现场发现的血痕、精斑等生物检材是否某嫌疑人所留,而只能提供一个可供分析比对的图谱,然后由专家进行解析并计算匹配概率,再给出鉴定意见。专家得出的结论并非简单的“是”或“不是”,而是以匹配概率为基础的肯定同一或否定同一的可能性。DNA检验得出的匹配概率不可能达到100%,最佳条件下也只是99%。当然,依据血痕、精斑的DNA图谱进行人身同一认定并不需要那么高的匹配概率。例如,我们可以把肯定同一的匹配概率定为93%,把否定同一的匹配概率定为80%。凡是物证检材与样本检材的匹配概率高于93%的就可以肯定同一,而低于80%的就可以否定同一。那么,当匹配概率在80%至93%之间的时候,怎么办?这就是科学证据的“灰色地带”。在这种情况下作出的鉴定结论就是非确定性的。很多种类的科学证据都可能出现非确定性的结论,这是司法人员必须面对的现实。

   根据鉴定结论的性质不同而进行的这种分类,可以帮助我们更科学地认识鉴定结论的价值。确定性鉴定结论具有较高的证明价值,可以单独作为认定某一案件事实的证据;而非确定性鉴定结论则证明价值较低,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某一案件事实的证据,只能作为参考性证据或补强性证据。但是在实践中,有些侦查人员或司法人员却一厢情愿地把倾向性鉴定结论用作确定性鉴定结论。如前所述,在滕兴善冤案中,铁岭市公安局213研究所根据该无名尸体的头颅和石小荣的照片进行“颅像重合”的鉴定书中说,对麻阳碎尸案死者颅骨和石小荣照片的比对结果是“相貌特征相符”,但是也“有些部位不太一致”。其实,这只是一个倾向性的鉴定意见,但是侦查人员就把它作为认定死者为石小荣的“科学依据”,最终导致了错判。

   (三)把试用期科学证据误读为成熟期科学证据

科学技术是不断发展的,人们对一些新兴的科学技术的认知往往存在差异,即使是同一领域内的专家也会众说纷纭。于是,本来貌似简单的科学证据问题就变得相当复杂。美国华尔兹教授在《刑事证据大全》中把科学证据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已经得到普遍接受的科学证据,(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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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清华法学》201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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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友讨论

哲学牛Philox 2017-10-08 15:43:36

  用事实说话,好文!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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