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泥:脱不开的“政治”陷阱——陈寅恪的“大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237 次 更新时间:2005-08-16 21:3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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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泥  

  

  1919年初,30岁的陈寅恪和26岁的吴宓在哈佛校园里结识,开始了他们长达半世纪之久的真诚友谊。

  吴宓对陈寅恪的第一印象是,他“不但学问渊博,且深悉中西政治、社会之内幕”(《吴宓自编年谱》,P188,三联版1995年12月)。

  能够一眼洞悉到这一层,吴宓不愧为陈寅恪的最佳知己!尤其是“深悉中西政治、社会之内幕”这一条,奠定了这位史学巨匠悲剧人生的基础,愈到后来,愈见其悲剧之深巨!如果不是这一点,他也会像其他文人一样把自己无所保留地献给“政治”,虽然那些完全献出的文人以后受到的遭遇并不轻弱于他。

  这样,他最后的20年才依然和从前一样,始终不渝地主张并力行着“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对科学院的答复》),其悲剧人生不同于其他“过来人”。

  这一精神品格,是1929年他为亡友王国维所写碑铭中,曾经倡扬过的,认为它将“历千万祀与天壤而日久,共三光而永光”。

  这是怎样的20年呢?

  1949到1969年。

  影响其大者:1952年学界兴起第一次政治风暴,即所谓“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前后持续七八个月;1954年批俞平伯红学思想、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体系,费时一年;1957年“反右”和“兴无灭资”,时长两年有余;其间余震不断,终于来了一场十年“文革”。

  在一次次“运动”中,政治家和“革命”群众鼓荡起摧“枯”拉“朽”的风暴和狂飓突进式的政治“伟力”,将整个社会导入“抽疯”状态,用批判、交心、检查、揭发、搜索、武斗、贴大字报等形式,对知识分子和广大民众进行“统一”与“纯化”,到1960年前后,中国人的人格、尊严、情操、精神与意志,已被点点滴滴剥落磨灭干净,影响之久远,不是今人敢所妄断的。

  它“毒化的岂只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毒化的更是数代学人的灵魂”(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20年》,P220。三联版1995年12月)。

  从文化、知识交流史看,对此影响最大的无疑是法国大革命时的激进思潮。最先发现这一点的正是陈寅恪。

  吴宓在日记里曾经写道:“陈君寅恪谓西洋各国中,以法人与吾国人习性为最相近。其政治风俗之陈迹,亦多与我同者。美人则与吾国人相去最远,境势历史使然也。”(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p7,清华大学版1992年)

  受到这股“革命”思潮的激励,在地上建立“天国”的政治家们,第一步着手进行的是运用权力,把每个人都牢牢镶嵌在“组织”中,进行“改造”、“洗澡”,以“端洁”灵魂。结果事与愿违,造成我们长达30年之久的空前的文化荒漠期。在这块大漠上刮动的凄怨的号风,至今缭绕不绝,愈是对传统文化浸染深切的愈见其厉。

  陈寅恪曾经带有自我表白性地说:“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度愈宏则其所受苦痛亦愈甚。”“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王观堂先生挽词序》) 但陈寅恪的悲剧人生,又远远不是因文化衰落而引起的,它更是外加的“制度”性的,因而也是普遍化的。

  自1952年始,全国高校院系迅猛调整,各所大学和其它社会“细胞”一样,被强行纳入庞大的官僚体制中,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随之失去了最后一块赖以立身的、能够保持“独立”和“自由”的土地。代表社会正义、构成社会舆论督促力量的知识群,由此失去了他们在现代社会里应有的意义与作用,这种“附皮之毛”的、人人只以政治之工具而存在的组织模式,为日后“政治神学化”、大跳“忠”字舞等等埋下了伏笔。“不宗奉马列主义”、“不学习政治”的陈寅恪即使一再申明自己“不谈政治,与政治决无连涉,和任何党派都没有关系”(《对科学院的答复》)也行不通了。

  在那样的时代,“政治”会主动干预到每个人的思想精神领域里,将人人“包”下,作为固定不动的政治大机器上的一个小小的、“微不足道”的零件,一切为行为短期化、功利化的变幻不定的“政治”服务,否则就有“小资产阶级”、“右派”、“反革命”之嫌。一经上纲上线,,余生就只能接受“群众”的改造或批斗了。

  不堪其辱的傅雷夫妇自杀了,和毛泽东讲道理的梁漱溟沉默了,言则“老子天下第一”的诗人梁宗岱像沈从文改行研究服装一样研究中草药了……一切没有变的是陈寅恪这个“反动”的学术权威。

  他真的没有变吗?他真能脱出“政治”吗?

  没有,也不可能!相反,他陷得更深、变得更多,因而心灵的苦痛也强烈于任何一个人。无所不在的“政治”,决定了陈寅恪只能“聊作无益之事,以遣有涯之生”(《寒柳堂集》),最后“著书唯剩颂红妆”。他在选题上、思想上、信念上、情感上、精神品节上,都无时不受到这个外来环境的影响。这是陈寅恪那一代文人共同的悲剧之根源! 这位历史通人先知先觉地说:“纵览史乘,凡士大夫阶级之转移升降,往往与道德标准及社会风习之变迁有关……值此道德标准社会风习变易之时,此转移升降之士大夫阶级之人,有贤不肖拙巧之分别,而其贤者拙者,常感受苦痛,终于消灭而后已。其不肖者巧者,则多享受欢乐,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其何故也?由于善利用或不善利用此两种以此不同之标准及风俗,以应付此环境而已。”(《元白诗笺证稿》)

  当时的“政治”已经决定了时人的道德风习,投机取巧的不择手段,一时间成了“暴发户”,转刻又被新手们打倒,真是“长江后浪灭前浪”!

  这是那段特定历史阶段的奇观。

  陈寅恪是“逆流”而行、超于“流”上的,他的殉道精神撑支着他,他知道“思想不自由,毋宁死”对一个文人来说是何等的真切。

  不幸的是,在他生命的最后三年里,这位兼有左丘之失明、孙子之“膑”足的老人,一听见喇叭里喊他的名字,已经吓得浑身发抖、尿湿裤裆了!他的解脱之日快到了,他快走了——那是1969年10月7日凌晨5时许。

  过去他还能凭借一股顽强的生命意志,去傲视苦难和遭遇,现在他那高贵的头颅再也没有气力扬起来了。《报任少卿书》所谓“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管锥编》所谓“轗轲可激思力,牢骚必吐胸臆”(p937)那也是有条件的啊——它需要生命的朝气和热劲!老人恰恰没有它们了,再也不能“刺刺不休,沾沾自喜。忽庄忽谐,亦文亦史……嗟陈教授,越教越哑……刻意伤春,贮泪盈把。痛哭古人,留赠来者”(《柳如是别传》之《稿竟说偈》)了!

  现代意义上的“思想自由”“精神独立”,难道不只有在社会全面“法治”以后才能真正拥有吗?

  所幸的是,陈寅恪一生的著述虽然不多,只有二、三百万字,但其中的大部分都有创见。从49年到66年,他新撰论文十数万字;从53年到64年,他写出了两部计九十万字的专著,十五年间的创作是他一生著作的一半。一代史学大师的名山事业在多灾多难的60岁以后,赢得了第二次辉煌!

  由此对照,谁能说司马迁的“《诗》三百篇大抵发愤所作”那段话不涵盖了这一沿袭几千年的、专制政体治下的、一切优秀文人的“必然”命运呢?

  “自信似云舒卷,心高与月徘徊”,这该是传统文化大师们的精神写照吧?然而云是白的,也可能是黑的,月有阴的,也可能有晴的。天际的云朵儿似乎“舒卷”自如,头顶的月牙儿仿佛“徘徊”无羁,其实何曾有一时不受着“神秘”力量的幕后操纵呢?“通悉中西政治、社会之内幕”的陈寅恪是知道这些的,因而安然承受了“天命”,在好友王国维之外,走通了另一条通向“天国”的世俗之路!文人岂能离得开“政治”呢?

  标榜“超政治、纯技术”如陈君寅恪者,一生的遭际足以说明一切了!几千年来中国优秀文人的命运如此一致而相近,说明了什么呢? 它恰恰说明,一个容纳现代意义上的思想自由、学术自由、精神独立、人身独立的外界环境,是需要一代代的人们、尤其是知识分子去不断力争,通过法治加以获致、确立和保障的!虽说它是一个漫长而渐进的努力过程,我们也丝毫不能放弃这个权利,“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对科学院的答复》)。

  无论怎么说,有前者的“因”,才有如下的“果”:“无自由之思想,则无优美之文学”(《论再生缘》);“吾国近年之学术,如考古历史文艺及思想等,以世局激荡及外缘薰习之故,咸有显著之变迁。将来所止之境,今固未敢断论。惟可一言蔽之曰,宋代学术之复兴,或新宋学之建立是已。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

  终必复振!无论后人喜欢不喜欢,这就是我国传统文化强健的生命力所在!这也是每一位中国知识分子的“根”——惟一的“根”。

  离了它,中国人谁也不会长大,无论你住在内陆、香港、美国、法国还是西班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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