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四川大学历史系讲师周鼎在人人网上发表了一份“自白书”，激发媒体热议。周鼎作为从教八年、颇受学生欢迎的教学名师，由于长期不发表CSSCI论文，不申请项目，一直无法升为副教授。尽管川大为一线教师晋升教学型职称开设了绿色通道，由于周鼎的工作量和工作年限都不够，亦未能如愿升等。于是，压抑已久的周鼎老师不吐不快，痛陈高校教学、科研、职称评审的各种弊病。
“自白书”出炉后，媒体多为周鼎老师鸣不平。但也有不同的声音，如教育研究专家熊丙奇先生认为，国内高校的职称评定体系并不算严苛，如果周鼎在国外，更评不上教授副教授。那么，民国时期大学教师怎样评定职称?如果周鼎生活在民国，能否成功升等副教授?就让我们来考察一下过去的大学教师资格评定问题。
北洋时期的混乱与无序
中国现代大学体制源于西方，初建时规章制度都不规范。1912年，政府颁布《大学令》，规定大学教员分为教授、助教授、讲师三级，但未规定晋升的标准。1917年，教育部公布《国立大学职员任用及薪俸规程令》，规定大学教师晋级参照五个标准：一、教授成绩;二、每年授课时间的多寡;三、所教授学科的性质;四、著作及发明;五、社会声望。从这个标准来看，前三个标准都与教学有关，第四个标准才是著作，说明当时最重视的是传道授业解惑。实际上，这只是一个参考性标准，具体的决定权在各校校长，校方聘任或晋升某教师后，呈报教育部知晓即可。
颇有意思的是，在当时，“社会声望”也能成为一种晋级的标准。而且，从事实上看，当时知识精英稀少，“社会声望”常常成为大学聘任教员的重要标准。比如五四时期的吴虞，虽然游学日本，但仅在成都担任过中学教师。因为他投稿《新青年》，发表了几篇激烈的反孔文章，被胡适誉为“四川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遂被北京大学破格聘为教授。再比如陈寅恪，游学海外多年，既无学位，又无论文，由于吴宓和梁启超的大力引荐，年仅36岁即成为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四导师之一。
当然，如果真正在西洋获得硕士、博士学位，几乎等于获得了金饭碗，必定会成为各校争相礼聘的对象，甚至未毕业即被许以教授资格。比如，1923年，冯友兰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未回国即被河南中州大学聘为文科主任。
此外，当时各大学都设有国学系，国文、史学教师多出身于私塾，并未受过大学教育。按教育部规定，只要对学术确实有精深研究，也可充当文史科目的副教授、教授。此规定一直延续到30年代末。不过，由于社会普遍的崇洋心理，国学教授普遍不受重视。比如圣约翰大学国文教员蔡观明，本是带领学生脱离圣约翰的功臣，然而师生另立光华大学后，当局更重视具有留洋经历的教授，歧视国文教员。一年后，他便辞职回乡了。
在职称评定中，还有一种情况需要说明。北洋教育部原则上禁止大学教师在校外兼课。不过，由于知识精英奇缺，无法真正禁止一人兼任数职。北洋政府遂规定，在必要时，大学可以聘请兼任教员，但工作仅以在学校授课为限，薪水按上课钟头发放，职称为“讲师”。因此，1927年前后，受上海光华大学聘请，教授中国哲学史的胡适，在《光华年刊》上的职称仅标明为“讲师”，以示其兼课身份。若不明就里者，以为光华大学仅给胡适“讲师”资格，实在是大材小用啦!
国民政府时期的调整与规范
国民党执政后，马上改变了北洋时期混乱无序的现状。1927年6月，政府颁布《大学教员资格条例》，规定大学教员分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四等。其中明确规定，讲师需符合以下三个标准之一：“国内外大学毕业，硕士学位，有相当成绩;助教满一年以上，有特别成绩;对国学有研究贡献。”副教授应具备以下资格之一：“在国外大学研究院研究若干年，有博士学位，有相当成绩;讲师任满一年以上，有特别成绩;对国学有特殊贡献。”教授则应符合：“副教授任满2年以上，有特别成绩。”
有趣的是，这个政策虽然有硕士、博士的学位门槛，但对科研也没有严格规定，只是笼统说“有成绩”，不像现在，会量化为发表多少SSCI、CSSCI，拿多少省部级项目。所以，从理论上讲，只要一个教师有洋学位，在国内担任一年讲师，就可升为副教授;再担任两年副教授，便可以成为教授。而且，从规定上看，各校仍有较大的自主权。教员职称审查、评定主要由学校的学术委员会来评议，只是需要有一名中央教育行政机关的代表列席。评定审查合格后报部备案，由教育部发给证书。
不过，还是有一种无形的压力存在，便是大学教师常面临着失业的危险。当时大学采取聘任制，教学口碑不好，学术水平差，或学校当局不喜者，常常会被高校解聘。这一点便不如今日高校教师有铁饭碗(其实也在逐渐实行聘任制)。当然，那时很多所谓著名教授，实际都类似现在的媒体人，在公共舆论界享有盛誉。他们对学术不感兴趣，主要关注点在政治，所以也不怕被解聘。比如罗隆基曾担任上海多所大学的教授、系主任，因批判党国受压迫而辞职，去天津当了《益世报》主笔，出门配汽车，生活比大学教授滋润多了。
抗战爆发后，陈立夫担任教育部长，对大学教员采取严厉的资格审查。1940年8月，国民政府颁布规程，首先取消了“国学有特殊成绩者”可以担任大学教职的豁免权，其次增加了任教年限，明确了“科研”标准。比如，讲师要成为副教授，必须符合以下三点之一：“有国内外大学博士学位或同等学历且成绩优良，有价值之著作;任讲师三年以上，有专门著作;有国内外大学硕士学位或同等学历，从事研究职业四年以上，在学术上有相当贡献。”至于升教授，更要求在副教授标准的基础上任职三年以上，“有重要著作”。
陈立夫就任教育部长后，对大学教员采取了严格的资格审查。
更重要的是，教员职称最终评审的资格完全收归教育部。学校需要将教员的履历表、毕业证和学位证、著作、服务证明等上交教育部，由教育部的学术委员会审核。比如储安平所在的国立师范学院，1941年将储安平以教授的资格上报教育部申请，不久批文发回，仅同意给副教授资格。储安平没有真正的硕士学位，仅在伦敦大学游学一年，由于曾在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中央政治学校等处任教过三四年，勉强符合硕士同等学历加研究经历四年的标准。不过，由于该校地处偏僻的湘西山沟，一般学者不愿前来任教，储安平虽然是副教授，学校仍给予其教授的薪水。
资格评定背后的薪金差异
我们看到，尽管抗战时期教育部严格规定了职称评定，在科研方面仍仅规定“有学术著作”，而无发表论文的要求。当时虽然有不少高水平的学术期刊发表论文，但大体属于同人杂志，主要目的是对外展示研究成果，地位绝不像今天的SSCI、CSSCI这般“神圣”。而且，发表在报纸上的也可算作论文。比如《大公报》主办有各种学术周刊，经常发表篇幅较长、带注释的论文。
至于著作，似乎更容易搞。因为出版自由，私人也可以办出版社，发行学术著作。比如，储安平被降为副教授后，写了一本《英国与印度》，主要讲印度被英国殖民的历史，在桂林“科学书店”出版。1943年又以“国立师范学院”的名义印了一本两万字的小册子。1944年，他的三年副教授期满，加上这两本所谓学术著作，成功变成正教授。战后则成为国立复旦大学的教授。
当然，像储安平这种资格勉强，学术方面用功有限的学者，虽然可以成为教授，却无法成为更高一级的教授——部聘教授。部聘教授或可类比为当代的长江学者，由教育部聘任，任期五年，名额三十人。资格是在国立大学任教十年以上、声誉卓著、本领域有重要学术著作。部聘教授的审查非常严格，需要各校先提出名单，教育部组织学术审议委员会表决。查浙大校长竺可桢的日记可知，评定第一届部聘教授时，由于学术委员会争论不下，最后决定将名单发给各校从教十年以上的教授普选。从评选结果来看，包括杨树达、吴宓、陈寅恪、汤用彤、茅以升、曾昭抡等，说明此种选拔尚属公平公正。第一批部聘教授到期后，教育部决定全体延续五年聘期。
不过，部聘教授的荣誉大于实质，在待遇上与普通教授相比，并不算太悬殊。真正悬殊的是一般教授与讲师、助教之间的薪水差别。仍以抗战时期的国立师范学院为例，教授廖世承薪水最高，每月可以拿到550元，一般助教吴忠匡月薪只有110元，两者相差5倍，中间近20个等级。而助教吴忠匡的薪水又是最低级的书记员22元月薪的5倍。如果说一个书记员的薪水就可以养活三口之家，比他薪水多20余倍的教授简直可以算学校的富豪了!那么，当时的助教、讲师对升等副教授、教授的迫切程度，当不在今天之下吧!
